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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有感——与池上正治先生商榷


鞠曦

读了池上正治先生的大作《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之后,为他对中国文化的衷爱之情所感动,深为其几十年来奔波于中日之间、为加深两国之间的文化了解和友谊所付出的辛勤工作而赞佩不已。

我和池上正治先生相识于1997年10月南京“古天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上。记得他所作的学术报告之题目是:《徐福在日本》,他的演讲充满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友好之情。他的学术风格,通过他对徐福的研究,通过他的流利的汉语,给到会的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中我和池上正治先生单独作了学术交流,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使我感触颇深;由于我对哲学上的兴趣,与他讨论了日本的哲学现状,以及对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人类哲学问题进行了探讨;谈话中池上先生每每表示了对人类哲学现状的担忧之情,并分析了日本哲学已西化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能够深入讨论更多有关中国文化的问题。

所以,能够比较深入了解池上正治先生对中国文化有这样深刻的研究,应该归功于由王文、陈刚翻译并由王文女士转寄给我的这本《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本来,我接到了池上正治先生寄来的邀请函,邀请我去武汉参加该书的出版纪念会,只是由于当时实在抽不出时间,失去了再次与池上正治先生晤面的机会,很是遗憾。

收到《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之后,用了几天的时间,仔细拜读并研究分析了池上正治先生研究中国文化的观点,为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而倍感亲切。尤其是他所具有的历史性眼光,以其对中国文化朴素的情感,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其艰辛的研究,并冲破种种阻力多次访问中国。在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为了研究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日本的自费研究者,曾130多次访问中国,出版了大量著述,向日本人民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友好而辛勤工作,作出了瞩目的成就,这使我由衷的敬佩他。

更为重要的是,池上正治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例如对中国气功及对“气”范畴的研究,以其一个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所能达到的层次,已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了。池上正治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向世人证明了“如果日本人认为(中国)除了熊猫外什么也没有的话,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或者说是对中国理解不足”(池上正治:《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第275页,王文等译,武汉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以下引该书时,只注页码)。有鉴于此,他多年来不断向日本人民展示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

由于中国文化研究在近代以来的落后,不但中国人自身对古代文化中那些深奥和宝贵的内容不能很好的理解和继承,池上正治先生以他所接受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以一个日本人的眼光来对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作出判断,受其时代和文化的限定而出现一些理解上的偏颇,就势不可免。有感于此,本文作为学术交流,对于《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对中国文化一些内容理解上的偏颇之处,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池上正治先生商榷。

一.关于孔子“述而不作”的问题

池上正治先生在大作中论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时说,“过去传统中国本草药书籍只是愚直地引用古人的内容,孔子对此曾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述而不作’,即转述古人的论点而不创造性的发表自己的新见解。然而,李时珍立足于中国传统本草学,创造性的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从这一点上是破天荒的。”(5-6页)孔子的“述而不作”,出于《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如我老彭”;在同一章中,孔子还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由上表明,孔子的论述,出之于对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之道的理解,使他在思想的承诺与推定中“一以贯之”。之所以“述而不作”是由于孔子对中国文化之“道”的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在经过尧、舜、禹、汤、周的发展后,在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之道一以贯之的思想形式。对于这些,孔子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由于这些宝贵的思想财富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已分崩离析、“礼崩乐坏”,所以,孔子力挽狂澜,力图复兴以尧、舜、禹、汤、周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道,并作出了划时代的理论贡献。但是,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由于失落了孔子所坚持的中国文化之道,在历史的演进中导致中国文化越趋落后,并且由于近代西学东渐,中国文化就更失其本来面目。虽然近当代以来国内外有“新儒家”出现,但同样由于方法论的限定,对于孔子所坚持的“述而不作”的“一贯之道”仍没有给出自在的诠释。因此,这一问题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古往今来的疑难问题,成为上至韩愈、中至程朱,近至陆王,直到当代新儒学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把尧、舜、禹、汤、周以来的中国文化之道外化为哲学的形式和并推定其哲学体系的问题。笔者近年提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即在力图完成这一工作。研究表明,“述而不作”是孔子的方法论之一,是他对中国古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所以,“述而不作”不是有如池上正治先生所论的那样,把“述而不作”对应于“本草药书籍”研究的方法,而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根本问题的看法。并且,以中国文化之“道”而论,医学之术一向被认为是“道之绪余”,因此,对于以承载中国文化之道的孔子,“述而不作”是形上之论,因“君子不器”,所以,对“道之绪余”的形而下医术,是不足为“道”的。因此,把孔子的“述而不作”论之于“道之绪余”,是不妥当的。

