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刘清平 著
四 理
５.
悲剧性二律背反
对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融入理性精神明显地是万分的必然。
对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融入理性精神同时又是万分的困难？
难就难在这种融入只能白手起家，欠缺理性精神自身的传统积淀。
本来，按照艺术的规律，在一张白纸上无疑好画最新最美的画面。
难就难在我们并非面对一张白纸，而是情理精神自身的历史绵延。
结果，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势必会造成一系列悲剧性二律背反？
理性与情理之间的张力冲突，正是产生这些二律背反的首要根源。
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理性因素与情感内容恰好构成了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几乎在同等的程度上不可或缺意义深远。
所以，在发明所谓的“智商”范畴后，现在才会又冒出一个“情商”概念？
诚然，倘若考虑到已被叔本华尼采炒作得沸沸扬扬的意志因素，也许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大概还能有“意商”涌现。
不过，至少在以往的中西文化传统中，意志还一直是分别从属于情理与理性这样两大精神支柱，所以它们才会各自凸显基于理性的“自由意志”与基于情理的“志于仁义”。
结果，理性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对抗，便构成了人的整体性存在层面上的主要张力？
现代化即理性化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具有必然性理由的情感性内容所遭受的同样具有必然性理由的悲剧性解体。
虽然拥有古希腊神性理性和中世纪宗教理性这些“前现代”的理性精神作为绵延积淀的文化氛围，西方人在展开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时，也曾将自己的情感性存在置于十分深刻的悲剧性危机之中。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才会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所以才会有“异化”问题在西方思想界的异军突起？
不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老庄哲学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于人的异化性存在的揭露抨击。
然而，这些揭露抨击的矛头，要么指向初始性有为文明对于原始性无为天真的背道叛离，要么指向社会性情理伦理对于个体性情理自由的束缚压抑。
正如前现代无法等同于后现代一样，此反异化当然也不能等同于彼反异化。
西方反异化思潮的锋芒，首先指向的是现代化理性进程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中那些深层感性内容的否定消解。
因此，这些反异化思潮与那些非理性学说才常常是直接的两位一体。
因此，这些反异化思潮与那些非理性学说才会在目前的西方思想界生意兴隆买卖红火。
因此，就连肯定现代化即理性化的韦伯自己，也曾指出这一历史行程对于情感价值的积极意义所构成的严重危机。
他甚至还不时哀叹现代化的发展会为人类设置怎样一座理性化的“铁笼”?
倘若在传统性情理精神的文化氛围中展开现代化理性精神的建构活动，由此导致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恐怕只会更严重。
前面刚刚分析了融入理性精神对于我们的跨世纪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这里不妨再讨论一下情理精神对于我们的几千年传统性曾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人类在几千年前曾建立了好几个灿烂辉煌的文明古国。
但只有龙的传人的文明才能够一以贯之地延续到今天。
虽然也曾不断遭受一系列的入侵征服，但总可以在圆融之中将它们变成小菜一盘。
以致于不仅可以明确宣称“我大清”，而且也能够断然主张“我们的成吉思汗”？
以致于在几十年的天下大乱战火烽烟之后，总有可能来上几百年的太平盛世气象万千？
这种历史性曾在的超稳态结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一个根本原因，无疑应归功于那种独一无二的情理精神，其中首先又是传统加正统的儒家学说首倡的的血缘亲情原理。
单是“血缘”二字，就能表明这种情理精神置根于多么深层的自然生理基础。
因而在中国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它也自然而然地拥有极其充足的必然性根据？
在所有的人际关系之中，本来就只有血缘亲情关系才有资格称之为最难打破。
所以，以这种血缘亲情作为本根性基础的社会机体也必然会成为超稳态结构。
因为它不仅曾经在道德伦理领域有效，而且也曾经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成功？
比方说，在政治生活中就有可以相互攀比的君臣如父子甚至是君民鱼水一家人。
比方说，在经济生活中就有生产生活两位一体的小农经济式后家前厂下店上家。
以致于即便在现代化大生产的今天，我们的语言文字依然保留着诸如“厂家”、“商家”、“店家”、“公家”之类很有传统积淀的习惯说法。
所以，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视角看，中国人的存在才会首先是一种情感性的存在？
