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刘清平 著
一、利
４. 朝更老的通俗祖宗回归
不过，这里好象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
恐怕没有谁会否认不曰利超乎利的儒学道家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事实。
既然如此，曾经在历史绵延中拥有如此悠久的高雅存在的中国人，怎么会因为一股只有短短二十年光阴的时代浪潮，就一下子变得如此功利，以致于不仅敢向西方的洋大人、而且也敢向自家的高雅老祖宗说“不”？
或许是因为这些高雅的老祖宗们还不够充分的老？
所以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向更悠久的文化源头回归。
于是乎首先就要面对着鼎鼎大名的源初《易经》。
它可以货真价实地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年头儿最长的几部经典之一，据说能与伏羲老先生建立起直接的血缘关系？
别忘了“尊老爱幼”可是咱们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爱幼”或许还出自转义即刘言非语喜欢的兜圈圈弯弯绕，因为俗话说得好：“打是亲骂是爱”——娃娃们不用棍棒教训一下，既成不了大器也没办法尽孝。
但“尊老”却绝对是直译，没有任何假借，如同氏族时代一样，胡子最长权威最高。
结果，这部胡子几乎象长白山一样又长又白的“元典”，在传统文化中自然也就倍享尊荣极具权威，竟会被儒道两家都捧为“文化之初”、“群经之首”。
这可是没法再高的抬举——你还能再“首”到何处、“初”到哪里？
所以，倘若能从这里为当前中国人浓郁深重的功利性现在找到历史绵延的大河源头，那自然也是无可怀疑的之首之初。
要做到这一点好象也不是十分困难。因为倘若揭去那层令人战战兢兢的“经首文初”面纱，这部至高无上的元典原不过是一部占筮之书，也就等于说是现代算命在文献资料方面的绵延性开山鼻祖。
历史上的中国人居然把这种不入流的通俗玩艺儿当成群经之首文化之初，实在让我们不好意思再多说些什么……
不过，或许也正是由于如此占筮这般通俗，这部元典才会象今天的算命先生那样，十分关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时甚至还会屈尊俯就，专门讨论诸如“求婚媾”、“涉大川”、“夫妻反目”之类的小问题，似乎连两口子结婚过河然后又天天吵架这样一些不起眼的琐事，也属于它的管辖领地？
这就使它很有俗不可耐一俗到底的心胸气概，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体现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大众化历史性曾在，从而使我们在解决现在的问题时能感到万分的干脆痛快。
更干脆痛快的是，正象今天的算命先生免不了会冒出“大吉大利”之类的话头一样，这部占筮元典居然也开口闭口离不开一个“利”字，象什么“元亨利贞”、“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利用为大作”、“不利为寇”等等，简直是此起彼伏不一而足。
后来的《易传》曾拔苗助长地将这些“利”字解释为“义之和”，试图借助“义利合一”的手段，来提高《易经》的思想觉悟。
其实，正象今天很难再让算命先生们到什么什么地方去接受什么什么再教育一样，我们也很难把《易经》所说的“利”拔高到哪里，因为只要在刘言非语中一引进既能体现传统积淀、又可追上国际时髦的象形文字的训诂分析，就足以暴露出它的原义实在是俗气之极：
“利”者，“禾刀”也。以刀刈禾，“利”无大于此者矣？
难怪“利”其实本来就“俗”，“俗”也必定通向“利”？
非语刘言的分崩离析：“俗”者，“人谷”也。人一吃谷子就“俗”？
只要是“以刀刈禾”，保准有“人吃谷子”。
不仅如此。《易经》还想进一步把“利”说成是人们从事一切行为活动的基本动机，以致于明目张胆地鼓吹：有油水的行当大干快上，没好处的事儿撒手别管。
比方说，所谓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显然就是怂恿那些准备升官并且发财的人们，一看见天上的龙飞凤舞，就应该马上自出茅庐毛遂自荐，主动到大人们那里登门拜访意思意思，铁定了今后大吉大利。
比方说，所谓的“不利为寇”，自然也就是告诫那些可以教育好的贼男女：鬼鬼崇崇当小偷做强盗决不会有好下场以及好下水，还是趁早金盆洗手回头是岸。
结果，在这种唯利是图精神的主导下，这部被高雅传统奉为经首文初的元典，居然会象后世那些通俗小说的主人公们一样，满嘴极富感性色彩的“酒色财气”——一些最最功利性的存在因素，外加苟延残喘时免不了要出的那口气。
鉴于“酒色”问题尚属于还要耐心待命且听下回分解的后话，这里只打算蜻蜓点水般提一下目前正在讨论的“财”。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富家，大吉”的爻辞：大款儿娶了小蜜儿成家立业，岂不就是六六大顺万事大吉？
