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芬撰写的《传统与个性——唐宋六大家与儒佛道》一书，是一部研究唐宋思想与文学的力作。淡黄底色的封面上，“传统”与“个性”两个词汇，被分置在一个黑色图案的两边，显得格外醒目，似乎正标示着作者切入六大家散文文本的视角，也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作者内心的问题意识。唐宋六大家是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这六位著名文人。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显示的，作者旨在探索以儒、佛、道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如何对这六大家施加影响，或者说，六大家如何以他们不同的个性接受和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书中精彩的个案研究，使六大家独特的思想风貌与心理轨迹跃然纸上，也让古代思想传统、文人个性心理与散文创作三者间的复杂关系明晰起来。无论以思想史的眼光去体察，还是以文学史的标准去考量，《传统与个性》的确很传统，又很个性，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作者看来，唐宋六大家对儒佛道思想的接受过程中，悠久的思想传统与他们的个性之间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合反应”，其结果是，六大家不同的性格与经历决定了他们所理解和阐发的儒佛道思想具有显著差异。揭示六大家思想差异的心理动因，探索其背后的个性差异，是该书的中心任务。
作者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三方面的差异来展开的。首先是六大家对理论的诠释与该理论原始形态间的差异。例如作者认为，欧阳修对生命自然属性的认识体现了其对道家生命观念的认同，但她进一步揭示了“同中之异”：欧阳修以一个“灵”字概括人类的优越性，既不同于道家将人与万物混同的思想，又不同于儒家将人性定位在道德层面的做法。（第91页）诸如此类的精到结论在对六家的论析中时可见及。要对思想观念的差异作如此细致的梳理，如果没有锐利的学术眼光恐怕是难以办到的。唐宋六大家同样受到儒佛道传统理论的影响，但由于他们的经历与个性不同，对原始理论的诠释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是作者关注的第二方面的差异。如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韩、欧皆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欧对韩更是推崇备至。然而，作者敏感地觉察到两人文章观念存在着如下的差异：“韩愈赋予文章的全部责任都落实在明道化世这一点上，由此出发，他感到直接事功行道比著书立说更能奏效，只要不到穷途末路的程度，理应把事功行为置于文章之前。欧阳修则把生命意识和他所理解的人类特有的灵性倾注于文章之中。……即使是明道的观念也浸润在生命意识之中。”（第113页）作者认为，在不同的思想观念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六大家各各相异的个性心理，这是本书揭示的第三方面差异。在本书中，作者常能透过表象，对理论表述背后的心理动因作极其深刻的分析，以揭示六大家个性心理的不同。如讨论曾巩的心理时，作者就对这位向来被目为“醇儒”的文人的内心世界作了如下分析：曾氏对孔孟的解读主要集中于精神自守这一点上，而他将扬雄出仕王莽的行为解释为“身所以伸道”，同样源自对其精神自守的肯定。而他在全力肯定主体精神自守的背后，其实都是以“自守其道的心理优势掩盖实质上的地位弱势”，“不过是为失意者的弱势心理寻找合理高尚的参照和支撑而已”（第155页），可以说，这已经触及作家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诚可谓诛心之论。
对这三方面差异分析和考察，是该书的一个亮点，它源自作者对六家文章的熟悉，更是研究方法更新的必然结果。对于书中运用的方法，作者是有所自觉的，在论及王安石的思想轨迹时曾有表露（第168页）。而全书结语中的一段话，似乎更可以概括作者的研究思路：“如果能从整体着眼将研究推向深入，就能看到，对某一个体而言，往往是一种确定的内趋力促成了某种认识，看似两相对立的思想矛盾其实是一种表象，是其思想认识体系一个侧面的反映，因而只要挖掘出统一的个性内核，很多矛盾现象都不再呈现孤立的状态。”（第274－275页）实际上，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旨在挖掘唐宋六大家不同的个性内核，使六大家散文文本中的某些特征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进而推动古代散文与创作观念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7月4日第9版，署名冯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