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刘清平 著
二、欲
１.利欲熏心
在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中，与“重利”联系得最紧密的，恐怕就要算是“表欲”？
甚至有理由说：“重利”势必“表欲”。
因为我们有成语为证并且是铁证如山：“利欲熏心”。
仿佛利和欲二者总是携手并肩一块儿熏陶人们的心灵？
前面提到：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重利”，本来就有两层含义：一种是以审美艺术为手段去谋取的物质性货币性功利，一种是融入在审美艺术之中的感官性生理性功利。
前者即一般所说的“利”，后者即严格界定的“欲”；二者在本质上就是一对铁哥儿们般无法分开的孪生连体。
各种本能性的欲一般总是紧跟在金钱性的利的膨胀扩张之后横流竖淌。
纯粹金钱性的利也好象总是在广义上不言而喻地属于一种本能性的欲。
一个纯粹具有贬意的事例，就是当前很有泛滥势头的“黄赌毒”？
位居中央的“赌”，自然不必多说就是非常直接地指向金钱和钞票的功利性之欲。
前面打头的“黄”，更明显地便是带有很重的荤腥涂上很厚的颜色的生理性之欲。
最后垫尾的“毒”，说到底也还是一种不仅触及皮肉而且触及灵魂的心理性之欲。
三者显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他他中有你地无法分离，构成了一个严谨的三位一体，足以从当前大众社会治安的角度表明：利和欲的确是难分难舍的难兄难弟。
需要赶紧声明一句：虽然也存在某些瓜葛干系，我们并不打算把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利欲熏心与黄赌毒的利欲熏心并论相提，以免把前者也拖进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对象领域。
鉴于黄赌毒的例子怎么看怎么危险，所以最好还是马上转移到安全系数更高的当前大众审美文化的广阔天地？
当前大众审美情趣“利欲熏心”的现实基础，依然在于经济性现在的崭新强大、尤其是功利性现在的深重浓郁。
事实上，就全人类而言，随着历史发展的行程进入现代文明的阶段，物资资料的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会极大地刺激需求的高涨消费的超前，从而全方位地激活人们的各种感官性生理性本能欲望，使人们在感性层面上的存在内容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正是在这种具有时代精神内涵的现实基础上，当前以“重利”动向为龙头的大众审美情趣，才会千方百计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表欲”。
比方说，如果说以往的衣还主要局限于遮羞蔽体保暖驱寒的功能、因此更象是黑蚂蚁蓝蚂蚁的整齐划一枯燥单调，那么，今天的衣却早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在时装模特儿身上Ｔ形演示台那里展现赤橙黄绿青蓝紫的流行色缤纷时髦。
比方说，如果说以往的住大不了就是找个窝儿避风挡雨，一张床几条板凳拼凑在一起就有资格叫作“房”，那么，今天的住却不但讲究几室几厅面积宽敞，而且更注重装修装潢，不摆置成五星级酒店的豪华气派就决不收兵回帐。
比方说，如果说以往的行还只是允许徐霞客一类的人物去尽情领略山阴道上的目不暇接风景独好，那么，今天的行却早已结晶为大众化普适性的旅游热潮，甚至是出差公干也念念不忘要以观赏亲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作为首要目标。
只可惜这些方面的大众审美情趣虽然也在那里重利势必表欲，但至少在哲理内涵上似乎并没有什么历史绵延的意义？
大失所望之余，刘言非语就只好把自己封闭在“食”和“色”这两个虽然狭小、却好象更富于深厚传统积淀的领域。
非语刘言的分崩离析：“欲”者，“谷欠”也。欠缺二斗红高梁就是“欲”？
好象很难从中分析出什么因为所以的科学道理。
却首先能证明“利”和“欲”之间的亲密关系？
倘若不是“欠缺谷子”，又怎会想到“以刀刈禾”？
再联想到“人吃谷子”之“俗”，问题就会更清楚。
既然是人就得消费五谷杂粮，没有红高梁可吃自然就会构成“欲”。
结果是：“食”不但与“利”和“俗”不可分离，而且在本质上就属于人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欲”。
还有一句俗话说得也很好：“饱暖思淫欲”，足以证明肚儿圆之后的“色”，其实也是人的另一个最最基本的“欲”。
如果说文字训诂流行俗语方面的这些语言学积淀还显得有点儿疲软，那么也不妨再提及某位先秦哲人的那句四字真言，因为所谓的“食色性也”，完全能够为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重利势必表欲确立富有哲理意蕴的本体论绵延。
甚至，《易经》这位拖着长白山胡子的通俗老祖宗，更是早已为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奠定了象先头部队一样强大有力的文化性公理，因为它在坚持唯“利”是问的同时，恰恰就对“食”和“色”的问题给予了特别关切的注意？
比方说，不仅“噬嗑”卦是关于狼吞虎咽大吃大喝的饮食卦，不仅“遯”卦是关于质量好味道美又特肥的猪肉卦，而且象“屯其膏”、“于食有福”、“需于酒食”、“包有鱼”这些散兵游勇式的杂牌军，也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地统统漂浮着一股庖厨里的香气。
并且请注意：这里也不是只从营养学角度一般性地盼望人吃谷子填饱肚子而已，而是很有些美食家趣味地对色香味儿丰盛豪华提出了上档次的要求，所以才会馋涎欲滴哈拉子流下一尺长地明确提到酒肉膏鱼。
由此可以联想到身为传统审美文化元典的《诗经》里的大小都“雅”？
由此还可以联想到身为高雅老祖宗的孔夫子的明确主张：“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惟酒无量”？