这简直是在为今天的明星傍大款现象奠定理论根据。
于是，我们还看到了“利用侵伐无不利”的爻辞：只要能确保“富以其邻”，哪怕是发动战争侵略别国，照样也可以属于大大的有利。
假如那个时代已经有了体温表，人们可能会发现：《易经》的作者在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在发着至少四十度零九的高烧。
或许，“春秋无义战”的历史现实，罪魁祸首应归咎到《易经》这里？
鉴于经首文初的崇高地位，《易经》如此大树特树利的绝对权威，的确令人惊奇。
但倘若再考虑到占筮之书的本来面目，这点儿惊奇立马儿就会灰飞烟灭烟消云散。
说到底，问者唯“利”是问、答者唯“利”是答，历来都是古代占筮现代算命千古永垂永垂不朽的一贯原则，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是一些最最功利性的活动。
归了齐，有谁曾听说靠卜卦算命摇签扶乩来升华思想境界提高政治觉悟改善道德品质优化审美情趣的事例？
荒唐。
更何况，《易经》如此这般地唯利是言，还为我们提供了响当当硬梆梆货真价实根红苗正的铁证如山：殷周时期中国人的大众化曾在，早已具有了非常深层的功利性积淀。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当前中国人的功利性现在还原到这一无可置疑的文化源头之上，以证明它并非是魔术般的无中生有凭空而降。
不妨再举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
据说，热爱占筮工作的《易经》对于研究数学也十分擅长。因此，曾有人出于不仅提高它的思想觉悟、而且增强它的科学品位的良好动机，非常严肃地论证：在它的象数中就已经蕴涵着洋人们过了几千年才“重新”发现的二进制记数法则，乃至由此进一步发明出来的迄今为止还在那里叱咤风云的电子计算机的秘密，以致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兼大数学家又兼国王陛下的准大图书馆长的莱布尼兹，在看到从中国传来的六十四卦图后，马上就想起他的那个“重新”发现，并且高兴得不得了地写信告诉友人说：他很想做一个中国人。
这的确令人眼界大开见识大长深为叹服叹为观止。
很可能，正由于在数学二进制以及电子计算机中就绵延有这种历史积淀的深层原因，那些伴随着第三次浪潮飘洋过海出口转内销的高科技电脑，才会在当前的现如今摇身一变，一个大跃进跨越三千年几万里的时空间距，在陶醉于寻根意识之中发扬《易经》的光荣传统、光大元典的本来精神，依旧成为20世纪末一些中国人抽签摆卦的最新式有效工具，并让那些现代化的算命股份有限公司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真正做到了物归原主九九归一回复家园得其所哉。
透过远古经典占筮与今天电脑算命之间的这种藕断丝连，当然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人的功利性曾在与当前中国人的功利性现在之间的深层历史绵延。
５. 冰山上的尖顶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在这种历史绵延中横亘着的那道超功利高雅断层？
毕竟，就在《易经》大树特树利的绝对权威之后不久，便出现了孔孟的何必曰利和老庄的绝巧弃利，仿佛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竟敢向长白山似的胡子发起挑战提出异议。
甚至，连投靠经首文初门下以求荣华富贵的《易传》，居然也煞费苦心地把“利”解释成“义之和”，想在那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倾向上面蒙上一层遮羞布。
结果，在绵延两千年之久的“义利之辨”中，似乎就形成了一股超功利不曰利的强势思潮，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着压倒性上风，以致于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两千年里中国人的大众化历史性存在，好象也应该是一种只讲仁义不讲功利的高雅性存在。
于是，仿佛就出现了高雅的超功利曾在与通俗的功利性曾在之间的抵触冲突？
其实，这道清晰的高雅断层，只不过是刚刚露出通俗海面的一小撮冰山尖顶。
首先一点：单凭“义利之辨”历来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的事实，就足以表明，在中国人的历史性存在中，不仅一直有“义”在，而且始终有“利”在，并且后者的势头还十分强劲不容忽视，以致于非要年年辨月月辨天天辨地辨下去不可。
君不见：在孔孟老庄的同一时代，那位象《易经》一样主张“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的墨子，以及那位认为“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的荀子，还有那位虽然坚决反对利天下、却连自己的一根毫毛都不想损失的杨朱，不就很有点儿反潮流唱反调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极力想把《易经》不自觉的功利主义倾向进一步升华到哲理意识的自觉高度？
