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刘清平 著
四 理
１. “理理”之辨
这标题很能暴露刘言非语的本来嘴脸，因为它简直象在困惑迷惘之中不仅稀里糊涂而且爱恨交加以致于发高烧昏了头的时候冒出来的乱语胡言。
“义利”、“雅俗”、“理欲”、“情性”毕竟在字面上还有些差异；“理理”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玩艺儿，又该怎样来上一个什么“之辨”？
不过，倘若就这个一而二二而一的玩艺儿辨上那么一辨，对于下面要讨论的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融理”动向问题，也许还真能具有某种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强调的“理”，与西方文化传统强调的“理”，本来就不是完全相同的一码子事儿。
西方文化传统强调的“理”，在本质上是“理性”（reason）之“理”。
它首先植根于人们的认知活动之中，直接意指人们凭借逻辑推理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获得普遍必然真理的因素能力。
所以，这种源于认知活动的“理性”之“理”，才能不仅超越于而且还外在于单纯感性的“欲”和“情”之上。
也正是这样一种“理性”之“理”，才被西方文化传统奉为一切认知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理由根据。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哲学传统才体现出鲜明的理性精神，甚至强调人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并由此一步步绵延出古希腊的“神性理性”之“理”、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之“理”、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之“理”。
中国文化传统同样也很强调“理”。
程颐甚至提到了“理性”这个词语：“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但此理却非彼理？
非语刘言的分崩离析：“理”者，“玉里”也。人按玉的纹理加以治理就是“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还常常把“道”与“理”并提，也就是所谓的讲“道理”。
但此道同样很有特色。
分崩离析的刘言非语：“道”者，“首走”也。人的首领走的那条马路就是“道”？
结果，无论“道”还是“理”，就首先具有了人为践履活动方面的语义，通体浸润着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为践履精神，直接意指着一切人为践履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度规矩。
于是乎老子就大谈“无为而无不为”之道。
于是乎孔孟就大谈“仁义之道”、“中庸之道”。
于是乎庄子就大谈“内圣外王之道”。
于是乎禅宗就大谈“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
于是乎中国文化传统就大谈“人伦日用”的各种道理。
既然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各种感性的欲望情感就构成了人生存在的本质内容和人为践履的源初动力，那么，无论“道”还是“理”，也必然会内存于这些欲望情感之中，成为所谓的“欲”之“理”或“情”之“理”。
这也就是程颐在“性即理也”的意义上说“所谓理性是也”的本来含义？
非语刘言的分崩离析：“性”者，“心生”也。心由于生而形成的一切都是“性”？
所以才会有“生”之谓“性”、“食色”之谓“性”、“情”之谓“性”。
这些“性”自身内存的“理”，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理性”？
其中，对于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最最重要的首先又是“情理”。
因为，“合情”也就是“合理”，二者本为一体。
因为，“天理”也就是“人情”，相互密不可分。
因为，“动之以情”也就是“晓之以理”，彼此水乳交融。
所以可以说，此理与彼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情”有独钟之“理”，一个是无所不“知”之“理”？
前面曾提到：中国文化传统的种种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精神；西方文化传统的种种人文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精神。
现在可以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精神就是“人为”加“情理”的“人为情理”精神，西方文化传统的根本精神就是“认知”加“理性”的“认知理性”精神？
既然都是“理”，二者自然有某些相通乃至相同的因素？
比方说，它们其实都具有必然性和超越性等等基本特征。
但恰恰是在这些特征方面，二者体现出鲜明的深层差异？
“认知理性”的必然性建立在认知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
“人为情理”的必然性建立在情感演变发展的基础之上。
“认知理性”的超越性建立在理性认知对于感性欲望情感的外在性基础之上。
“人为情理”的超越性建立在情理原则对于感性欲望情感的内存性基础之上。
结果，虽然都是“理”，二者却常常处于冲突抵触之中。
不妨再来比较一下依据两种“理”展开的两个逻辑推理？
在认知理性精神的主导下，亚里士多德曾给出了这样一个逻辑推理：
“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故苏格拉底必有死。”
在人为情理精神的主导下，《易传》曾给出了这样一个逻辑推理：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前者显然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因为无论白种人黄种人还是黑种人红种人，尽管皮肤头发鼻子下巴的色彩形状大相径庭，但在这个领域倒的确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
后者只被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视为无可置疑的天经地义；一旦进入亚里士多德认知理性式的眼里，这枚圆满的鸡蛋里面就存在着挑出一大堆鸡骨头的可能性。
前者的必然性具有对于认知逻辑来说相当典型的严密明晰：只要苏格拉底是人，不管说一千还是道一万，苏格拉底铁定了必然要死。
后者的必然性具有对于情感逻辑来说相当典型的模糊不清：即便有了夫妇也不一定就会有父子；即便有了父子也不一定就会有君臣。
前者的外在超越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绝不允许任何感性情感的骚扰干预。