谁说孔子没读过《易》？
对于似乎比“食”更难启齿的“色”，《易经》好象也没有流露出什么不好意思。
别忘了酒—色—财—气原为一体？
所以，它才会反复提到“求婚媾”、“纳妇吉”、“取女”、“女归吉”，甚至还在十分有限的财政经费中，专门挤出一卦集中讨论所谓的“归妹”问题。
由此可以联想到身为高雅老祖宗的孔夫子自己在考察弟子们的思想品德时很喜欢说的那句评语——“可妻也”？
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随便说说放空炮，而且还有密切与理论联系的付诸实际，因为他首先就以其“子”妻之之一，然后又以其兄之“子”妻之另一。
只可惜那个时代的孔子及其亲戚大概已开始讲究计划生育，所以在众多的学生中，最终也还是妻了不到四十分之一。
无论归妹还是可妻，自然都属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太大了恐怕就不容易婚进来也不容易嫁出去的天经地义。
不过，《易经》对此仿佛也有另一番实在是高的独到之见？
大过九二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翻成白话文大概就是：枯杨树，生幼芽；老头子娶了个女娇妞，利是大大地有。
大过九五曰：“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译为现代语或许变成：枯杨树，开花朵；老太婆嫁了个少年哥，利是十分地多。
似乎说了这么多曰了这么多还是觉得没有真正过把瘾，因此也不想马上就去死。
于是乎又进一步象稗官野史街头小报一样，不顾忌讳地大谈宫廷秘闻小道消息。
剥六五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这几乎是传统审美文化中最早的色情话语，实在不便翻译，还是保留原文为宜。
归妹六五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殷朝的帝乙把女儿嫁给了周国的文王，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澄明两家之间用血肉凝成的的战斗友谊地久天长；可是仔细一瞅呢，原来赶着马车来的新娘子啊，还没有带着的妹妹脸蛋儿长得漂亮。
古人有个说法，一口咬定是周文王自己孤零零地关在监狱里，没事可做无聊之极才亲笔写下《易经》中的那些卦爻辞。
果真如此，他老先生可真是坦白坦率坦诚坦然到了天真可爱的极点，连这种得陇望蜀这山望着那山高旧的还没到手已经开始喜欢上新的了的念头，都大笔一挥直书出来。
后世倒有个袁枚公然声明自己“好色”，可他不过是才子加流氓式的文人小说家流，怎能与文王大圣人流相提并论？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圣人也是人，岂能免乎？一笑可以。
笑过之后也许就能明白：为什么在以往不仅重利而且俗气的大众生活文化中，不仅有光明正大冠冕堂皇自古以来就非常发达今天更是名扬海外香飘寰宇令洋人们垂涎三尺的烹调学，而且还有秘而不宣深藏密室却依然不露痕迹长足发展以致于连西方的汉学研究也十分艳羡的房中术？
笑过之后也许还能明白：为什么在当前不仅重利而且俗气的大众审美情趣中，“表欲”动向的主要矛头会如此精准精确地指向了“食”和“色”？
２. 原罪与本善
前面讨论重利动向，曾在传统积淀中辨过一通“义利”；现在分析表欲问题，好象也该在历史绵延中再论一番“理欲”？
但麻烦在于，前面刚刚证明：利即欲，欲即利，二者本来就是难分难舍的难兄难弟。
而至少在儒家传统中，义即理，理即义，“义理”、“理义”两个词语，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中的排列组合先后次序。
结果，倘若以利代欲用义换理，理欲之辨马上就会变成再辨义利？
所以，为了不重复前面的老一套陈词滥调，再嚼一次已经嚼过的没有色香味儿的面包，就不妨利用这个机会，顺便引进一下目前最时髦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中西比较？
毕竟，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一直有人在那里饶有兴致地辨析理和欲。
并且，有比较才会有鉴别；一比较一鉴别或许就能发现：此辨析与彼辨析似乎又存在某些明显的差距？
诚然，两种辨析中的“欲”，都首先是指人们的食色之欲。因为不管中外无论东西，只要还想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最低限度也必须履行吃喝拉撒睡这一套基本的程序。
不过，只要一谈到“理”的问题，两种辨析好象立即就拉大了彼此间的距离？
西方文化传统所说的“理”，首先是指上面曾提到的所谓“理性”之“理”。
这种“理”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不仅“超越”于、而且还“外在”于各种本能感性的因素，因此与后者保持着泾渭分明天壤相隔十分严肃非常紧张的区别张力。
换句话讲，这种“理”并非存在于“欲”之“中”，而是高超于“欲”之“上”？
所以，这种理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向食色之欲吹响了不共戴天的讨伐号角，发出了决一死战的最后通牒。
古希腊的柏拉图就特别强调运用理念之理去规范欲。
中世纪的基督教也坚决主张运用上帝之理来限制欲。
在这种“理”的“神性”光圈辉映下，各种“人性”之“欲”当然会自惭形秽地堕落为彻头彻尾的至恶，甚至是嘴馋贪吃的亚当夏娃在偷尝禁果后立即犯下的万劫不赦的原罪。
诚然，无论柏拉图还是基督教，都不能不承认人们要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活下去，就免不了既需要食又需要色。