此后，这类异端好象也没有仅仅因为儒道两家的大批判就断子绝孙呜呼哀哉，相反倒往往是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固性，很有规律地过了若干年再来一次，结果弄得空谈义理畅言高雅的主流文化常常是措手不及忙乎得可以。
其次一点：就连孔孟老庄这些高雅文化的老祖宗，在超利脱俗方面好象也没有真正做到炉火纯青完全彻底？
就以不仅“罕言利”、而且还“与命与仁”的孔子为例。不知道他主张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有收徒弟时要交的束修，究竟是算“命”呢还是算“仁”？
这位大圣人甚至还红口白牙地亲自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倘若译成白话文，意思大概就是指：只要富比南山能够追求到手，哪怕让我放下教鞭去赶马车，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当然，孔老先生的语气在这里相当虚拟。因为他心里完全清楚：单凭赶马车甚至开出租，很难在大众之中身先士卒地率先发财致富——除非利用面的走私贩毒。
不过，毕竟后儒们曾经斩钉截铁地断言“为富不仁”？
看来孔子很有必要以身作则，先在自己身上辨辨义利？
宋明大儒们常常对“孔颜乐处”赞不绝口，以便让师生二人一起在中国圣人的伟大行列里并肩携手。
其实，倘若细究起来，孔颜所“乐”之处至少有一点并不完全同构？
孔子虽然交口称赞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甚至还自我标榜“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却同时又一直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高标准严要求规范自己。
现代学者往往把孔子与苏格拉底并论相提，以便让他们二人一起在世界圣人的金光大道上并驾齐驱。
其实，倘若细究起来，孔苏所“圣”之处至少有一点也是大异其趣？
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曾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对于那些渴望听他讲学的人，他没有索取金钱的报酬。他认为，不取报酬的人是考虑到自己的自由，而称那些为讲学索取报酬的人是迫使自己做奴隶……。他感到惊异的是：任何自称为教导德行的人竟会索取金钱为报酬，而不认为获得一个朋友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利益。”
苏格拉底的论敌安提丰还曾这样当面嘲笑他：“至少你所过的生活是一种使得奴隶都不会继续和他的主人过下去的生活；你所吃喝的饮食是最粗陋的；你所穿着的衣服不仅褴褛不堪，而且没冬没夏都是一样；你一直是既无鞋袜又无长衫。”
或许，与其说“孔颜乐处”，不如说“颜苏乐处”？
尽管听起来有点儿驴头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
俗话说得就是好：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雅语说得也不赖：人比人，气死人。
因为孔老先生的弟子居然在《论语》中这样记载：“缁衣羔裘、素衣
裘、黄衣狐裘”，“狐貉之厚以居”，“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惟酒无量”。
是不是这位学生因为孔子当初收他为徒的时候，曾向他索取过两条干腊肉而大为窝火怀恨在心，才胆敢不顾师道尊严地伸出这番欺师灭祖的毒手？
诚然，话还得说回来：这样一种个案性质的比较，并不能说明什么深刻的问题。
倘若细究起来，对于苏格拉底的做法，我们也可以不仅嗤之一鼻而且嗤之几鼻？
首先，不取报酬而居然能维持生活，这就免不了让人起疑，尤其需要廉政公署查办一下他是否有来路不明的收入秘密。
其次，讲学而不索取金钱，似乎也不怎么合乎按劳取酬的基本原理。
最后，把交朋友视为“最大的利益”，也好象远不如倡导“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那样超脱功利？
并且，即便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高标准严要求，应该说也相当合理：孔老先生毕竟十二万分不容易，总不能天天喝西北风过日子。尤其还想在那个时代就活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岁数，不讲究点儿饮食科学烹调技术刀工火候色香味儿，可乎？
更何况还有最得意的弟子三十郎当岁正值青春年华便由于箪食瓢饮一朝不起不幸早夭撒手人寰永别而去的前车之鉴？
说完了孔子，再来看看那个虽说是卖身投靠、却胆敢篡改经典的《易传》？