因此，按照这种必然的认知逻辑之理，哪怕是对于亲戚朋友心上人大恩人，都必须铁面无情地推导出“必有死”的结论，而不能顾忌桃花潭水深千尺的亲情友情恋情恩情。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师父。柏拉图又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父。
可亚里士多德偏偏就拿自己最亲爱最尊敬的祖师爷开刀，做出了这样一个几乎在所有的逻辑学教科书中都畅通无阻的著名逻辑推理。
因为“吾爱吾师，更爱真理。”
后者的内存超越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必须符合各种感性情感的基本规则。
因此，按照这种必然的情感逻辑之理，即便“必有死”对于任何人都是大势所趋，但一旦涉及到亲戚朋友心上人大恩人，就应该一往情深地避免做出这种不给面子的残酷推理。
孔子是曾子的师父。曾子又是子思的师父。子思又是孟子的师父。
孟子与孔子之间的时间间距，显然大于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之间的时间间距？
孟子当然没有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研究过逻辑学。不过，即便研究了逻辑学，他也铁定了不会做出如此这般的逻辑推理：“人皆有死。孔子是人。故孔子必有死。”
依据人为情理的基本精神，他更应该充满激情地赞誉自己最亲爱最尊敬的祖师爷是“集大成”的“圣之时者”。
因为“吾爱真理，更爱吾师。”
只有拼命鼓吹全盘西化的胡适，才曾经数典忘祖东施效颦地拙劣模仿亚里士多德，让孔老先生居然也在某种认知理性的逻辑推理中“必有死”。
显然他对孔子缺乏按照情感逻辑应该持有的那种敬意？
所以鲁迅才会就“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肯定要死”、“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肯定升官”、“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哈哈哈哈”之间的差异，做出那些著名而精辟的比较分析。
所以才有必要在讨论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融理动向之前，先来上这番“理理”之辨？
２. 现代化即理性化
假如这番“理理”之辨居然可以成立，我们大概会发现：要在当前大众审美情趣中从“抒情”进展到“融理”，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
关键在于要“融”的是什么“理”？
倘若想在当前大众审美文化中融入“情理”之“理”，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因为，即便不付出什么特别的努力，传统的积淀历史的绵延也足以保证：这种“融理”能够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倘若想在当前大众审美文化中融入“理性”之“理”，也许就没那么便宜？
因为，理性与情理不仅很为不同，而且还有抵触张力。
结果，合乎情理很难合乎理性，合乎理性很难合乎情理。
不过，这好象又不是一个取决于难易程度的可选择问题？
因为，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并非局限于大众审美情趣的狭小领域，而在本质上属于现代化进程的大潮所向大势所趋。
马克斯·韦伯主张“现代化即理性化”，自然有某些简单片面之处。
毕竟，并非一切理性化都是现代化，现代化也并非仅仅就是理性化。
然而，理性化虽然不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却是现代化的必要因素？
这种现代化即理性化，集中体现在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理性体系理性运用、现代化生产经营的理性结构理性管理、现代化民主法制的理性机制理性程序、现代化伦理道德的理性原则理性规范等等领域。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开展现代化建设，倘若不能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确立现代理性精神，必将导致科技失效经济失控政治失范道德失序。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文化传统相对欠缺理性精神的事实，这种理性化对于当前我们跨世纪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来说，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科学技术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离开了依据理性思维确立的现代自然科学，现代化的建设就将在根本上成为不可能。
中国哲学传统恰恰就欠缺科学理性方面的基本精神？
诚然，它也曾涉及到认知方面的有关问题；但在人为践履精神的主导下，它却更强调认知活动首先指向人为践履的必然法则伦常规范，而不是指向外部世界自身的本质规律。
不妨以儒家传统的基本宗旨为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的终极性目的，恰好就一维性地集中指向了“心意身家国天下”。
甚至，中国哲学传统之所以会讨论有关“天理”、“物理”的问题，往往也并非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而主要是由于它们与“人伦日用”之间的密切联系。
比方说，《易传》提出的“天尊地卑”这一“天理”，单就自然界自身来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联系到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它的全部精神底蕴才能展现无遗。
所以朱熹才会肯定：“天理流行，触处皆是：暑往寒来、川流山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无非这理。”
就连最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荀子也主张：“君子……其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
君子只需在人为践履活动中充分发挥天地万物的实际效用，而不必为了对它们展开知其所以然的理性认识浪费功夫？
结果，中国古代虽然在实用技术领域做出了许多举世闻名的重大发现，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却一直未能取得长足进步。
火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的确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