所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才会常常浸润弥漫在一张张无孔不入的“情网”之中？
所以，炎黄子孙的“礼尚往来”才会总是绵延着一股浓重浓郁的人情味儿——哪怕碰巧赶到亲戚朋友熟人同事在同一个月份里大批量地结婚生孩子去极乐世界的时候，这种很足的人情味儿有时候又会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儿无情？
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正是要一步步清除这种的确很足的人情味儿，打破这种心儿发青的深层网络，从根本上瓦解消融这种稳态绵延的情感性存在。
而它的首当其冲的任务，恰恰又是在经济基础之中冲击那种根深蒂固的血缘亲情。
当代新儒家的另一个份量也不“轻”的“镇”冯友兰，曾经形象性地指出这一点：
“一个旧式底磨坊，……其全班子底工人，可以只有几个人，这几个人可以即是磨坊老板的一家子。但一个新式底面粉公司，……其全班子底工人可以到几百几千。无论什么人是老板，都没有这么许多儿子孙子，帮他做工。无论什么人是老板，都必须雇许多工人，集中工作。这样即打破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打破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制度。”
所以，今天人们才会常常悲悯生意场上既无父子亲情也无哥儿们义气的六亲不认？
其实，经济改革对血亲情理的这种解构目前主要还是出于功利性方面的直接原因。
随着经济理性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它更会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典型特征？
一旦经济领域内的血亲本根瓦解土崩，接下来就必然是情理精神在整体上的消遁。
比方说，政治领域内的现代化即理性化，可能就会通过民主意识的普遍确立，导致那些还留恋在清官情结之中的“父母官”们感到某种情感上的怅然所失？
比方说，蔓延在各种现代化管理活动中的行政理性，也很有可能演变成科层体制即官僚主义象机器运转一般不再含情毫无脉脉的冷冰冰？
比方说，法律领域内的现代化即理性化，显然更会加剧同价恢恢的“法网”与“情网”之间的明显张力？
比方说，一旦考虑到情理即伦理的儒家传统的悠久绵延，道德领域内的种种麻烦也许只会变得更为严重？
倘若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本根至上性地位，中国人的血亲伦理关系是不是也会在现代化道德理性精神的支配调控下，出现那种父母到儿女家里探亲旅游也要付房租掏饭钱的窘境？
面对着商场内外那些千篇一律甜得发腻的“微笑”服务，作为上帝的顾客们是不是也会打心眼儿里怀疑其中缺少那种内存于血缘亲情之中的“真诚”？
某些黑头发黄皮肤的大款小款，正在象蓝眼睛高鼻梁的老外大众一样，将阿狗阿猫的宠物热引进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情趣之中。
或许，目前这种尚属附庸风雅的举动，将来也会成为并非时髦而是普通的摩登？
正是理性精神对人际关系的普遍渗透，造成了西方社会中人情淡漠一系列弊病。
结果，无法从其他理性的动物那里寻找感情回应的人们，最终就只好转而从那些并非理性的动物、因此也无需理性地对待的玩艺儿那里排遣自己在情感上的孤独寂寞。
曾经拥有浓郁的情感性人际关系的中国人，一旦经历了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彻底变革，是不是就会在更为深层更为强大的意向冲动的驱使下，使宠物热达到世所罕见的白炽化高峰？
所以，由于现代化造成的理性与情理的二律背反，必然会在拥有强大情感性曾在的中国人中间显得更加全方位的严重。
所以，虽然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建构对于中国人的整体性存在来说无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它同时又必然会引发与情理性积淀之间的一系列张力冲突？
所以，在未来的大众审美情趣中，我们也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理性精神与血亲情理之间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究竟会发展到一个什么地步。
前面曾将传统和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缺乏悲剧意识的根源，初步地归因为那种血缘亲情乐感大团圆的历史积淀。
现在确切些说，这种现象应该更深层地归因为：由于以情为理情理合一的传统绵延，“情”与“理”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即便偶尔碰上情感与理性的二律背反，文化传统也总是更倾向于让快乐的情感战胜理性，而不是让冷酷的理性消解情感。
比方说，舜的一个“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就让血缘亲情从根本上击败了法律法治的理性精神，所以才会有“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的结局。
比方说，孔子的一个“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就让血缘亲情从根本上战胜了诚实正直的理性精神，所以才会得到“天理人情之至”的最高赞誉。
结果，在传统文化中曾经出现的某些“悲剧”意识，也常常停留在利欲情自身的感性小圈子里，却很少涉及到它们与理性精神之间的严峻张力？
比方说，有人曾将传统文化认可的人生四大乐事，笔锋一转变成了人生四大悲剧：
“久旱逢甘霖——洪水；他乡遇故知——仇敌；洞房花烛夜——石女；金榜题名时——同名。”
不妨咀嚼一下其中的“悲剧”意味？