不过，在他们看来，人们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活下去并没有多少意义；只有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死了去、再到那个神圣的理性世界中活下来，才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的。
一旦人们在那个神圣的理性世界中活下来，就既不需要食和色，也不需要感性世界中的其他罪大恶极。
所以，即便人们为了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活下去而不得不需要食需要色的时候，也必须时刻牢记这些食这些色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因而千万不能沉溺沉迷。
这显然是一种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辨析，因此要想把“理”和“欲”分离开来，相对来说就还比较容易。
表面上看，中国文化传统展开的理欲之辨，似乎与这种态度也差不大离儿？
既然义利之辨主张不曰利超乎利，那么理欲之辨自然会坚持超乎欲不曰欲。
于是乎天下第一的老子就鼓吹无私少私寡欲不欲。
于是乎排行老二的孔子就要求克己修己省私不欲。
于是乎孟子跟着高喊到了最后关头必须“舍生而取义”。
于是乎还有程朱理学更清晰地说出的“存天理灭人欲”。
有我无他有他无我留他留我三爷你——选择吧！
其实三爷你也别无选择。
由此便达到了传统文化展开的理欲之辨的无以复加的登峰造极？
好象完全是与柏拉图基督教的理欲之辨一个鼻窟窿眼儿里出气。
不过别忘记了还有那位十分关注食色问题的最老的通俗祖宗在。
恐怕谁都不好意思把它一棍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涕泪俱下地声讨它的低级趣味黄色下流纵情于声色犬马沉湎于酒池肉林？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点点看起来十分微妙、其中却大有奥秘的精细差异。
虽然在那里起劲地辨这析那存此灭彼，传统文化其实从没有把“欲”看作是人性中的绝对至恶不赦原罪？
因为它打心眼儿里不愿相信：在人们生活的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外，还有另一个什么神圣的理性世界在。
所以它也从来不认为：人们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活下去并没有多少意义，非要等死了后再到那个神圣的理性世界中活下来，才是人生在世的终极目的？
结果，它从没有要求人们通过忆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的苦，去思那个神圣的理性世界的甜；因为在它眼里，无论苦还是甜，其实都完全属于当下所在的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
甚至，所谓的寡欲不欲舍欲灭欲，最终也还是为了能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就达到无为仁义逍遥的终极目的？
能够在这个现实的感性世界中达到这些目的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生”。
于是乎，天下第一的老子就在那里大谈生生之厚的长“生”久视之道。
于是乎，排行老二的孔子也在那里大侃不知“生”焉知死。
于是乎，位居第三的庄子也在那里大讲自己的养“生”主。
于是乎，既发扬了通俗老祖宗又光大了高雅老祖宗的《易传》，还是在那里大喊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
于是乎，哪怕是为了实现无为仁义逍遥的目的，也得要首先填饱了肚皮让后代延续。
于是乎，才会出现“食色——性也”的四字真言，非常精辟地揭示出食色之欲在人的存在之中的本体论定“性”？
“生之谓性。”
“生”既然离不开“性”，当然就离不开食和色。
食和色之“性也”，都能终极性地归结为“生”？
因为一个直接关系到个体性之生的维持，一个直接关系到族类性之生的延续。
所以，它们都是人“生”之中的头号功“利”？
所以，它们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之“欲”？
正是鉴于“食色性也”、“生之谓性”两个前提，虽然中国文化传统也在那里起劲地辨析理和欲，但它从没有象柏拉图基督教那样主张完全彻底的禁欲主义。
于是乎，鼓吹寡欲不欲的老子其实也认同实其腹强其骨美其服安其居。
于是乎，要求省私不欲的孔子其实也赞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收徒弟要交束修。
于是乎，高喊到了最后关头必须“舍生而取义”的孟子其实也同意：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孟二夫子的这个比喻便妙极？
虽然本意是为了证明舍生取义之“理”，但不管熊掌还是鱼，显然都牵涉到生所不可或缺的食之“欲”。
既然“可欲之谓善”，皆为我所“欲”的鱼和熊掌，显然都有资格成为“善”？
之所以“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也仅仅是因为：鱼满山遍野——不，满湖遍海都是，熊掌却属于物以稀为贵，所以要比鱼更有资格成为“善”之“欲”。
倘若二者能兼而得之，当然也不妨一块儿嘎崩下去？
所以，孟子才会进一步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理义能使我心满意足呀，简直就象是鱼和熊掌的味道在嘴里那样。
此外，孟子好象也没有忘记生所不可或缺的色之“欲”？
很想效法周文王的齐宣王，曾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地这样自责：“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
不难看出这家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