但在以往的传统积淀历史绵延中，这四大发明的积极作用却好象是相当有限？
或许就因为只是满足于“善用其材”地利用它们造鞭炮惊天地看风水泣鬼神出版四书五经发行香艳丛书？
于是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引进那些在“务说其所以然”之中理性化了的现代科学技术。
于是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引进那些旨在保障科学生产科学经营科学管理科学消费的经济理性因素。
于是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引进那些旨在建立发展公务员制度、巩固完善高度民主的政治理性因素。
于是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引进那些旨在健全法治化体系、肯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理性因素。
于是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引进那些旨在确立普遍性社会公德、建设高度精神文明的道德理性因素？
一些学者一方面承认儒家传统欠缺“认知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它具有“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的特征。
如果一以贯之地运用“理性”范畴，这些看法应该说明显地陷入了一个误区？
所谓“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在西方哲学中历来与“认知理性”、“纯粹理性”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甚至首先就意指着人的“理性”本质在实践—伦理领域内的结晶凝聚。
就连不同意把“道德理性”与“纯粹理性”混为一谈的康德也指出：“真正的最高道德原则无不独立于一切经验，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
所以，西方哲学传统不仅很少把实践—伦理的问题归结为情感活动，而且还特别强调了道德理性对于欲望情感既超越又外在的规范限制。
既然如此，相对欠缺认知理性精神的儒家传统，又怎能在伦理领域具有西方哲学传统那种以认同人的“理性”本质为基础的道德理性精神？
归根结底，儒家传统是在血缘亲情的本根性之上肯定道德活动的合理意义，从而凸显了一种与道德理性精神大异其趣的血亲情理精神。
不妨对“孝”这个儒家伦理的“元德”稍作一些分析？
当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说得好：“人为什么当该‘孝’？这是经不起理智的疑问与分析的。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对象……。这是没有理由的。既没有理由，就可以化除。在守孝时，要吃素，穿素衣，不可穿华彩的衣服，精致的绸缎。假若是近视眼，也不可带金框镜。我们的理智主义者可问：既可以带银框，为什么不可以带金框？不都是金属吗？既可以吃青菜豆腐，为什么不可以吃猪肉？这不都是可吃的物质材料吗？没有理由。既没有理由，要这些封建的限制干什么？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出：关于这类的事可以这样去追问去分析吗？当他这样一问时，他的心已经死了，可谓全无心肝。”
“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出”：儒家传统之所以肯定“孝”，并非完全“没有理由”。
虽缺乏理智科学方面的坚实根据，却拥有血亲心肝方面的充足理由？
孔子在批评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时曾指出：“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显然，孔子肯定三年之丧的基本理由，就是因为它很合乎亲子之爱，能使君子内心的血缘亲情保持安适和悦的状态。
显然，所谓的“亲子之爱”、“很有心肝”、“于心不忍”、“于心不安”，正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儒家道德规范在血亲情理方面的至上性本根依据。
因此，儒家传统的道德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必然存在着本质的差异？
康德曾依据道德理性精神指出：“从人类特殊的自然境遇、某些情感和爱好、甚至从人类理性的某种并非对于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意志都必然适用的特殊倾向中得出的任何东西”，都只能提供主观的特殊性道德原则、而不是客观的普遍性道德原则。
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体系，恰恰就是以父子血亲这种特殊情感作为本根基础，因此无法具有本真的普遍性道德意义。
比方说，即便每一个人都应该贯彻父慈子孝的亲情伦理，但它也只能在父子血缘关系的范围内发生效力，而无法成为支配一切人对于一切人的道德关系的普遍根据。
比方说，即便依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途径，也不可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象对待自己的父亲那样对于一切老人尽孝、象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样对于一切儿童尽慈，从而将父慈子孝的特异性伦常私德延展到普遍性的人际关系之中。
甚至，一旦这种特殊主义的情感原则成为伦理规范体系的本根基础，还必然导致将血缘亲情关系凌架于一般人际关系之上，允许人们在特异性的私情伦常中拒斥那些普适性的道德准则，依据内外亲疏尊卑远近奉行多重性的道德标准？
比方说，孟子虽以“人性皆善”作为普遍性的伦理依据道德标的，却又特异性地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仅仅因为那样做有可能伤害父子之间慈爱孝顺的血缘亲情。
比方说，舜虽依据有过必惩的原则，坚持流共工放
兜杀三苗殛鲧，却不仅出于血缘亲情的理由在父亲杀人后“窃负而逃”，而且还打算“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地给予不仁不悌的弟弟象一官半职当当。
之所以有这类举动主张，正因为特异性的血缘亲情被视为本根至上？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不过，假如神州大众只是按照这种模式实际践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口号，恐怕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导致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等等一系列的负面功效？