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传统的悲剧意识，却往往同理性与感性的张力冲突紧密相关，尤其体现着在有价值的强势理性精神的消解下同样有价值的弱势情感内容所经历的必然性毁灭。
比方说，古希腊的著名悲剧《俄瑞斯忒斯》和《安提戈涅》，就曾经在古代性的文化氛围中，展现出血缘亲情与法律精神之间的深刻冲突。
比方说，贯穿在歌德的《浮士德》悲剧之中的一条主线，实际上也就是理性精神与情感欲望之间的激烈对立。
比方说，就连“人必有死”这一逻辑推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潜藏着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深层张力，由此才进一步唤醒了西方人对于死亡命运的哲理性悲剧意识。
甚至可以说：一旦在人的存在中让理性压倒情感，就势必会造成不可避免的悲剧？
以往的传统文化始终不允许把理性凌架于情理之上，所以才会总是出现乐感团圆。
今天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却要求必须以理性否定情理，所以才会必然导致悲剧场面？
比方说，一部《秋菊打官司》其实就很类似于《安提戈涅》，只不过是在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文化氛围中，凸显了法律精神与情理原则之间的深刻冲突。
秋菊的原意或许仅仅是想为自己亲爱的丈夫讨一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哪曾想最终讨来的说法却只讲“理”不顾“情”地把有恩的村长送进了班房。
难怪她会面对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满脸的大惑不解满心的惆怅彷徨？
人们常常喜欢说“法律无情”，甚至有时候还把它当成了一句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对于积淀着情理精神的炎黄子孙而言，恐怕一下子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褒还是贬？
随着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深入展开，大众审美情趣也许只会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理性与情理之间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西风东渐之后在中国学术界首先引进传播并且广受欢迎的，才总是那些或多或少肯定感性意义的经验主义社会进化论实用主义甚至是非理性思潮，而那些更具有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却与中国哲学传统较为隔膜的理性主义哲学却往往受到冷漠？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即便高扬“科学”与“民主”两面“启蒙”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也没能明确指出“理性”精神对于确立这二者所具有的本根性意义？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象鲁迅胡适吴虞等等这样一些曾在理论上对于儒家的宗法血亲观念展开激烈批判的思想家，才会在现实生活中依然一如既往地奉行父慈子孝的传统规范，难以摆脱血亲情理的深层积淀？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现代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才会象西方某位学者断言的那样，总是处于情感上执着传统、理智上认同西方的两难之间？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甚至在面临跨世纪关头的今天，对于儒家血亲情理诱发的关系网裙带圈走后门托人情任人唯亲徇情枉法等等弊端，大众们尽管已开始在“理性精神”的现代意识层面上认为是“理无可恕”，但在“天理人情”的传统心态层面中却常常又会觉得似乎还“情有可原”？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悲剧性二律背反的深层制约，融入理性精神对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来说，虽然明显地是万分的必然，但同时又是万分的困难？
６. 机器人与审美人
作为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自然不可能拥有什么例外的特权，可以回避理性与情理之间的上述悲剧性二律背反。
所以前面才会接二连三提到一系列没有办法走为上的实践两难。
比方说，一旦将各种“理性”因素融入到按照色香味儿之“欲理”发展出来的美食文化中，面对着一人一盘菜只能填饱肚子的贫乏尴尬，岂不就会把本来需要温良恭让的乐感性请客吃饭，变成一场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悲剧性革命骚动？
比方说，一旦将什么焦点透视的绘画理性融入到水墨山水的抒情传统，岂不就会导致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灾难深重？
比方说，一旦将认知性的摹仿精神融入进来，岂不就会造成本性上的严重扭曲，有可能把本来旨在感性地显现澄明人的本体存在、抒发表现本能体验欲望情感的艺术，变成再现世界的单纯手段，甚至沦落为科学理性的跟班随从？
问题的关键在于：审美艺术由于其独特的本性，历来具有强烈浓郁的感性化特征，尤其是与情感体验保持着直接内在的亲和性，所以很难把外在张力的理性因素转换成自身中的可爱内存。