二.关于笛卡尔哲学问题

池上正治先生说:“笛卡尔提出了宇宙的根本原理是由精神与物质两因素组合成的二元论……,根据笛卡尔怀疑一切的哲学理论,由唯心论脱离出来的欧洲把精力放在物质追求上,由此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丰富的物质文明。”(第154页)关于笛卡尔哲学的性质和所产生的作用,是西方哲学史中的重要问题,而池上正治先生上论却有失于西方哲学的本来意蕴。笛卡尔的哲学只所以被称之为二元论,是因为西方哲学在经过古希腊的本体论阶段发展到近代之后,开始了所谓的认识论阶段。这是由于:一方面古希腊本体论所认为的存在(例如逻各斯)需要一种主体性的证明(以证明主体之认识是否具有与本体的同一性),而另一方面由于文艺复兴推动了人的主体自为的自觉性,这样一来,使之在认识论的推定中去证明主体性问题。所以,在这样的哲学推定产生笛卡尔的二元论是西方哲学的必然。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由于精神和物质的(心与物)非同一性,主体的自为与客体的自在的非统一性,不但使笛卡尔的二元论陷入困境,而且在后来的休谟哲学中,由于清醒的认识到主体的认识没有与客体同一的因果必然性,因此,主体的认识与客体不但没有因果性联系,而且不能证明主体自为的自在性。显然,这一认识论中的重大问题(虽经康德、黑格尔的努力),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解决,成为困扰当代科学的哲学问题(例如测不准原理和量子的统计规律等问题)。问题表明,笛卡尔提出的心与物非同一性问题被培根的经验论取代为物理学意义上的主体操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经验论促动了物理科学的发展,创立了所谓的当代物质文明,而笛卡尔的心物非同一性问题却始终是哲学上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问题之一。心物统一性问题自笛卡尔提出后始终没有解决,唯物主义由于给不出本体性的心物统一性之证明,“唯物”最终必然回到“唯心”的逻辑推定之中,由此形成了唯物主义怪圈。就池上正治先生所论证的造成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而言,其并不简单的是由笛卡尔的二元论所形成,更重要的是由于唯理论和经验论思潮的结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最终导致对物质的索取和利用,这是应当明确的问题。