所以，在两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儒家传统的血亲情理精神非但没有培育出多少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高雅“圣王”，反而倒造就了一批以特异性私情伦常压倒普遍性道德准则的低俗“乡愿”。
所以，即便在今天也不难发现私情伦常与社会公德无法通约的种种弊端？
比方说，今天已很少有人在亲戚朋友熟人同事家里随地吐痰，可为什么一进入公共场合面对着陌生人，仍不妨喉咙一痒舌头一弹就让它飞出几丈远？
比方说，面对着关系网裙带圈走后门托人情等等不正之风，人人提起来都是义愤填膺怒发冲冠，可为什么一旦发生在自己的亲情恩情友情乡情小圈子里，却又会在潜意识中自以为合乎“天理人情”而理得心安？
所以，尽管王阳明早就在那里望眼欲穿地憧憬期盼“满街都是圣人”，今天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还是只能从要求“满街都是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废纸爱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的普通公民”做起？
更重要的是：倘若不能以现代道德理性取代儒家血亲伦理，也就无从保证经济理性政治理性法律理性的贯彻实施。
比方说，倘若不能确立具有普遍适用性平等涵盖性的理性道德规范体系，堵塞各种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的伦理通道，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就还是有可能偏离理性发展的健康轨道。
比方说，倘若不能以民主理性的现代意识取代宗法血亲的传统情理，基层乡村里的民主选举就还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沦为新时期的族长推举。
比方说，倘若不能以现代理性意识替换古代圣贤品格，“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就还是有可能导致任人唯亲徇情枉法的现象，与现代化的行政理性法律理性形成尖锐的对立。
说到底，现代化即理性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一致的有机整体。
归了齐，欠缺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现代化进程带来危机？
３. 真诚纯与假大空
既然现代化即理性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审美的领域自然没有理由成为例外的唯一。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艺术方面的现代化理性因素，主要体现在音乐的记谱系统调式体制、绘画的透视技法线条色彩、建筑的力学基础拱顶构造等等之中。
其实，这些东西只是从理性的形式原则中推演出来的雕虫小技，对于我们的大众审美情趣并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当前的大众审美文化需要引进融入的现代化理性精神，或许更应该偏重于它在内容方面的实质性因素？
其中首当其冲的无疑是理性精神对于感性欲望情感的外在超越。
因为它是保证当前大众审美情趣全方位地脱俗向雅的重要契机。
比方说，在当前大众美食文化的领域，就只有引进生理科学经济消费方面的现代理性精神，才有可能保证它的色香味儿之欲能够脱出狼吞虎咽铺张浪费之俗气。
比方说，在当前大众秀色情趣的领域，就只有融入性感直观道德法律方面的现代理性精神，才有可能抑制消解由交感践履房中体验蔓延而来的发黄伤风之俗气。
比方说，只有引进政治民主法律道德方面的现代理性精神，当前大众审美文化的抒情动向，才有可能清除扬弃那些在传统积淀中已经陈旧过时没落腐朽的因素，在整体上升华到符合人类现代历史发展规律的层面，并对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不过，这些在前面已或多或少地有所涉及，现在再详论就未免显得有些多余。
因此，不妨说一说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着大众审美情趣的“假大空”问题？
当前艺术领域的假大空弊病，显然直接来自于几十年前的“史无前例”。
然而，从更深层的传统积淀视角看，它还终极性地渊源于“情理”精神？
分崩离析的刘言非语：“情”者，“心青”也。心儿发青就是“情”？
好象没有分析出什么科学道理的因为所以。
不过，即便求助于《说文解字》的“人之阴气有欲者”和《礼记》的“喜怒哀惧爱恶欲”，可能还是会发现：它原本就是一个单凭心儿自己便能发青的主观玩艺儿？
然而，通过一种刘言非语的弯弯绕兜圈圈也绕不出兜不来的独特转换机制，传统文化却能够把它提升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崭新高度。
于是乎，早在墨子孟子庄子荀子《易传》那里，就开始出现“真天壤之情”、“物之情”、“万物之情”的话头，直接了当地以“情”来指称天地万物自身的客观本质规律。
于是乎，本来意指着由于生之欲而形成的主观内心活动的“情”，居然具有了“真实”、“本性”等语义，乃至还进一步导致了诸如“事情”、“情况”、“情形”、“实情”、“真情”、“情由”之类很有特色的习惯用语。
这仿佛就与西方文化传统赋予更有认知理性意蕴的“真理”（truth）一词以“真实”、“本性”等语义的做法截然不同？
对此只能解释为：以情为理的哲理精神，本来就包含以情为真的内在契机。
只有肯定情能成真，合情才会就是合理。
结果，就连“真”字本身，仿佛也更接近“情”之“真诚”而非“知”之“真实”？
《说文解字》曰：“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段玉裁注：“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引伸为‘真诚’。”
所以，《中庸》就特别声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所以，孟子就特别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所以，庄子就特别指出：“真者，精诚之至也。”
所以，《易传》就特别主张：“修辞立其诚。”
所以，传统的审美文化与当前的审美情趣就特别要求：艺术作品在抒“情”言“志”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它们的真诚真挚真切真纯。
所以，在当前的审美情趣与传统的审美文化中，一直都不缺少“动之以情”就等于是“晓之以理”的杰出作品。
然而，由于情理精神与理性精神存在着某些抵触，情感上的真诚真挚有时候却可能导致理性上的虚假虚伪？
素有“直”名的微生高，在张三跑来找他借半瓶子醋的时候，虽然自己家里也已经吃光用尽，却还是兜圈圈弯弯绕地转而向李四借来，以满足张三的紧急需求。
表面上看很有仁者爱人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
然而，孔子却严厉批评这种隐瞒真相的做法是虚伪掠美之“不直”。