比方说，既然鬼神好画牛蛇难描，艺术中的写真集难道就那么容易？至少，按照理性精神直面现实生活的严峻残酷，怎比得上凭借心儿发青涂抹浪漫的玫瑰色调那样惬意？
比方说，前苏联曾有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导演，企图把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也拍成艺术性的电影，结果最后还是发现仅次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比方说，某些出神入化的发烧友，不就是在追求数码输入灌制技术比特数值名牌高保真的工具理性之中，异化掉了更需要情感交流心灵共鸣的爱乐知音？
比方说，妹妹坐船头哥哥岸上走这类感性的男欢女爱，几乎是脍炙人口张嘴就来；但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填写五线谱，恐怕都很难朗朗上口地唱出那种理性的我思故我在。
所以，最初理性化的柏拉图才会痛苦万分地指出：哲学与诗歌在本质上就存在着誓不两立的对抗冲突。
所以，顶峰理性化的黑格尔才会骇人听闻地主张：感性的艺术必将在绝对精神的发展历程中走向死路一条的最终消亡。
倘若非要在艺术感性与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中偏袒密纳发的猫头鹰一方，人类的文化恐怕就只有在自身的发展之中导致这种荒谬荒唐？
其实，前面提到的实践两难和这里涉及的二律背反，还只是关系到审美情趣艺术文化的这一侧面那一侧面。
倘若进一步从哲理性高度考察传统的积淀历史的绵延，甚至在中国人的整体性存在中，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说审美性存在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整体性存在中一个从属性的次要部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却构成了整体性存在中一个终极性的理想层面。
遵循认知理性的哲理精神，古希腊的思想家早已试图把逻辑抽象苍白枯燥的理性生活描绘成人类最理想的存在样式。
所以，柏拉图就认为：只有在回忆中凭借理性能力认识到理念世界、并因此与神灵内在相通的人，才是真正完善的人。
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主张：求知甚至对于普通人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因此符合理性的玄思生活就是最好和最令人愉快的，是具有“神性”的“最高美德”。
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进一步把古希腊的这种“神性理性”精神加以强化，明确坚持以“理性—宗教”的生活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境界，企盼通过理性信仰对于感性欲情的外在超越，在上帝的天启真理之光中达到人与神的美妙合一。
结果，在本质上要诉诸于感性愉悦的审美性存在，在西方人的整体性存在中历来显得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充其量也不过是用来达到理性境界的一种附庸性媒介工具？
比方说，席勒虽然指出过“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种种片面局限，并且也强调了能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游戏冲动”所具有的巨大审美教育意义，可最终还是把“理性的人”指认为人生存在的最高目的。
比方说，黑格尔虽然把艺术视为绝对精神在自我意识中得以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可最终还是把它从属于更有理性意蕴的宗教和哲学，乃至得出它必将消亡的结论。
结果，在西方语言中，“美”这个字儿就通过理性精神的“主客二分”，首先意指着被人认知观赏的客观事物艺术作品的一个属性特征，却很少直接用来标识作为主体的人自身的本体论生存。
一直等到非理性主义的大师尼采，才在高呼“上帝死了”的同时，叫嚷着要赋予“审美”以人生存在的形而上意义。
也正是出于强调感性欲情的原因，本世纪十分流行的那些非理性学说，才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直接涉及审美艺术问题，甚至以“诗化哲学”的面目粉墨出场登台献艺。
相比之下，坚持人为情理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却一直倾向于以充满利欲情理、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的“美”，作为人生存在自身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最高样式？
比方说，老子鼓吹的“无为而无不为”，其实也就代表着原始人在实腹强骨虚心弱志的人生存在中的一种“美”的理想境地——尽管在今天的文明人眼里，这种生存样式的级别档次实际上还很低。
比方说，庄子宣扬的“逍遥游”，其实也就代表着古代文明人在有为于个体自由而不为于社会治理的人生存在中的一种“美”的终极标的。
所以他才会歌颂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赴汤不溺蹈火不焚练就了一身盖世铁裆功。
所以他才会赞誉：“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所以他才会感叹：“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就连重视政事治理、强调仁义道德的儒家思潮，居然也没有仅仅以伦理之“善”作为人生存在的最高目标，相反却在某种互补相成之中把老庄引为知己同道。