继承了有教无类原则的孟子，却对这个不但重利而且表欲的“货色”充满了兴趣，赶快安慰他说那一点儿都不打紧只需要打些气：“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这话似乎很有些人人平等大家一样的“民主”气息。
其实孟子也明白：倘若王儿们真的希望普通百姓也象他们那样三宫六院妻妾成群，恐怕那来源首先就成了大问题。
因此，他的意思或许只是主张：只要大体上保证普通百姓每人找到一个对象谈上一位朋友维持一名糟糠，王儿们自然就不妨在花团锦簇之中昏天暗地倒海翻江？
书上后面没了下文。但想必好货好色这一回不会再王顾左右而言它，而一定是笑眯眯地夸奖孟子通融宽容肚量大？
难怪孟子会首倡：“人之初，性本善。”
因此就得顺便承认：原本“性也”的食色之欲也包含着“善”的因素？
难怪《中庸》会强调：“天命之谓性”。
因此就得顺便承认：原本“性也”的食色之欲最终也是来自“天命”？
难怪朱熹会指出：“性即理也。”
因此就得顺便承认：原本“性也”的食色之欲当然也可以拥有“理”？
于是乎，就连程朱理学所说的“灭人欲”，其实也不是要求人们根本不吃饭完全不性交整个儿炉火纯青地诚心正意。
分崩离析的刘言非语：“食”者，“人良”也。有了“食”人无疑就是良民大大的？
非语刘言的分崩离析：“色”者，“刀巴”也。是否也潜藏着某种不便泄露的天机？
“色”里藏“刀”：好象有一点儿“美人计”甚至是“原罪”的底蕴。
也许只不过是要表明：人人都“巴”不得有把可以斩乱麻的快“刀”？
这就把原本看起来界线清晰鸿沟宽阔的理欲之辨，弄得有些模糊有些狭窄，以致于让人象是吃下身高增长药顿时变成一丈二的和尚，一下子难以摸得着自己的头脑。
因为仿佛是理中有欲欲中有理难分你我亲密如兄弟。
这也就是那一点既奥秘又微妙的中外之别东西之异？
一者把欲看成至恶原罪，坚持以一种不仅超越而且在外的神性之理去压制人欲，结果通向“外在”性的以理节欲。
一者把欲看成人性本善，只需依据欲自身的人性之理防止它在放纵中变成恶习，结果通向“内存”性的以理导欲。
“外在”性的以理节欲，很容易会导致舍得一身“寡”敢把“人欲”拉下马置之死地而后又不让它生的残酷结局？
“内存”性的以理导欲，却常常有可能允许“欲”在自身之“理”的调控下充分发展任意流淌尽情渲泄无限满足？
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听起来的确十分严厉。
其实只要合乎了欲自身的“礼”即“理”，妹妹你也就不妨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头，尽管让视听言动之欲畅快个够？
根据庄老先生的严肃考证，很早以前似乎就有一批儒者，依据“诗礼”深更半夜挖掘别人的坟墓，一方面满足自己的金钱之欲，另一方面也顺便在业余时间从事一下考古。
很可能，这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前面曾提到：《易传》在义利间辨来辨去，结果发现“利”其实就是“义之和”。
现在可以说：传统文化在理欲间辨来辨去，结果发现“欲”其实就是“理之和”。
前面曾提到：尽管有一些主流思潮在那里积极宣讲高雅的“义”和“理”，种种低俗的功利性因素在历史性的曾在中依然是顽强持久的登峰造极。
现在可以说：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因为传统文化强调的义理本来就内存性地执着于利欲；因此尽管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超脱，却还是难以做到出神入化的完全彻底。
所以才会有“烹调学”的传统积淀？
所以才会有“房中术”的历史绵延？
这两种传统的积淀历史的绵延，正是针对古代圣贤在哲理性层面上肯定的“食色性也”所展开的实用性诠释？
因此它们才没有沦落为江湖医生狗皮膏药之类的雕虫小技，倒常常升华为养生健体羽化成仙必经的金光大道？
所以才会有“欲”的不仅大众而且审美甚至情趣。
所以当前大众审美文化的“功利化”动向，才会在食和色的深层本能领域内进一步演变为“欲望化”趋势？
３. 美食爽口
咱们的饮食文化之兴旺发达，自古以来就举世瞩目誉满全球天下第一无人敢于匹敌。
于今更甚愈演愈烈，以致于老外们一下飞机马上就竖起大拇指疙瘩，一个劲儿嘴不停地夸奖那些在盘子里先是生猛海鲜然后又大打哈欠的糖醋活鱼。
也难怪他们在食欲方面几乎不可能享用这份口福？
开始时就有柏拉图基督教在那里垫底。后来又是改换门庭投靠了科学的理性。
吃饭只是为了活命。活命仅仅需要营养。营养应该搭配合理。
人皆有死张三是人因此张三肯定有死的三段式严密逻辑推理？
所以要仔细计算各种营养成份之间的严格比例。
计算出来的结果还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若干位。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印刷到食品的精美包装之上。
以便告诉大家吃多少就能满足一天的生理需要。
居然还宣称只有这样饮食才能算作是合“理”？
那么，你就每天都去啃那些有定量成比例的汉堡包牛肉饼番茄片炸薯条罢。
即便这样千篇一律几十年不变，还是照样大腹便便膀肥腰圆，一天到晚发愁找个什么办法健美曲线？
哪里比得上咱们一天一个样顿顿换新鲜，海吃海喝满汉全席照样小巧玲珑短小精悍。
多么贫乏多么无聊。仅仅因为有那么一个外在的“理”在那里制约着感性的“欲”？
咱们的食之“欲”自古以来本身就内存着“理”。
老外们见了面打招呼总是哈罗你好，空洞务虚不切实际中听不中用，既不能当饭吃又一点儿也没有味儿。
哪里象咱们不管在饭店食堂还是在厕所茅房，不问场合地点永远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地开口就问：“吃了吗？”
不仅互相关心彼此的群众生活，而且还有添油加醋的鲜美滋味。
说到底，西方的文化传统是“人以神为天”。
归了齐，咱们的传统文化是“民以食为天”。
张口问“吃了吗？”，也就等于是打听：您老那个能撑船的肚儿圆里，是不是已装进了一些必不可少的“天”？
“天”当然有“理”。并且还是无法抗拒的“天理”。
都是让那位既经首文初、又贪嘴好吃的老祖宗给闹的？