于是乎程子也曰：“微生高所枉虽小，害直为大。”
于是乎朱子也曰：“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
应该说很有康德那种强调任何说谎无论目的效果如何、就其动机本身而言就是不道德的理性精神？
但——一个该死的但？
叶公曾喜滋滋地向孔子陈述自己从事道德教育的巨大功绩：“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表面上看很有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坦白精神？
然而，孔子却居然对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反唇相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于是乎谢氏也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爱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
于是乎朱子也曰：“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
这种“顺理为直”可以说完全合乎儒家传统的血亲情理精神，但恐怕很难说合乎康德认同的那种道德理性精神？
因为它其实是将特异性的父子亲情凌架于普遍性的诚实原则之上，主张在攘羊杀人这类远比借醋严重得多的事情方面，只要涉及本根性的血缘亲情，就完全可以弄虚造假做伪证。
于是乎，一旦血缘亲情被视为本根性基础，情感之真与理性之真就有可能处于对立之中，甚至以真情压倒真理？
于是乎，一切真话实话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话，如果有可能伤害父子亲情甚至是任何一种缠绵悱恻的人伦情感，最好还是少说甚至不说为妙？
于是乎，一切假话空话表扬与自我表扬之话，如果有可能增强父子亲情甚至是任何一种悱恻缠绵的人伦情感，都足以透出十二万分的真诚？
于是乎，青年男女在热恋之际出于“爱”得“心儿发青”吐露出来的真心话，往往都象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大珠小珠落玉盘那样甜蜜芬芳剔透玲珑？
韦伯曾以清教徒的“诚实才是上策”作为参照系，在比较中得出一个结论：“儒家的语言是华美客气的表示”，由此导致了“那种世上绝无仅有的不诚实”。
这显然是把基于理性精神的“是是非非”的诚实标准与基于情理精神的“情真意切”的诚实标准混为了一体？
其实，儒家君子在日常言谈中不时冒出久仰久仰惭愧惭愧之类的客套话，在著书立说时坚持为长者隐为尊者隐为圣人隐的老规矩，从情理精神情面原则的视角看，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地方？
并且，在今天某些斩钉截铁地认同否决说是说不的学术话语中，仍然会偶尔看到以为“情”绪化地渲泄“真”心话就等于揭示了颠覆不破之“理”的现象？
所以，与“假大空”根本无关的算命卜卦预测前程宗师发功包治百病，一个基本的科学前提就是“心诚则灵”？
甚至，就连在十分讲究理性精神的经济建设领域，人们也常常困惑于如何才能在冷静的科学态度与高昂的革命热情之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毕竟，历史已经表明：一旦高昂的革命热情或是坚定的长官意志压倒了冷静的科学态度，的确有可能导致土跃进洋冒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一下子就把亩产提高到几十万斤？
于是，在更为强调抒情言志的艺术领域，也就更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依据情理精神展开的“真诚纯”，却在理性层面上折射为“假大空”？
因为“假大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所谓的很重感情之中，以情造“假”借情夸“大”传情饰“空”。
因为哪怕是荒谬绝伦无可理喻的“假大空”，也可以信誓旦旦振振有词地宣布自己的确是发自内心情感的“真诚纯”。
因为单纯主观的“心儿发青”，本来就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无从验证”。
“假大空”的无限风光登峰造极，自然属于几十年前的“史无前例”。
有学者曾认为，“史无前例”在主体上仍然以理知为基础，受到理性信仰的主宰控制，所以才会导致六亲不认大义灭亲之类对于情感人性的扭曲。
果真如此，“史无前例”在相对欠缺理性精神的历史绵延中，应该说的确就是炉火纯青的“史无前例”。
只是很难解释“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口号的流行？
只是很难解释各种各样“假大空”现象的无阻畅通？
毋宁说，弥漫在“史无前例”中的，依然还是传统积淀非常深层的情理精神？
所以才会特别凸显忠诚热爱信仰崇拜并且还要坚持无限？
所以才会极力主张阶级感情阶级觉悟就是不提阶级理性？
因为哪怕稍微诉诸一下阶级理性，恐怕也不会得出宁要草不要苗的荒唐谬论。
当时在审美艺术领域十分盛行、后来却被指认为“假大空”的种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正好就出于当时许多大众们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忠诚热爱阶级感情的“真诚纯”。
甚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些大众们之所以会重新沉醉于当时的语录歌样板戏并且是其乐无穷，也还是出于某种虽不再忠诚也不再阶级却照旧热爱依然感情的“真诚纯”。
这些曾经的“真诚纯”之所以后来被指认为“假大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终于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发展流程。
因此，在当前的大众审美文化之中，假大空的负面现象也开始相应地逐步消解。
不过，考虑到情理精神的积淀深层，是否能斩钉截铁地断言它就已经彻底绝尘？
一部以儿女情长血亲情深为题材的连续剧，曾依据来自日常生活的素材移植原型合成，有力地弘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情理精神，赞美伟大慈祥的父母通情达理的子女亲密无间的天伦，结果令许多大众们热血沸腾感动万分，在抛洒了大量昂贵的眼泪之后又发出一系列真实真诚真情真纯的感叹颂扬，甚至还引发了大众传播媒体的欣喜拥抱好评如云。
可有人居然端出自己的一家之言，声称这种情深意长皆大欢喜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是近乎不可能，因为尘世里的父子兄弟常常会为了一间房几元钱的纠纷，闹得不可开交拔拳相向六亲不认对薄公庭。因此，倘若仅仅以花好月圆的美好理想替代阴晴圆缺的日常生活，显得很“真诚”的艺术杰作在本质上就是“不真”？
一位女作家曾妙笔生花地为少男少女们写下一本又一本刻骨铭心情深似海的言情小说，让不少大众们为那些跨文化跨国度的爱情故事激动得如痴如醉若狂若迷。