有一次孔子与弟子闲着没事坐在那里聊大天，顺便就请他们谈谈自己的远大志向。
子路一上来便傲气十足地声称：假如让我管理一个千乘之国，哪怕处于强敌侵犯干旱饥馑的内外交困之中，只要三年时间，就足以使老百姓不但勇往直前而且守义知方。
孔子听罢居然是哂之一笑。
冉求见势不妙，马上就小心谨慎地谦让：假如让我管理一个袖珍小国，大概需要一千来个白天黑夜，就能够让小民们富足兴旺。
公西华看到还是不能讨好，又进一步退而求其更次：假如在宗庙祭祀朝堂相会的时候，能有幸在旁边做一个执掌礼乐的小官儿，也就算没白活一场空走一趟。
曾点却大大咧咧把瑟鼓完了，才终于不紧不慢地站起来宣告：“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只想在春江水暖之际，与几个穿上漂亮衣服的亲密朋友一起，比唐老鸭还先行一步地下去洗个澡晒晒太阳光享受一番空气浴，然后就唱着歌儿跳着摇摆舞打道回府？
仿佛比庄子的逍遥游更类似于一群花花公子。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难道孔老先生也会在潜意识中遗忘了仁义道德政事治理只盼望尽情风流潇洒走一回？
于是今天一些学者就在那里怀疑这段话是不是后来的道家之徒大胆妄为地有意篡入。
其实他或许只是想暗示一下对于某种具有儒家特色的“美”的理想境界的积极认同？
也就是在“为政以德”、“天下归仁”的社会政治伦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同时，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圆满的完美统一。
所以孔子才会反复强调：“里仁为美”、“君子成人之美”。
所以有子才会明确指出：“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今天一些学者往往批评这是典型的“美”“善”不分。
不过所依据的可能仅仅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语词参照系？
只有在老外的语境中，“善”与“美”之间才存在严格的分工：前者主要意指着人自身的伦理道德属性，后者主要意指着客观事物自身的令人愉悦的感性特征。
而在儒家思潮的字典里，无论“善”还是“美”，其实都可以用来标识人自身的生存活动所能达到的特定意境？
比方说，孟子就曾经把“善”与“美”分别视为人生存在的两种境界，并且加以意向分明的高低排序：“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
比方说，荀子也曾经美善不分地笼统强调：“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
比方说，《易传》还曾经公然声称：“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比方说，身为老外的韦伯更曾经旁观者清地多次指出：
“‘君子’、‘高雅之士’，在士大夫时代就是达到了全面的自我完美境界的人：一件堪称古典永恒的灵魂美之典范的‘艺术品’，传统儒学正是把这种典范植入蒙生的心灵之中。……用古典的美来调节的仁于是成了自我完美的目标。做尽善尽美的典范，是最高级考试资格证明的终极标准。”
“字斟句酌、词藻华丽、旁征博引、纯正细腻的儒学教养，这一切被奉为高雅之士的谈吐典范……。我们很奇怪，这种囿于经典的理想化的‘沙龙’修养何以能治理大片的国土。……皇帝就是儒学艺术的大祭司，皇帝的大量重要文告都采用了训导诗的形式。”
“‘君子’是一种审美的价值。”
其实正不妨从这个角度理解孔子主张的“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结果，通过某种神妙无方的相成互补，儒家倡导的“尽善尽美”与道家鼓吹的“至美至乐”，至少在肯定“美”是人生存在的理想境界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哲理精神来分析，这些看法完全是既合“情”又合“理”。
既然坚持人生之“理”应该内存于感性之“情”，那么二者间充满愉悦欢乐的圆融结合，当然也就只能唯一性地称之为“美”。
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才会始终以“乐感”著称。
所以，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来说，那个仅仅意指着主体之人欣赏客体之美的“审美”概念，就纯属该征关税的进口产品。
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从没有在主客二分之中仅仅把“美”归属于外部的客观对象？
因为，孔子说的兴于诗成于乐游于艺，就并不是主张人们通过艺术作品的创作欣赏仅仅获得单纯审美的心理愉悦，而是要求由此造就出仁人君子尽善尽美的文质彬彬？
因为，无论就逻辑言还是就历史言，“羊人为美”都要比“羊大为美”更是本根？
不过，这里却不妨依据中国文化传统的一贯精神，在与中国哲学传统特有的“美”范畴的内在联系中，通过某种创造性的转换机制，拿来主义地借用一下这个术语？
结果，鉴于“美人”总是令人讨厌令人喜悦地具有阴性的特征，我们最好就是把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那种达到了人生存在最高境界的理想人称之为“审美人”？
诚如韦伯所说：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影响下培育出来的“审美人”，首先就是那些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诗词曲赋统统都通的高雅士大夫精英。
不过，就连以往的普通大众老百姓，由于一直身受着这种传统精神的灌输浸润，其实也往往在自身的相当低俗的历史性曾在之中，以一种潜意识的心态去追求渴望那种十分理想的“审美人”意境。
所以他们才不仅颇为羡慕推崇那些能够拥有高雅审美性存在的君子文人，而且就是在涉及帝王将相九五之尊的时候，也总是更倾向于热爱忠诚那些不但可以雄图大略十全武功、同时也绝非稍逊风骚略输文采的数风流人物。