它极力主张把“利”诠释为“义之和”，其原意也许只不过是想说：倘若能把仁义礼智等等一大堆“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就必定会大大地有“利”？
而在大众审美文化的领域，它更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提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词语——“美利”，公然宣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认为“利”能“利天下”，只要把“拔一毛而不为”的杨朱撇在一旁，几乎可以说是天经地义；但强调“美”也能和“利”一起携手并肩联袂“利天下”，就需要有敢于向主张审美无关功利的见解宣战的大无畏勇气。
所以，不仅“义”和“利”之间不存在水火不容的矛盾冲突，而且“美”和“利”之间也没有不共戴天的对抗张力？
既然《易传》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展开了这种具有形而上意蕴的舆论宣传，又有谁敢大言不惭地断言：今天大众审美情趣的重利动向，完全缺乏传统的积淀历史的绵延？
当一年一度的春节文艺晚会让“恭喜发财”的旗帜随着鞭炮声迎风飘扬的时候，当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极力抒发“开市大吉发发发、股市行情牛牛牛”的豪情壮志的时候，当小说电影尽情讴歌董事长总经理自我奋斗发财致富的艰辛经历的时候，当顺带着推销商品大做广告的电视剧已成为商业含金量最高的艺术市场的时候，当大众们面对所有这些艺术作品乐在其中其乐陶陶的时候，甚至，当交响音乐会的精品门票成为企业公关活动的最佳礼物的时候，当高雅的艺术团体也屈尊下嫁与宾馆酒店结成美满姻缘的时候——所有这些，岂不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刻地验证着：当前的大众审美文化也完全可以象《易传》中的“乾”那样，不仅“以美利利天下”、而且还能够“大矣哉”？
——非常抱歉，居然因为说明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美利”特征，中断了传统积淀的历史绵延。
一些学者常常论及传统文化中老百姓之通俗与士大夫之高雅的鲜明断裂。
不过，现在我们却很有理由怀疑：它们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本质区别？
分崩离析的刘言非语：“雅”者，“牙佳”也。人长一副好牙就“雅”。
倘若不“以刀刈禾”、“多吃谷子”，又从何磨炼出满嘴“很佳的牙”？
或许，身为传统审美文化元典的《诗经》中的大小都“雅”，之所以会尽情讴歌君子们的“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也就是为了从一个侧面凸显他们的“牙”特别“佳”？
仅凭这一点刘言非语就足以证明：在流长源远的传统文化中，“雅”与“俗”其实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差别也许仅仅在于：倘若既不必“以刀刈禾”，又能够确保“多吃谷子”，在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之余，就可以利用剩下来的闲暇时间，面对镜子细细玩赏自己的那副“好牙”？
据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这自然可以体现孔老先生在审美文化方面的高雅情趣。
不过，恐怕也需要有一个十分俗气的前提：脍不厌细？
否则，怎么会一闻“《韶》乐”就单单忘记“肉味”？
那些高雅的老祖宗之所以振振有词地主张不曰利超乎利，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满足了这些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功利性需要，所以才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认为尘世中的芸芸众生也统统进化到这一地步，结果心血来潮地振臂高呼，号召大众们象自己那样，向着“仁义无关功利”、“逍遥无关功利”、“审美无关功利”的崇高理想飞跃延伸。
我们应该这样来领会他们的那番苦口婆心？
夫子在冉有陪同下来到卫国，首先就感叹人口众多：“庶矣哉！”
毕恭毕敬的冉有便虚心请教：“既庶矣，又何加焉？”
夫子则联系群众关心温饱地命令：“富之！”
问人不倦的冉有再打破砂锅：“既富矣，又何加焉？”
夫子又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地呼唤：“教之！”
由“庶”而“富”而“教”，便是孔子为“大众”文化从“物质”文明发展到“精神”文明精心设计的一个有序流程？
只可惜以往的大众们似乎一直在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并不觉得自己已具备了足以追求超功利高雅的功利性资本，结果居然没有恭领这份“富之”然后“教之”的情。