等到她不幸英年早逝撒手人寰之后，某个好事者却抱着既然觉得鸡蛋好吃就应该了解一下母鸡的动机，不辞劳苦不远万里地跑去对那些爱情故事来上一个穷根究底。
究底穷根之后不知怎么居然发现事“情”满不是那么一回子事儿，于是乎又不知居心何在地把那些并非缠绵动人的“本来面目”在一篇又一篇的追踪报道中公之于众。
结果马上就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某些惟恐天下不乱的家伙立即在那里拍手叫好，宣布这些“真相”十分精彩地击碎了神话打破了偶像，声称今后要学会怀疑学会不再被那些粉饰幻想的爱情童话所愚弄。
另一些大众则好象更觉得义愤填膺，认为指望真实才能感动人未免有些幼稚单纯，主张那些小说既然是建立在亲身经历此在体验之上的无可争议的好书名著，自然就应该允许渲染虚构甚至是编造一些美丽的谎言让人们去迷恋，不管真假如何都有存在的权利，是是非非由它去吧，长舌男长舌妇们透露出来的一点点儿侵犯隐私的“真相”并不足以推翻读者心目中业已建立的偶像，又何必让作家在九泉之下打起寒噤不得安宁？
除了这些偶尔一见的单独个案外，当然也不该忘记现实题材历史题材枕头题材拳头题材的主旋律之中，那些正是为了高扬情理精神旨在抒情煽情才会屡见不鲜屡用不烦的生编硬造生拼硬凑生拉硬扯生捆硬绑？
此外还可顺便提一提一度成为热点的“追星族”问题。
也许正因为让那些浅吟低唱慷慨激昂抒发煽动得“心儿发青”，一群又一群的少男少女们才会爱屋及乌地以为曲如其人，以致于出于真情发自内心地拼命去追星？
一旦有人指出某颗新星在现实生活中并非象歌词声调那样灿烂辉煌，几个族们竟然会认为这是有意丑化自己心目中的崇拜偶像，以致于不惜在狂热之中拔刀相向。
不知这些事实能否表明：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并没有完全摆脱由于“心儿发青”造成的“假大空”？
所以还是有必要提出如何引进“审美理性”的问题，强调一下究竟是只求“情”真还是先要“理”真？
20世纪西方最坚持理性精神的胡塞尔，曾一个劲儿鼓吹“面向事物自身”。
审美理性首先也就要求：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展现真实真理，而不是仅仅以情感体验的真诚真挚作为理想本真。
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连西方美学传统主张的似乎已经过时了的“艺术摹仿”论，也依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其实，身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即理性化大潮的当前大众审美情趣，已经表现出试图融入审美理性精神的崭新动向。
一部既缺少“明星”级的奶油小生冰淇淋花旦、也没有精巧别致的“艺术”性构思情节、只是在那里赤裸裸地“写真”的什么“大案”，就曾经由于实人实事实地实录，吸引了大众审美情趣的视线，成为大众审美文化的一大热点。
可能主要就是因为坦诚坦白坦率坦然地求真，而不再是弄虚做假矫揉造作地煽情？
虽然也有情感上的真诚真挚，却首先基于真理性的实事求是。
当前的大众审美文化，能不能在整体上全方位地紧跟当前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时代步伐？
到底是要“心儿发青”的“假大空”，还是要“实事求是”的“真诚纯”？
到底是为“情”而“情”甚至是不惜以“假”煽“情”，还是为“真”而“真”甚至是只求原“本”之“真”？
就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而言，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选择？
因为某些弥漫着情理性一团和气的文艺晚会，仅仅由于欠缺理性化的直面现实，就已开始丧失它们曾经具有的强大凝聚力，难以振奋大众们的审美“情”趣。
因为广大受众们的注意力正一点点地转向那些虽非审美艺术却更真实清新的电视栏目纪录影片记实作品。
因为还有人在那里鼓吹：人演的那些电视剧大多不如偷拍的动物世界新鲜有趣；毕竟野兽们不仅不会和导演制片计较报酬，而且在镜头面前也更显得一派天真？
因为还有人在那里叫嚣：在当前的电视“情”趣文化之中，也只有体育比赛的现场直播才能够称之为炉火纯青的“原本之真”；甚至是有了一点儿时间间距的实况转播，都有不动声色做上一些手脚的嫌疑可能？
因为大众们已开始逐渐厌倦那些仅仅是为了煽出“真”情的审美“情”节？
因为大众们很可能有一天会最终抛弃他们现在还如此热衷的审美“情”趣？
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的确。
４. 非理性与后现代
在跨世纪的今天还鼓吹什么“理性”精神，岂不是有点儿赶不上趟的落伍气息？
君不见：西方思想界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出现了现在依然很时髦的非理性主义？
它的思想意图正是要对以往独占鳌头的理性精神加以根本否定，将纯然感性的本能欲望意志冲动生命绵延此在体验潜意识心理视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根据源初动力。
它的发展势头更是越来越猛越来越劲，几乎占尽了20世纪西方思想界的强势上风。
结果，等到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首先受到人们关注的并非那些曾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理性哲学，反倒是各种已经在那里挑剔现代化毛病的非理性精神？
并且，引进的时间流程好象也很有一种追根溯源的特征：最初是萨特恶心文学，接着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然后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再下来是尼采强力意志，从而形成了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一波又一波的这个热那个热。
等到已还原到非理性思潮的诸位鼻祖那里，当前最新潮的便是试图消解西方文化传统中一切“逻各斯”中心的德里达解构主义。
仿佛这些“非理性”哲学就构成了“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时代精神？
据说又是因为16至19世纪的西方哲学仅仅属于“近代”，而只有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才有资格称之为“现代”？
既然目前的任务是“现代化”建设，按照孔老夫子定下的原则，首先引进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主流的“非理性”精神，显然就是名儿很正言儿很顺马儿一到事儿就成。
至于那些“近代”的“理性”哲学，自然也会相应地被视为是过时落后陈腐老朽的玩艺儿，甚至是可以象舜抛弃天下那样加以抛弃的散发着臭味的破草鞋。
套用若干当今正在走红的术语说，这种“译读”是否不幸陷入了某种潜藏着“盲点”的“语境”？
因为，倘若进入西方文字的“语境”，也许它就会露出些微破腚？