以致于在当前大众们的通俗艺术文化之中，乾隆大帝几乎是要比爷爷康熙爸爸雍正乃至其他任何皇帝陛下都更富于说不完道不尽的审美情趣。
原因就在于他的确是青史彪炳的一位潇洒飘逸风流倜傥的“审美”皇帝？
也正是出于这种传统的积淀历史的绵延，当前的大众才很少象老外那样仅仅把审美文化看成是一种单纯观赏艺术的附属性情趣，而毋宁说更热衷于在形而上层面将它直接溶化到自己的整体性存在之中？
所以才会在饮食进餐的时候也不忘添加审美的情趣艺术的风采，甚至把本来是旨在推销服装的模特儿猫步扭胯也引进到茶楼酒肆宾馆饭店，让长脚妹子跟着感觉走的商业性活动为自己日常生活的审美性存在做出一点儿积极贡献。
就连上趟厕所小个便都可以审美性地名之为“观瀑”和“听雨”，想一想老外们什么时候曾有过这份雅致的情趣？
所以才会不满足于象西方人那样仅仅竖起耳朵聆听欣赏歌手明星们在那里一花独放地高亢昂扬幽咽委婉，而是更愿意不管胜负参与万岁地通向人人都能卡拉几下普天之下统统ｏｋ的莺歌燕舞局面。
尽管念叨着你的词模仿着你的调很有点儿类似于东施效颦，不过倘若当年东施不效颦，今天大概也不会这般如雷灌耳那样大名鼎鼎？
所以老外们用来钻研这发明那探讨此考察彼的电子计算机，一旦出口转内销到了许多大众们的手里，毫不费劲地马上就能变成功能最全的充满“审美”意味的“游戏”工具。
西方一些学者曾因为提出了“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人”的名言而自鸣得意。
其实，咱们的高雅老祖宗在两千多年前就曾经更明确地主张逍遥游游于艺。
所以，在既“很是在乎”又“满不在乎”相成互补的绵延基础上，就连普通大众们也总是可以找到办法悠哉“游”哉？
所以，洒遍人间都是“情”，必然会走向举手投足皆为“美”？
然而，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是不是也会对这种在不亦乐乎的情感性存在中形成的审美人理想构成致命的威胁？
当然，出于历史绵延的缘故，中国人几乎不大可能象西方人那样，仅仅因为“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就转而以“宗教”作为人生存在的理想境界。
不错，以往中国人的历史性曾在同样也不欠缺某些宗教情趣的深层传统积淀。
但在通俗民众的层面上，这些宗教情趣却首先把注意力指向功利而不是救赎。
而在高雅精英的档次上，这些宗教情趣也往往更偏重审美的潇洒而不是理性。
就连以宗教作为最高境界的禅宗，也特别凸显了这种理想境界中的审美意味。
所以虽坚持“佛祖心中留”，仍难忘“酒肉穿肠过”？
要把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引进到中国，恐怕比蜀道还要难于上青天的一大障碍就是：如何把“酒肉”之类的可爱朋友变成万恶不赦的人之“原罪”？
甚至在今天，一些人仍然可以象对待佛教道教那样，把它转型为通向发财致富纵情声色的功利性奇迹天国的途径工具。
更何况这种宗教理性的精神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开始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所以倒不必担心或者希冀理性化的建构也会导致中国的大众们去信仰上帝。
对于审美性存在理想境界的致命性威胁，或许主要还是来自于理性化自身？
因为理性精神的融入引进，的确有可能会导致通向炉火纯青的“机器人”。
至少在今天西方的思想界艺术界，“机器人”与“本真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已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关注话题。
甚至当前我们的大众审美情趣，也开始弥漫着对于这个热点的浓厚兴致？
“机器人”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绝对充满形式逻辑完全没有情感内存。
因为它已不满足于仅仅做具有理性的动物，而决心成为纯粹理性的生命。
也许它其实就是现代人的理性化存在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一个必然象征？
也许它其实就是韦伯所谓的无恨无爱没有精神不懂感情的技术性专家人？
也许它其实就是由单纯的“工具理性”异化出来的一座现代化“铁笼”？
也许就是出于这一原因，当前大众审美文化的科幻性情趣，才要么是拼命渲染未来世界中机器人与本真人之间的异形异化冲突撞击的悲剧情结，要么是热衷于想方设法给那些由电子零件半导体合金构成的玩艺儿输入这样那样的情感基因？
一旦理性化的必然趋势走到极端，的确有理由让人担心情感性的彻底完蛋。
一旦“大众”们完全理性没有情感，的确有理由断言：那时候恐怕也不会再有什么“审美”的“情趣”。
前面曾提到：在传统积淀中一直保持笑嘻嘻状态的乐感审美文化，必然会随着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而面临许多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悲剧张力。
但前面还没来得及提到：甚至就连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本身，也有可能会随着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而面临一个涉及到本体存在的悲剧张力？
前面曾提到：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是大众审美情趣由俗向雅的一个重要契机，甚至是涉及到它的生死攸关的关键问题。
但前面还没来得及提到：一旦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达到消解一切情感的地步，也许就不再会有大众审美情趣自身的存在？