所以，老子才会身兼政治家和美食家二职地明确断言：治大国若烹小鲜。
所以，箕子向周武王提供治国方略时陈述的洪范九畴，第一条就是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这段话曾被视为中国古代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萌芽，因为它好象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类似，把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元素当成了世界万物的本原始基。
其实，忙着为政事治理作贡献的箕子，哪里会有米利都学派的老外们在闲暇中“认知”世界的“理性”好奇心？他的注意力充满的完全是关注当下“实用”的“人为”精神。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
百姓之所饮食也首先就离不开水往低处流火往高处走。
此外当然还要涉及木可以随便弯曲金可以铸造铁犁土可以栽培稻米。
至于它们究竟是不是万物的本原世界的始基，与咱们又有多大关系？
重要的是能为咱们所用，可以有助于填饱肚皮。
因此，从“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出发，箕子马上就非常自然地转向了“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让它们首先就具有了南北大菜一般的五香八大味儿。
曲直作酸：木头不知怎么搞的，似乎总是有点儿象吃了一整坛子醋似的酸？
从革作辛：历尽磨难才到手的金子，当然会深深地浸透着经商者们的艰辛。
稼穑作甘：虽然泥巴的味道不便亲口尝一尝，但从中长出的梨子肯定很甜？
润下作咸：那自然是为了炒菜的时候你可以少放一些盐。
炎上作苦：不用说一定是由于架在上面烧烤的鸡鸭糊了？
据说，咱们的远古老早就出了一个神农尝百草。
现在看来仅仅限于尝百草，显然低估了他的巨大贡献。
也许是指哪儿尝哪儿见什么尝什么百尝不烦千尝不厌？
结果，许多先秦典籍在考察人们的感觉器官时，其顺序也往往是把“味”放在第一，让“色”、“声”位居老二老三。
所谓的“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
所谓的“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
所谓的“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
折腾得大哲学家荀子也只好附和着这个顺序来：“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
于是乎咱们的饮食文化便首先特别强调一个“味儿”？
后来又进一步增加了更为丰富的“色儿”和“香儿”。
其实，考虑到喝汤时的唿噜唿噜品味时的嚼巴嚼巴等音响效果，根据传统积淀再添一个“声儿”，好象也未尝不可？
如何使色香味儿发展到极致，便因此成为内存于食之“欲”的天经地义之“理”。
倘若不能在色香味儿之极致中充分满足食之“欲”，又怎能算作是真正合“理”？
让食之欲的色香味儿之理沿着纵深贯彻到底，自然会创造出世界上独一无二天底下绝无仅有的“美”食文化。
柏拉图曾宣称：“倘若我们说味和香不仅愉快而且美，人人都会拿我们做笑柄。”
所以西方人的艺术很少会想到烹调，试图显示其超脱其空灵其根本不食人间烟火？
据说汉语中“美”字的一个象形构造层面上的源初含义，就是“羊大为美”。
个头儿大肉膘儿肥的全羊，烤好了当然是味儿美美香儿喷喷色儿黄黄。
仅此一点就可充分证明，“美”食文化该是多么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所以中国人的审美从来都不在五“色”五“声”之外，不留情面地排斥五“味”。
在历史上，大概只有程朱理学的某些末流才曾经主张：一旦超出单纯吃饭的范围而去渴求美味美香，食马上就会变成没有“天理”因而该灭的“人欲”。
简直是不仅灭绝人“欲”、而且灭绝人“性”？
只是他们自己在创作这些高论的时候，如饥似渴地咽下去的，恐怕也不一定就是忆苦饭一般的半年糠菜半年粮？
更何况还有孔老先生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那里作为理论根据为咱们撑腰垫底。
据说古代一位老塾师，曾这样苦口婆心谆谆教导那些调皮捣蛋得可以的纨绔子弟：
“只要行得《论语》中半句，便有资格做得圣人。”
一位纨绔问：“吾已行得两句，何以还不是圣人？”
老塾师大惊失色地反问：“哪两句？”
这位子弟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苏格拉底曾挖苦地把那些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只吃肉脍拒绝主食的人们称之为“老饕”，并且不满地批评把好几种菜同时塞进肚子里的做法是极其浪费破坏菜味。
象这种不懂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妙趣的队伍，居然有资格成为什么文化圣人，实在是莫名其妙地令人惊奇。
其实，就连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只能说是属于美食文化中的小儿科，至少也是和以往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功利性曾在的封闭保守狭隘局限一路货色？
据说古代一位穷酸秀才，为了向世人显示自己对美食文化的积极参与，每次出门前都念念不忘拿起门后挂着的一块积淀深厚的猪油，使劲把嘴唇擦得铮光瓦亮，以便它能在烈日炎炎之下象二百五的大灯泡一样闪闪发光。
这似乎能从一个侧面体现以往大众美食文化在节俭方面的登峰造极闻所未闻？
以往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再加上君子远庖厨，毕竟还可以勉强造就曲高和寡的高雅。