因为，西方语言其实并没有所谓“近代”—“现代”的时代差之分，而是非常笼统极其泛泛地一言以蔽之：“摩登”（modern）。
所以，对于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真正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其实还是那些今天已被“盲点语境”认为是不再“现代”的从笛卡儿到洛克到斯宾诺莎到莱布尼兹到孟德斯鸠到卢梭到狄德罗到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胡塞尔等等的理性“摩登”？
所以，在西方文字的语境中，那些非理性的思潮现在已经被精准地命名为“后现代”（postmodern）：“摩登”之“后”的“后摩登”？
事实上，它们的主导精神，恰恰也就是要对现代化即摩登化的发展提出种种疑问，甚至是消解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效应。
感谢改革开放以来外语教学发展的巨大成功，这个词儿马上就被狂热炽热地引进到中文的学术语境，以致于一翻开某些散发着前卫精神充满了先锋气势的文章论著，一不留神就有可能随时陷进“后”的汪洋大海之中。
然而还是没有清醒地意识到由此可能造成的“近代”—“现代”—“后现代”时间流程的“译读”语病？
因为“后现代”要“后”掉的东西，其实并非这个时间流程中最靠近的什么“现代”，倒是隔了一环的所谓“近代”。
假如尼采不仅借尸还魂起死回生而且兴致突发研究中文，发现自己居然不仅是“现代”的主将而且还是“后现代”的鼻祖，甚至自己提出的“后现代”思想的使命也就是要批判消解自己代表的“现代”哲学，不知他会不会感到有点儿象是本真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诚然，倘若坚持世界上怕就怕的“认真”精神，西方文字的语境自身其实也存在某些稀里糊涂的混沌不分？
比方说，在现在讨论的审美领域，本世纪以来一直与非理性思潮共存共荣兴旺昌盛的西方艺术主流，便被莫名其妙地命名为什么“现代主义”（modernism）。
也许只是因为15到19世纪的西方艺术并没有在语境中被称之为“modern”？
撇开这一点不谈。至少就历史宏观发展的时代特征而言，我们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最需要的，显然不可能是那些要把“现代化”给“后”掉的什么“非理性”精神。
当前学术界之所以青睐“非理性”精神，可能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据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也一直有某种“理性”精神在那里对人的感性存在施加着残酷的压制无情的束缚，所以才特别需要引进“非”的精神予以消解抗衡。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何曾有那种不仅超越于而且外在于感性欲情的理性精神？
甚至旨在“灭人欲”的所谓“存天理”，归根结底也还是一种内存于情感欲望之中的“情理”。
因此才会绵延着特别顽强十分持久的功利存在。
因此才会绵延着注重色香味儿之欲的美食文化。
因此才会绵延着凸显交感甚于性感的秀色情趣。
因此才会绵延着充满浓郁人情味儿的网络关系。
因此才会绵延着轻视摹仿强调抒情的审美艺术。
面对如此感性的积淀，又该怎样来确定那些高高飘扬的“非理性”大旗的矛头所向？
面对如此欲情的绵延，引进那些后现代的思潮，不知究竟能“非”掉些什么玩艺儿？
用西方的非理性奇技淫巧来对抗传统的感性情理精神，恐怕就象是不仅风马牛而且还风鸡鸭一般完全不相及？
为了再次贯彻“我引其端彼竟其委”的原则，一波又一波的热潮们往往也能在历史绵延中发现非理性的传统积淀。
虽然偶尔也曾提到老子，首选人物却非庄子莫属？
并且还能以庄子之不变应西方之万变，万变始终不离其“庄”。
于是乎曾经有庄子与尼采的热门比较。
于是乎曾经有庄子与海德格尔的热门比较。
于是乎曾经有庄子与德里达的热门比较。
庄子腰里揣了副牌，谁要想来就和谁来？
东土庄子一夫当关，西方万人概莫能敌。
可以预言：如果西方后现代思潮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预见的将来又隆重推出其他什么著名的非理性人物，已在九泉之下永垂不朽了两千余年的庄老先生，大概还是有幸会被叫醒起床辛苦一趟甭想睡上安稳觉，再来与他或她热门地比它一较。
不过，在“道”之“一家”中有意向地重“庄”轻“老”，这种特异性的选择好象也有某种启迪意义，至少能从一个侧面表明老庄之间的家族相似甚至是家庭纠纷？
因为老子其实并没有什么片面性“非理”之处，反而坚决主张在个体与社会两个领域都应该做到无为而无不为。
因为庄子倒有相当明显的片面性“非理”之处，常常把大批判的锋芒精准地指向了孔子的旨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性之“理”。
就此而言，庄子哲学与非理性精神确有相通之处？
非理性精神特别指斥理性的科学道德法律宗教对于人的感性欲望的外在压抑。
庄子哲学尤其反对儒家社会性道德伦理对于人的个体性情感自由的内存制约。
不过也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毕竟，庄子“非理”的矛头所向，并非针对什么理性之“理”，而仅仅是针对儒家传统那种很有特色的情理之“理”。
并且，庄子虽然反对社会政事治理之“情理”，却不反对一切“情理”；他甚至还十分重视个体生存自由之“情理”。
因此，他虽然象非理性思潮那样以个体性对抗社会性，却并没有象非理性思潮那样以感性对抗理性。
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本来就欠缺什么理性精神或者是逻各斯的中心？
在学术话语中，人们常常把“个体”与“感性”相提，将“社会”与“理性”并论。
其实，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虽然在普遍性之中具有社会性，却并不缺乏个体性。
甚至可以说，人的个体性的自我意识自律存在首先就来源于那种普遍性的理性精神？
所以笛卡儿才会说：“我”思故“我”在——只有“我”理性地去“思”，才会有“我”的独特之“在”。
所以启蒙思潮鼓吹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才会首先以人的普遍理性本质作为根基。
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感性虽然在特殊性之中具有个体性，却并不缺乏社会性。
依据儒家传统，人的社会性仁义道德存在，恰好就首先来源于十分感性的血缘亲情？
结果，只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与感性的矛盾张力才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致于20世纪会出现相当强大的后现代非理性思潮。
结果，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是社会与个体的对立冲突，非常鲜明地体现于儒家学说与庄禅思潮之间的相反相对。
也正是由于这种相反相对一直在注重情感缺乏理性的氛围之中展开，因此才有可能在相反相对之中出现非常鲜明的相辅相成？