前面曾提到：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必然会通过对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分支领域造成一系列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但前面还没来得及提到：一旦理性精神的引进融入达到消解一切情感的地步，人在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存在自身，也许还会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张力性实践两难？
是按照理性化的趋势走向机器人，还是凭借情感性的积淀坚执审美人？
表面上看只是当前大众审美情趣中的科幻文艺乐于演绎的新潮小旋律。
实际上它还直接关联到人为什么存在、又应该怎样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或许，在由于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毁灭有价值的情感性因素所造成的一切悲剧性二律背反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人的本体论整体性存在自身所面临的这种分裂冲突？
７. 无不为而无为
于是乎又会出现车尔尼雪夫斯基著名的“怎么办”？
恐怕这一回就连刘言非语惯用的“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大概也会面对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张力性实践两难。
不错，传统文化建议我们：没有办法的最好办法，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非常简单。
然而，既然已经“走”到了人的本体论整体性存在的最根本最终极，还能在困惑迷惘之中稀里糊涂地“走”到哪里去？
不过，从来不愿意陷入悲剧性绝境的传统文化还建议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既然连被逼上了“人必有死”的自古华山路一条，传统文化都可以“不知生焉知死”地起“死”回“生”，难道今天我们还不能找到解决上述悲剧性二律背反的答案？
于是乎自然可以想到前面曾讨论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既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也就不该是片面的有限？
所以，人不仅应该在社会性存在和个体性存在两个方面都能够做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且也应该在理性存在和感性存在两个方面都能够做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马克思之前，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些哲人就曾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性理想。
比方说，老子鼓吹的“无为而无不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求人的存在发展既能无为性自由又能无不为性全面？
但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有马克思才从“劳动实践”的哲理精神出发，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性理想，牢固地植根于人的生产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性基础之上。
这也正是他对于人类思想史做出的一个伟大贡献。
比方说，老子主张人应该在“无为”的基点之上去实现“无不为”的目的，虽然既美妙自由又理想全面，却由于根本否定了人类从事人为践履活动的必要性，结果就只能停留在原始人那种虽然已经开始“文”、却没有什么“明”的萌芽初级太古本能阶段。
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人类的现代化大生产能否得到真正自由全面的发展。
当前人类历史的进程也已经证明：现代化大生产能否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恰恰又在于科学技术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既然科技革命对于现代化大生产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恐怕就无法否认现代化即理性化这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趋势？
既然没有理性化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结论自然是：理性化将构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现在”性的主导契机。
所以，哪怕会面对情感生活的弱化危机乃至消解灾难，哪怕会面对一系列由此导致的具有悲剧性意味的深刻二律背反，我们也只能别无选择地踏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行程？
因为，虽然这一行程的展开势必要以牺牲情感因素的丰富内涵为条件，但它却又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必然。
这就正象人类刚刚踏上文明旅途的时候，哪怕要以牺牲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为条件，也只能别无选择地以巩固强化社会群体的力量作为历史发展的首要必然。