今天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再加上君子统统进庖厨以八级工的熟练技术操作锅碗瓢勺，恐怕也只能属于一唱百和的通俗？
因为当前的经济性现在以及功利性现在，已经开始在那里扬眉吐气扩展进步。
在以往，老百姓一年到头就盼望着过年的时候，能够既功利又审美地吃上几天饺子汤元团圆饭，以解除三百六十个日日夜夜积淀下来的嘴馋。
现如今，平常已吃够了山珍海味的大众们，准备年饭的时候却居然唠唠叨叨地抱怨起这些传统习惯，害得自己三九严寒冰天雪地还剁肉洗菜忙个不停，想一想实在不划算，虽然历史的绵延最终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把人们赶进这个怪圈。
全都是因为当前的“美食文化”，已构成了大众们通俗而重利的日常审美活动中最为普及的一种情趣？
也只有在今天的经济性现在以及功利性现在的雄厚基础上，食之“欲”的色香味儿之“理”，才能盛开出如此漫山遍野窈窕多姿的具有丰富“文化”意味的审美花朵。
在功利性曾在的节俭还是登峰造极闻所未闻的时候，虽然美食文化也在那里绵延积淀，但“吃喝”总是有可能与“嫖赌抽”一起沦为“五毒”之中的哥儿们成员，因为它们始终潜藏着把不太厚的家底坐吃山空卧喝海干的破产危险。
在功利性现在的发达扩展到开放进取豪迈无限的今天，尽管“嫖赌抽”摇身一变转型为更加危险的“黄赌毒”，唯独“吃喝”却能够凭借扎实的经济基础，一劳永逸地跃升到堂而皇之的“文化”层面？
倘若没有经济改革开放搞活带来的老百姓荷包里的丰满丰富，又怎能想象会有当今大众们餐桌上的丰富丰满？
结果，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下跑的——除了火车，海里游的——除了潜艇，统统都能成为美食文化这朵大红花可以点石成金地予以美化的审美对象？
红花自然还需绿叶扶。
不过，红花什么时候需要担心没有绿叶扶？
于是，饭馆里面的轻歌曼舞、包厢里面的卡拉ｏｋ，便进一步从视听触的不同角度美化着大众们重在味觉嗅觉的饮食之欲，使整个进餐过程从头到尾一点儿都不缺乏审美的情趣。
审美不忘功利。功利不忘审美。审美与功利简直是鱼水不分一家人地溶为一体。
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广泛地扩展了人们的审美内容。
非常理想非常全面的精神物质双丰收。
顺便还可以提及吸引外国游客增加外汇储备等等一系列随之而来的马太效应？
令人惋惜的也许只有一点：这种兴旺发达的美食文化，似乎同时也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构成要素，以致于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或是在意识形态，要想办成一件什么事儿，就得经常性地借助于这道添加剂兼润滑油。
因此才有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之类的口头禅。
因此才有了在弥漫着色香味儿的公款吃喝之中一年便吞掉一座三峡大坝的忧虑。
因此才有了黄金酒黄金宴仅仅吃上一顿就耗费它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别开生面。
联想到记忆犹新的三年自然灾害十年史无前例，好象不难把当前大众美食情趣中的这种大吃大喝放纵肚皮，直接归咎于以往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乏油少肉胃缺酒？
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或许还在于：传统文化中似乎一直都欠缺一个外在性的“理”，来有效地制约规范食的自然趋向于色香味儿之“欲”？
于是，一旦手里有了一些闲钱余力，既然还不急着用它们来给自己看风水修墓地，义无反顾地吃它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又有什么不可以？
因此，在发现所有与色香味儿内在相关的“理”都难以遏制大块朵颐狼吞虎咽的膨胀蔓延之后，现在大概就不得不考虑：为了医治当前美食文化的这种“饕餮病”，是不是还有必要从引进那个不仅外在而且冷酷的“理性”方面打打主意？
古罗马的王公贵族们就曾经崇尚奢华纵情享乐声色犬马吃喝无度，乃至发展到不惜频繁地洗肠呕吐拉稀泻肚、以便腾空酒囊饭袋吃尽天下美食的地步，结果紧接着就出现了基督教禁欲理性精神的严厉束缚。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必须求助于什么“宗教理性”，把山珍飘香海味可口视为万恶不赦的至恶原罪，以致于在生活资料已经大大丰富的今天，依旧去品尝那种登峰造极闻所未闻的节俭造就出来的粗茶淡饭思甜忆苦。
今天可以引进的“理性”之“理”，首先应该是现代化的“科学理性”之“理”？
在现代化的历史氛围中，科学技术已毋庸置疑地成为第一生产力。
对于当前的美食文化来说，也许不妨再想一想：科学技术是否还能成为第一消费力？
虽然属于审美情趣、却毕竟与胃口嘴皮紧密关联的美食文化，倘若仅仅顺着俗得可以的色香味儿之理发展下去，恐怕很难达到雅的境界——尤其是面对肚儿圆之后残留下来的满桌美味佳肴整桶山珍海味。
也许，唯一的出路在于：在遵循科学的营养配置合理的饮食结构的理性基础之上，再去追求令人垂涎三尺的色香味儿之极致——先来点儿科学，再考虑审美？
不过，这条唯一出路的唯一缺憾或许是：科学理性与感性食欲的深度张力，营养结构与色香味儿的剧烈冲突，会不会使我们的美食文化最终也沦落到每天都去啃那些有定量成比例的汉堡包牛肉饼番茄片炸薯条、并且依然免不了大腹便便膀肥腰圆的悲惨地步？
这对于大众们特别珍视的微观口福来说自然是一个损失惨重的大大可惜。
此外更甭提还有可能从宏观上危及到那誉满全球的美食文化的优良传统？
如何既能让注重色香味儿的光荣传统继续发扬世世代代无穷尽地传下去，同时又引进科学理性来抑制感性欲望向“饕餮病”扩张膨胀的无穷尽势头，显然就成为摆在当前大众美食情趣面前的一个二律背反兼实践两难。
目前，这个二律背反好象至少已经在下述实践两难中初露端倪：按照科学理性饲养出来的洋鸡洋猪，吃起来怎么都赶不上顺着感性欲望野外流放的土鸡土猪那样香？