所以，归根结底，庄学与儒家一样，在本质上还是属于“前现代”？
所以，无论是外来引进的非理性思潮，还是传统积淀的庄子学说，都无法真正“非”掉同样强调感性的儒家血亲情理对于当前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那些负面效应。
所以，我们当前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的，既不是任何一种前现代的哲理精神，也不是任何一种后现代的哲理精神。
因为它们都不可能构成现代化进程的本真性时代精神？
随着现代化的经济改革搞活开放，人们在感性层面上的存在内容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扩张，其集中表现就是功利性现在的弥漫发达和欲情性因素的强化膨胀。
在这样一种历史氛围下，倘若缺乏理性精神外在超越的制约规范，势必会导致唯利是图人欲横流的严重倾向？
比方说，面对着只要能获取最大利润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地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欺骗造假偷税漏税伪劣假冒哄抬炒作水货盗版等等现象，面对着公款吃喝公款嫖娼行贿受贿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贪污腐败等等现象，显然就只有融入经济理性政治理性法律理性道德理性的精神，才有可能予以限制对抗。
因为儒家传统的情理伦理义理天理，在目前已失去了它们曾经具有的那种对于功利欲情的内存超越的制约效应。
因为庄子的逍遥游理想和非理性的此在精神恐怕也只会在它们面前感到束手无策。
因为这些现象在本质上恰恰就属于炉火纯青的非理性行为，并且在渊源上恰恰与拥有深厚传统积淀的功利性存在和欲情性存在密不可分？
比方说，面对着日常生活中最集中地体现着人欲横流的黄赌毒问题，显然也只有融入法律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的精神才有可能予以消解抗衡。
作为矛头直接指向金钱钞票的功利性之欲，“赌”曾拥有持久的绵延深层的积淀。
不过，以往的“赌”虽然一直是比较“大众”，却相对缺乏什么“审美”的情趣。
而在功利性现在相当发达的今天，“赌”已经不满足于在国粹性的麻将桌上围绕着一毛两角打转转，甚至不满足于在引进性的股票证券方面投投机冒冒险，而且还进一步渗透到艺术文化的审美领域，在那里富于情调地潇洒讴歌愿将青春“赌”明天。
其实又何止是愿将青春“赌”明天，简直是愿将一生“赌”一切。
因为借助于大众审美情趣的流通工具，“赌”已经可以成“侠”成“王”成“圣”成“神”成“仙”。
大概正因为它可以成为一种非理性的谋取暴利聚敛横财寻求刺激铤而走险的有效手段？
作为既触及皮肉也触及灵魂的心理性之欲，“毒”不拥有深层的积淀持久的绵延。
但足以发人深省的是：一个半世纪之前被坚船利炮带进轰入的那些鸦片大烟，怎么能在炎黄子孙中一下子就造成远远超出在欧罗巴儿女中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甚至迅速诱发了“东亚病夫”的耻辱局面？
大概不能仅仅归咎于“我大清”未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或许更应考虑到历来就欠缺理性精神制约这一深层内因？
所以，一旦这玩艺儿泛滥成灾，其后果会更加触目惊心。
倘若再考虑到它一方面有点儿在虚无飘渺之中“审美”、另一方面却只能是孤芳自赏无法“大众”的特征，恐怕庄子哲学的逍遥游理想和非理性的此在精神，对于它就尤其无法发挥什么力挽狂澜的积极作用？
因为它在心理层面上产生的种种效果，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与蝴蝶梦潜在相通。
因为它或许正是最为此在的此在。
所以吸毒者的死也只能是吸毒者自己的死，别人一点儿都没办法替他去死？
作为本能感性的生理性之欲，“黄”显然是既拥有深层的积淀又拥有外因的绵延。
由于一方面既象食那样带有浓重的荤腥味儿，一方面又象色那样好象是曾经掉进了染缸，所以，一旦缺乏理性精神的有效机制，甚至是十分高雅的人体艺术，也有可能沦为“黄”之交感的兴奋剂。
所以80年代初一些电影的道具布景，就忍不住会拿米洛的维纳斯雕像来烘托凸显某些特定场所环境的肉感香艳？
比方说，即便在本能感性的欲望冲动发挥着巨大作用的美食文化和秀色情趣两个领域，同样也不是特别迫切地需要引进什么非理性的哲理精神加以进一步的推动鼓励。
传统积淀的美食文化什么时候欠缺过尼采极力鼓吹的那种酒神精神？
“酒”不仅能够“文化”，而且居然可以成为广告艺术的头号主顾，就足以充分体现“酒”之“神”力。
历史绵延的秀色情趣什么时候经受过理性文明对于性欲本能的压抑？
不仅“术”能够“房中”，而且好德也要象好色那样才能顺理成章，就足以充分证明“性”之“醉”意。
所以，虽然非理性的哲理思潮在西方的确是新颖时髦，但它对于我们来说，却不属于时代精神的本真需要。
因为，我们当前的历史使命，毕竟还是如何充分地实现现代化，而不是现在就应该超前意识地来考虑把这种还没有建成的现代化给“后”掉。
结果，由于既缺少理性精神的历史绵延，又不能成为时代发展的本真需要，那些被引进的非理性学说，就总是象底气不足一般虚亏疲软，或是象南橘北枳一样晦涩发酸？
毕竟，西方的非理性精神首先是理性文明高度发达充分发展的产物。
因此，它不仅可以直面理性文明造成的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尖锐问题，而且同时自身还拥有理性文明的积淀深度。
所以尼采的酒神哲学才会在近乎疯狂之中依然放射出睿智深慧的澄明？
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才会在张扬本能之中依然建构起科学理论的体系？
所以海德格尔的诗化哲学才会在洋洋洒洒之中依然透露着逻辑推理的严密？
所以德里达的消解哲学才会在摧毁一切之中依然呈现了异延语言的分析？
所以那些前卫的艺术才会在立体几何冷热抽象之中依然骚动着理性结构的变形？
反观当前的精英学术文化超前审美情趣中的非理性理论先锋派艺术，由于失去了矛头所向时代内涵，就常常显得只是西方的肤浅模仿凭空照搬，类似于某种无病呻吟无事瞎喊？
因为既缺乏“理性”的积淀又缺乏“现代”的绵延，“非”和“后”不管怎么说都好象是有一点儿不知所云无从谈起。
不能深刻意识到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弊病弱点，后现代非理性就势必空洞肤浅。
结果，虽然总是在那里煞有介事地高举反传统大旗，却还是不知不觉地体现出传统自身这方面那方面的历史轨迹？
结果，不仅可以找到老子庄禅这样那样的精神烙印，而且还能发现儒家文化隐而不显的思想行踪？
因为往往是把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改换一字变成从心所欲不“要”矩。
无论不逾矩还是不要矩，在从“心”所“欲”这一点上并没有多少差异？
说到底，只有等到理性化真正成了我们的积淀、现代化实际拥有我们的绵延之后，非理性后现代的问题才有可能对于我们展现时代精神层面的本真意义。
归了齐，非理性只能是“理性”之“非”，后现代也仅属于“现代”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