三.关于《内经图》和《真修图》的问题

很高兴池上正治先生能在他的书中讨论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有关问题。中国古代生命科学是我感兴趣并进行长期研究的课题之一,因为其不仅代表了中国科学的基本形式,而且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问题。池上正治先生通过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对中医学的了解,以及他曾在青城山修学及对道教的考查研究,因此在书中对道教修学及《内经图》、《真修图》(又称《丹成九转图》)作了介绍。但是,应指出的是,由于池上正治先生不了解道学向道教转化所具有的中国文化之道的基本意义,因此,他在对《内经图》中所表证的功理功法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误解。例如,关于《内经图》中有关道教内丹功──小周天功法中的“坎水逆流”的理解,池上正治先生简单的认为是“从阴阳转化的原理来看,南是终极点应向北,具有水的属性‘坎’,将原来生理下行过程中产生的能量如水逆流而一气上升。”(第177页)在丹道功中,有“顺者人,逆者仙,中间只须颠倒颠”之谓,其意义在于指出了将肾中元阳通过修练而逆行打通督脉,从而练精化气,使身体返还先天状态。其理为“一脉通而百脉通”,任督二脉所统辖之阴阳百脉畅通无阻、阳长阴消而返老还童,从而延年益寿。依照道学推定的“卦”象之理是:任督二脉通为坎上离下为《既济》卦,因此,坎者,肾水之喻也;离者,心火之喻也;此为人体后天八卦通过周天修练转为先天八卦,使之乾坤交泰,阴阳和合,是对《内经》“七损八益”之理的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坎水逆流”概括了中国古代生命科学的理论模式。内丹之学,创于汉末唐初,兴于宋元,最终为道教全真派奉为基本大法。而池上正治先生所考查的青城山,宋代以前,主要是道教天师正一道的道场,内丹之学不为所重。元明时期,虽有“全真道”龙门派后裔陈清觉等修行于青城山,内丹之学开始在青城山一带流传,青城山开始由天师正一道改为全真道龙门派道场。虽然这样,由于当代道教的衰落,教内精于内丹之学者寥寥无几。当代的青城山虽为龙门派,但仍保留了相当精熟的天师正一道的符 之术,修持内丹且有成就者无几,所以,池上正治先生虽在青城山修学一个多月,没能对道教的内丹之学作深入的研修,也就并不奇怪了,这从青城山的道士们对内丹修持的理解中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打坐吗,没什么特别难的,很简单……晚上在自己的床上盘着两腿,手或者交叉,或者重叠,呼吸自然,一次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142-143页)。显然,关于打坐练功,这样的修法违背了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之教,邱处机反对这种“枯坐”之法。并且,青城山的道士们没有对男丹和女丹的功法之不同进行区别。在丹道功法中,不但男丹和女丹的功法下手工夫不同,而且也不是“没什么特别难的,很简单”,因为在实际的内丹功法中,在“饮刀圭”、“进阳火、退阴符”的修练时,具有相当复杂的功法,向有“传功不传火”之谓。因此,象青城山的道士们这样简单的理解道教的内丹功理功法,不但不正确,而且也使池上正治先生对道教之功理功法的理解由此陷入了误区。遗憾的是,池上正治先生在书中没有对《真修图》作进一步介绍。《真修图》是道学之宝,其对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练虚和道的功理功法一统无余。如果在理解了《真修图》的基础上推定《内经图》的原理,就会正确而无所遗也。

四.关于任脉和督脉

任脉和督脉是内丹功的理论基础之一,但池上正治先生对此所作出的理解却远没有达到本质。因为他说:“任脉是腹和胸,督脉是背,无论那一种都要经过人体正中线。连接延伸鼻下的督脉和到达颚部的任脉是舌头。为了使八脉中的两支联结,并在上半身循还,只将舌头抬一下,接触到上牙内侧稍上部位的硬处即可”(180页)然而,内丹学的功理和具体操作并不这样简单。其内丹学的功理认为,人在出生之前、尚在母体之内时,任督二脉是自然相通的,因此是阴阳合和。出生之后,任督二脉断开,阴阳分化而转入后天,所以,如果认为“只将舌头抬一下,接触到上牙内侧稍上部位的硬处即可”就可将任督联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修练内丹之学要首先在下丹田培养“真气”,然后用此真气过“下鹊桥”而通后三关(命门、夹脊,玉枕)达百会,再通过上鹊桥而通任脉,归下丹田而成“小周天”之功。只有这样,才为任督相通。具体修练者,因身体条件不同,修成任督合和的“小周天”,需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小周天”是内丹学的筑基功夫,属道学入门之要,是应首先明确的。有感于池上正治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数十年来所作出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内丹学失之应得,是很遗憾的。所以,笔者着意指出内丹学的问题,是有感于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将成为人类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希望池上正治先生再来中国时,能再次修练内丹之学。我想,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悟性,他一定能在自身受益匪浅的同时,更加感觉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并将其带回日本乃至世界,为人类的健康、幸福及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虽然有以上问题的存在,《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仍不失为是一本成功的好书,因为它在许多方面客观的表达出中国文化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当代的中国文化研究提出了问题──例如内丹学科学原理的推定。所以,我为能读到这样一本域外学者论中国文化、论中国文化之道的好书,在此向池上正治先生和该书的主编王保畲先生、翻译王文女士、陈刚先生致以深深的敬意。

池上正治:《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王保畲主编,王文、陈刚 译,武汉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001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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