于是乎就会出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怎么办”？
就连刘言非语的弯弯绕兜圈圈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传统文化建议我们：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非常简单。
于是乎突然想起大众审美情趣的表欲动向中好象还有另一个“性也”的方面？
于是乎让刘言非语就这样在困惑迷惘之中稀里糊涂地从“食”转向“色”？
４. 秀色可餐
“食色性也”——这句四字真言早已从人性论高度，盖棺论定地确立了食色之间在欲的领域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另一句不时成为口头禅的日常成语，还能从审美学视角，为这种友谊增加一个锦上添花的注脚——“秀色可餐”？
秀色当然就是一种“色”。可餐无疑就是一种“食”。
既然食不够美便难以爽口，那么色也应该秀才可以餐？
前面引用的荀子那段话，甚至还为此提供了哲理积淀：
“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好象就是要求“美食爽口”？
“目好色而妇女莫众焉”，仿佛就是主张“秀色可餐”？
于是乎，“美食爽口”与“秀色可餐”恰象一副对仗工整的典雅对联，彼此间构成了一段天作之合的绝佳良缘。
结果，刘言非语不仅能因此从“美食文化”顺理成章地过渡到“秀色文化”，而且还可以通过它们的相映成“趣”，充分证明当前大众审美文化在表“欲”动向上的内容全面。
不过，即便是象“美食爽口”与“秀色可餐”这样的天作良缘工整对联，有时候好象也还是会露出某些裂痕破绽？
首先，虽然都属于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食”与“色”在人性论层面上，似乎就体现出一些微妙的区别。
只有在“性”之广义上，我们才能说：“食色性也。”
一旦在“性”之狭义上，我们只可说：“色即性也。”
“色欲”亦即“性欲”；“食欲”却非“性欲”？
结果，虽然都是“性也”，但仿佛色之“性也”要比食之“性也”更是“性也”。
尽管按照刘言非语的分崩离析，“欲”字在本质上其实是只欠“谷”不欠“色”。
就连在西方文化中，好象也能找到与这种汉语的文字游戏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证据？
很喜欢谈论这个欲那个欲的弗洛伊德，就只是热衷于渲染人类文明对于性本能的水深火热的沉重压抑，却没有提及它是否也曾几何时把食本能变成了心灵深处历尽艰辛的潜意识。
似乎对于不仅“文”而且“明”来说，只有“色”才是独一无二的本能“性也”？
其中自然深藏着一些值得玩味的文化绝密。
其次，虽然都属于最基本的生存欲望，“食”与“色”在审美学层面上，也好象流露出某种奇怪的差异。
美食文化的观照对象，虽可以远到天涯广至地头深入海角，但毕竟还停留在入口即化进肚成肥的狭小范围；此外就很难从绘画雕塑音乐文学中发现对它们的艺术性赞美。
美食文化的观照心理，也仅限于进餐前那段哈拉子在口腔中翻江倒海的瞬间；一旦挥筷舞叉狼吞虎咽，再美色美香美味的佳肴也只能让肠胃里面的蛔虫儿们继续慢慢地品鉴。
结果，食之性也在本质上便具有了强烈浓郁的功利性气息；哪怕让“食”按照色香味儿的“美”之规律“文”而“化”之，它的终极性目的依然在于囫囵吞枣地统统咽下去。
如果对于美食文化的对象只能限于眼观色儿鼻闻香儿，却根本不准动一动筷子舞一舞刀叉塞进樱桃小口咂咂味儿，再具有审美价值的海味山珍，也将失去它本真的源初意义。
甚至眼观之色鼻闻之香的极力审美化，唯一的用意也就是利用美色美香把人们拉下水，刺激刺激功利性的胃口，以便增强扩大对它的美味的物质性消费。
就此而言，饮食当然可以审美，但本质却在功利？
所以，即便是专业的美食家，恐怕也不能象鉴赏人体绘画人体雕塑人体摄影那样，仅仅满足于面对美味佳肴的写真集做超君子的既不动手也不动口的壁上观。
所以，在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中，恐怕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象美食文化这样，能够如此淋漓尽致地把重利与表欲内在地联结在一起。
所以，美食文化并不怎么具有独立自律的审美意义？
色之性也的审美特征，却在这些方面有所不同。
“秀色”诚然“可餐”；甚至“色”之所以会追求“秀”，有时候也就是为了实现那种功利性的“可餐”？
人们常常把“show”音译为“秀”。其实，即便在语义方面，这种诠释也可以看成是通达雅的登峰造极。
因为许多“作秀”的确是在那里尽情地展现“秀色”？
在某些场合，本来旨在审美性的歌舞表演，还会沿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肉不如脱”的路数发展，因而“作秀”的终极性目的非常明确地指向了功利性的秀色“可餐”。
然而，尽管潜藏着这些功利性动机，秀色文化却依然可以在审美价值方面自律独立。
比方说，尽管人们毫无希望对绘画雕塑写真摄影乃至大厅广众街头舞台的许多秀色完成功利性的可餐举动，它们以及他们以及她们却照样能在大众审美情趣中光彩照人绚丽夺目。
于是乎，秀色文化的观照对象，不仅包括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人体，不仅包括视觉艺术中色彩斑斓的光秃秃形象，同时还有文学语言中栩栩如生的赤裸裸描写？
于是乎，秀色文化的观照原则，也常常要求大众们不但超功利而且超君子，因此是绝对审美的许看不许摸动眼不动手？
于是乎，虽然同样具有强烈浓郁的功利性内涵，色却似乎比食更富于本真的审美意义，以致于可以断言：秀色文化在本质上首先属于审美、而不是属于功利？
于是乎，即便在紧张严肃的美学理论中，“秀色”的学名“人体美”也照样能成为自律的审美形态；而哪怕在轻松活泼的审美体验中，也很难把“饮食美”单独地陈列出来？
其实，又何止是在与美食文化的比较中，秀色情趣才能享有一种独特的优越性？