因此，他们不为所动地将那份潇洒洒脱留给了墨客雅士达官贵人，依旧我行我素地停留在通俗层面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建构自己的功利性基础。
因此，在那道横亘两千年之久的超功利性断层的后面，就仍然潜藏着大众们十分顽强特别持久的功利性曾在。
因此，不仅殷周时期的大众运用树枝草棍占筮，不仅20世纪的大众运用586电脑算命，而且在此之间的几千年历史绵延中，大众们也总是念念不忘时不时摇上几回金钱卦。
金钱与算卦的这种合资企业股份有限，或许是最切近二者本性的天赐良缘？
能够与算命卜卦方面的这种继往开来相互媲美的一个例证，就是也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通俗宗教传统的一脉相承？
按照一般的看法，宗教精神总是在那里号召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超脱利山逃出欲海净化灵魂忏悔精神，以便能在那个世界里进入永恒幸福纯正空灵的极乐境地。
然而，以往的大众们却好象更愿意把本应通向彼岸天国的道教佛宗当成求取此世幸福的终南捷径，时不时跨进寺庙刹观的门槛，烧上几柱香磕上几个头，嘴里念念有词却鬼也听不清地祷告赵公元帅月下老人送子观音救命菩萨福禄寿三星，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生意兴隆嫁个如意郎君娶个漂亮老婆生个大胖小子除病祛灾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一辈子享尽荣华富贵。
所以，直到今天，卜卦算命的黄半仙们总喜欢沿着寺庙刹观的门边墙根开张营业溜弯摆摊，就一点儿不让人觉得新鲜。
所以，直到今天，审美地装饰着某些商场店铺的唯一艺术品，就总是金碧辉煌端坐红帐香火缭绕长明灯亮的财神雕像。
“财”不仅能够通“神”，而且可以成“神”，甚至还拥有艺术性的“神”像，就足以证明以往大众们的宗教情趣和审美文化能够多么紧密地通过重利结合在一起。
其实，一句既通俗又哲理的口头禅——“民以食为天”，早已结晶着一贯将“天神”视为最高崇拜对象的大众宗教情趣对于基本生存权利的特殊关注：倘若弄到连饭都没得吃的地步，还要那个没有用的老天爷干什么？
因此，某些六根清静四大皆空的出家人，才会发明另一句既哲理又通俗的口头禅——“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倘若不先拿鸡鸭鱼肉拌着几碗烧酒堵住所有的漏洞出口，怎么能保证阿弥陀佛呆在里面不乱走？
甚至，就连以往许多饱受诗书熏陶自诩书香门第的君子文人，对于孔孟的超功利精神好象也不是十分愿意买帐？
所谓的“经术苟明，取金紫如拾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就是他们坚持“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信条的极富诱惑力的深层潜意识心理动因？
或许也正是出于这一缘故，传统积淀才一直特别推崇“儒—商”？
这似乎足以显现：儒家哲学能够怎样地把功利性的经商赚钱提升到高雅文化的层面。
不过它岂不是能反过来表明：高雅的儒家哲学其实也包含着功利性经商的俗气基因？
什么时候听说过苏格拉底—商柏拉图—商康德—商海德格尔—商？
由此就能发现当前的审美“文化”也即艺术“商化”的历史绵延。
所有这些自然不能不让人生疑：两千年来一直构成了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道家煞有介事地宣扬的仁义道德逍遥自由，对于普通中国人的大众化整体性存在究竟产生了多大效果？
或许更有理由说：由《易经》发端的那种功利主义倾向，早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在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的底层，几乎象是在儒道两家的超功利文明压抑下依然雷打不动风吹不移的什么“集体潜意识原型”？
可能也正是由于被遮蔽在儒道主流文化的后面下面，因此，尽管有《易经》以及其他的一切为证，足以使它虽然够不上秃子头上的虱子档次，至少也可以算是吃了生发精的秃子头上的虱子，并不象大洋深处的小小绣花针那样难以寻寻觅觅，却长期以来一直被那些偏重于从显意识层面考察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的理论学说所忽视？
我们当然不应该因为历史上大众们顽强持久的功利性曾在，就矢口否认超功利的儒道思潮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
我们同样不应该因为超功利的儒道思潮在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就矢口否认历史上大众们顽强持久的功利性曾在。
这样才不至于把当前中国人的功利性现在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这也正是这里滔滔不绝谈古论今上下几千年不着边际的意图所在。