人体美甚至还可以在与自然美艺术美的对照中，照样保持自己的一枝独“秀”。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发生学的角度说，美在本源上只能唯一地由人创造出来；从本体论的角度说，美在本性上只能唯一地显现人的存在；从功能观的角度说，美在本意上也只能唯一地对人具有意义。
一个秀色文化方面的例证，也许能说明最后一个命题？
古人在描写绝代佳人的秀色美姿时，曾殚精竭虑地发明了两个美妙成语：“闭花羞月”、“沉鱼落雁”。仿佛美人儿们往那儿一站，花月都会为之失色，鱼雁也会为之震惊。
不仅妙笔生“花”。而且妙笔生“鱼”。缺的只是“熊掌”。
不过，倘若有谁对这两个成语信以为真，它们的美妙也许就要打上许多折扣？
因为，无论宋玉西施何等美如天仙，他或她都不会使悠闲的游鱼自惭形秽地沉入水底，也不会使南飞的大雁象中了枪弹一般跌落在地；既不会使盛开的鲜花不好意思地收拢花瓣，更不会使娇媚的明月羞答答地犹抱琵琶半遮面。
诚然，倘若她或他用手拨弄含羞草，含羞草或许会合拢枝叶；倘若他或她走过池塘边，正在晒太阳的乌龟王八大概会迅雷不及掩耳地消失不见。
然而，效颦的东施或者是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好象也完全有资格产生同样的效果？
所以，再“可餐”的“秀色”也只能做到倾国倾城倾男倾女，让人类的其他成员象中了雷劈一样目瞪口呆半天缓不过神来，而根本不会去倾山倾水倾日倾月倾花倾草倾鸟倾鱼。
说到底，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都只能使人产生美感，对于人具有意义。
归了齐，也只有人才能去判定评估各种审美对象的意义大小地位高低。
在人自己眼里，人自己当然无可置疑地是世间第一个最可宝贵的东西。
荀子在两千年前对世间万物的本质价值展开全方位的比较排序时，就曾带点儿自大狂地大言不惭：“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既然人自己才是世间第一个最可宝贵的东西，那么，人自己形象的美就必定是万美之中最可宝贵的一种美，比什么日月星辰山水花草油布颜料泥巴青铜的美更为宝贵。
毕竟，那些劳什子不过是一堆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稀奇？
唯有自己的身体以及与之共存共荣的秀色文化，那才是从事一切工作的本钱，所以就很有必要多多关心经常留意。
因此，如果说美的王国是一座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大花园，人体美就应该说是这座大花园里最富于诱人魅力的一朵花之花？
据说汉语中“美”字的另一个象形构造层面上的源初含义，就是“羊人为美”。
不仅个大膘肥的羊味道儿很“美”，而且在巫术庆典中头戴羊形装饰的人更“美”？
仅此一点就能够充分证明：炎黄子孙们实际上早已意识到“人体美”的花之花地位。
结果，当今天的大众审美文化对几乎所有美的东西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候，人体自身的花之花，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其中一个最有审美情趣的关注领域。
广义上的人体美，当然包含各种不同的具体种类。
其中最基本的形态，就是那种能通过健美表演充分展示出来的“生机美”。
据说，柏拉图曾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
单就人体的外观形象而言，这个定义几乎是无可非议？
可是，他的论战对手却居然拎出一只拔了毛的光鸡，玩世不恭地反唇相讥：“这就是柏拉图式的人。”
倘若能看到当前最时髦的无论男女的健美比赛，柏拉图也许会改口更确切地宣称：人其实首先是剥了皮的青蛙？
今天的先生小姐之所以热衷于在舞台上展现那一具具肌肉特别发达、在凡士林和碘钨灯的辉映下怎么看怎么象蛤蟆、有时还会让人惊起一身鸡皮疙瘩的臭皮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凸显那种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强健生命力。
当前的一些大众之所以风起云涌地每天都去健身健美俱乐部，象艺术家雕刻冷冰冰的石头泥巴那样发了疯一般塑造自己有血有肉的形体，以致于让体育器材经销商营销商传销商专卖商批发商零售商利用大好时机发了一笔不算小的横财，主要也就是因为他们已厌倦了中世纪僧侣们的骨瘦如柴大观园林妹妹的弱不禁风，所以下决心要把自己从一只拔了毛的光鸡进化到一只剥了皮的青蛙。
可以说其意识形态动机，是为了响应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
也可以说其历史绵延动机，是为了复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天人合一：既然老天爷都在那里小车不倒只管推地行动不止追求健美，君子们难道还不该发愤图强别休息？
还可以说其深层心理动机，是为了在现代条件下显现生本能的强大张力？
不过，当前大众审美情趣之所以对花之花投以特别的青睐，以致于把它视为首要的关注焦点，好象又不仅仅是出于这种虽然源初毕竟空泛的“生”之“欲”。
毋宁说，当前大众秀色文化之所以繁荣昌盛兴旺发达，更直接的还是出于某种不仅心猿而且意马的“性趣”？
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刘言非语已经论证的“秀色可餐”。
虽然今天大众的美食情趣十分欣赏青蛙肉，但几乎人人都能心知肚明：“秀色”的“可餐”之处绝对不在这里。
其实，真正在当前大众审美文化中一枝独“秀”的，本来就并非花之花的“生机美”，而是花之花的“性趣美”。
也只有这种出于“性趣”的“秀色可餐”，才能与那种出于“食欲”的“美食爽口”构成工整对联天作良缘？
也只有这种出于“性趣”的“秀色可餐”，才会比那种出于“生机”的“青蛙大观”拥有更悠久的历史绵延？
鉴于这些理由，下面刘言非语有关大众审美秀色文化“表欲”动向的分析，也将主要局限于“性趣”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