６. “低”俗与“通”俗
现在再回到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主题上来——虽然这样说，倒好象暗示着刘言非语前面几节的瞎聊穷侃，仅仅是有骗取稿费之嫌的多余题外？
在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热衷于通俗冷却了高雅的重利动向中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浓郁深重的功利性现在，正是历史上中国人顽强持久的功利性曾在在20世纪末改革大潮的冲击碰撞下，受到重新唤起遇到再次激发的一个结果。
因此，兼有深层的历史积淀强大的时代基因，它也就自然会具有充足的理由坚定的根据一切的必然性所有的合理性。
老黑格尔就曾断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更现实因而更合理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功利性现在，已经具有了与以往中国人的功利性曾在截然不同的崭新时代特征。
这首先又是因为：今天中国人的经济性现在，已经具有了与以往中国人的经济性曾在截然不同的崭新时代特征。
以往中国人的经济性曾在，还植根于生产力低下、物质资料贫乏、生活水平疲软、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基础之上。
也正是由于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狭隘局限，才造成了古代中国人功利性曾在的封闭保守狭隘局限，使它在历史上一直显得是如此的顽强持久积淀绵延？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撰写了一部洋洋几十万字的《儒教与道教》。
其中当然少不了在我们看来未免是隔靴搔痒的皮毛之见。
不过好象也不乏某些一针见血挠到了要紧处的明察秋毫？
“在中国，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和承认财富具有完善道德的伦理价值的信念，同巨大的人口密度结合在一起，把‘精打细算’和寡欲提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为了每一文钱都要讨价还价、算来算去。”
“直到近世仍盛行以物易物，这种自然经济式的自给自足在贫穷的民众中是通过一种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登峰造极的节俭来维系的，它只是在排除了同儒教君子理想的任何内在联系的生活水平上才有可能。”
“在中国小市民中间，这种节俭基本上就是农民把钱藏在袜筒里式的聚财。”
不知这位蓝眼睛高鼻粱的洋人是通过什么途径偷看到的，居然连这种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还要关紧大门插好门闩之后才会摸黑动手的家庭秘密，都弄了个小葱拌豆腐。
结果，连老子孔子举双手赞同的似乎旨在超越功利的少欲寡欲节俭抠门，都被看作是以往中国人顽强持久的功利性曾在的内在要素。
由改革大潮确立的当前中国人的经济性现在，则矗立于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资料丰富、生活水平提高、面向世界全面开放、旨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现代化大生产基础之上。
因此，当前中国人的功利性现在，就不必再紧衣缩食紧勒裤带紧巴巴地过日子，也不必再以把成捆成捆的钞票深挖洞埋起来、好让老鼠有东西咬而感到骄傲自豪。
因此，尽管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依然在那里一如既往地重利而通俗，但它同时却又呈现出许多崭新的时代风貌？
今利既然已不同于往利，今俗当然也不会同于往俗。
以往大众们的审美情趣，常常只是集中于一些内容简单的山歌小调民间戏曲。
而且是这一处的小调单单那一块的戏曲，很狭窄地局限在区域性的小圈子里。
而且是几根丝弦两块竹板一副嘴皮，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地因陋就简废物利用。
而且是一板三眼一咏三叹慢慢腾腾地绕梁三日，坐在那里一唱就是半天不起。
既然小农经济主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因此，以往的审美情趣也只需要大众们睁大眼睛竖起耳朵被动地接受信息，众星拱月一般让少数几个象太阳一样红彤彤的主要英雄人物在那里非常突出地开唱独脚戏。
就连以往的以审美谋取功利，也仅仅是写一副对联收几个铜板画几张扇面卖一块银元，还要在袖筒里神不知鬼不觉讨价还价摸上半天，哪怕最后换来二两老酒几片卤猪耳朵润滑一下干枯的大肠，却依然弯弯绕兜圈圈地玩弄羞答答的文字游戏，美其名曰“润笔”。
更有甚者，即便这种几乎谈不上什么审美的情趣，在以往大众们五花八门的情趣群体中，也是比重很小地位低下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因此，大众们常常只是在一年到头专注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理万机之后，才能冷不丁儿象过年吃饺子一样审美性地听上几回大戏。
恰恰与以往小农经济以及功利性曾在的封闭保守狭隘局限遥相呼应。
的确是俗。并且还俗得十分小家子气？
当前大众们的审美情趣，却由于别了不止三日而自当刮目相看。
在古为今用的琴棋书画之外首先就引进了洋为中用的电影电视。
然后又如雨后春笋般新添了镭射激光电子音响调幅调频立体声。
快节奏高力度强刺激亦步亦趋地紧随时间就是金钱的竞争节拍。
还可以提一下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如何加快了通俗艺术的流行速度蔓延广度，并且驱赶着明星们自己也仅仅是各领风骚只几天，象走马灯一般转过来转过去。
既然现代化的大生产要求发挥彻底的主体性积极的能动性充分的创造性，因此，当前的审美情趣就同样主张大众们自己张嘴积极参与，自己动手丰艺足术，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人都能卡拉几下，普天之下统统ｏｋ。
就连当前的以审美谋取功利，也已经进步到在大厅广众之中，放上一张桌子摆好麦克风，拿把小锤乒哩乓啦敲上几下，于是便有几十万上百万滚滚红尘进账，哪怕最后一古脑儿统统捐给这个事业那项工程，可还是厚着脸皮直来直去地实话实说，公开承认“拍卖”。
更有甚者，这种很有审美意味的情趣，在当前大众们五花八门的情趣群体中，也已经大大提高了地位比重。因此，大众们常常是迫不得己无可奈何地勉强对付了一日三餐，便迫不及待一头扎进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通俗艺术之中，不能自拔也不想自拔，从史无前例的天天“读”，一个大跃进变成了同样是史无前例的天天“俗”。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各种现代化的通俗艺术借助于现代化改革大潮的东风，弥漫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神州大地，走入房门窜进窗口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一个普泛性的构成要素，从而使普通老百姓的通俗审美需要得到了极大的实现充分的满足。
我们有哪一天能完全躲避诸如流行歌曲言情小说卡拉ｏｋ乃至商业广告之类通俗的审美和艺术？
甚至在夜深人静渐入梦乡之际，也许依旧躺在电视屏幕中被美仑美奂的先生女士们扯着嗓子吆喝叫卖的席梦思之上。
恰恰与当前现代化经济以及功利性现在的开放进取豪迈无限比翼齐飞。
依旧是俗。不过却俗得分外豪放气派？
能够最有力地证明当前之俗的气派豪放的，或许就是电视文化的普及深入？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都凭空增添了一个新的家庭伴侣。
尤其是吃过晚饭之后，它甚至还从根本上主宰着黄金时间的大众审美情趣。
因为一个小小的四方匣子，居然能象变了性的潘多拉魔盒一般，放射出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工艺话剧戏曲电影等等几乎所有种类的艺术光辉。
此外还有它自己的当家菜——电视剧，还有最新发明的ＭＴＶ诗歌ＴＶ小说ＴＶ散文ＴＶ相声ＴＶ评弹ＴＶ戏曲ＴＶ小品ＴＶ——几乎一切能沾点艺术边的玩艺儿统统都能ＴＶ。
此外还可以提到这份现代化的大众审美快餐体现出来的一系列“通俗”特征：方便性快捷性流行性主动性选择性日新月异性花样翻新性等等等等。
简直无法想象：倘若没了它，当前的大众审美通俗情趣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而所有这些，只是因为现代化的功利性存在为大众提供了电视这种劳什子。
问题的关键在于：通俗通俗，不仅要俗而且要通。
以往大众的审美情趣虽然很俗，却俗得根本不通。
因此，与其把它叫作“通俗”，不如称为“低俗”？
今天大众的审美情趣依旧还俗，但俗得十分畅通。
因此，也只有它才能名副其实地美其名曰“通俗”？
只有不仅“俗”得现代化、而且“通”得也现代化，才是本真意义上的“通俗”。
这就不能否认当前大众审美情趣“重利”动向的巨大贡献功高劳苦？
倘若没有改革大潮的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倘若没有经济性现在的坚如磐石扬眉吐气，倘若没有功利性现在的膨胀扩张延伸发展，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通”得如此之“俗”和“俗”得如此之“通”，不会有今天大众情趣的如此“审美”和审美情趣的如此“大众”。
因此，只有在现代化条件下，大众审美的通俗情趣才有可能成为一门严肃的研究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