不过，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视角看，问题还有它的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无法仅仅归结为理性化自身的丰富充分发展，哪怕人在本质上的确是“理性”的动物，哪怕现代化大生产的确需要以理性化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要素，哪怕现代人的实践活动的确需要自觉理性意识的指导功能，哪怕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确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首要必然。
因为人在本质上并不象机器人那样只是纯粹“理性”的动物，因为人的整体性存在还包含着其他同样具有必然性理由和本质性意义、却又无法简单地归结还原为理性存在的内容要素，因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然还应该要求这些内容要素也得到丰富充分的发展。
人类历史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恰恰就是如何在现代化即理性化得到丰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使人的整体性存在中这些“非”理性的内容因素也得到丰富充分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人的整体性存在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可以说：现代化即理性化构成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现在”性的主导契机，那么也可以说：“后”现代化即“非”理性化又构成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个“将在”性的主导契机？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思想史曾经提出的种种“人文”，也都将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本真性“精神”之中找到它们各自的适当定位和合理意义。
显然，理性精神无疑应该在当前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中处于首要的主导地位。
就此而言，任何“非”理性潮流都不可能把这种适应历史发展的时代精神毁灭根除。
不过，这一点并不足以构成全盘否定当前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精神的充分根据？
虽然随着人的感性存在的地位意义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提高，现代理性精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感性因素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中的重要作用，但理性自身的比江山更难改变的本性，却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哪怕不再把感性视为原罪，也还是会与感性保持着外在的张力？
这自然会引起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精神的某种反动，从而极大地凸显本能欲望意志冲动情感体验潜意识心理对于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深层功能。
随着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后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在这方面具有的深刻内涵还会进一步充分展现出来。
同时，这一点也不足以构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情理精神的充分根据？
因为，虽然这种情理精神在本质上属于“前现代”，但它却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呈现出“后现代”的积极意义。
西方的理性精神主要强调了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理性”之“理”的问题。
西方的非理性精神主要强调了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本能”之“理”的问题。
相对而言，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除了在认知意志欲望之中具有某种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的必然性之“理”外，在人类的情感活动自身之中，是否也具有某种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的必然性之“理”？
中国文化传统的情理精神，恰恰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所以孔子就主张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内存于血缘亲情之中的必然性之“理”，去实现社会伦理政治的天下归仁。
所以庄子就鼓吹人的整体性存在应该遵循内存于个性情感之中的必然性之“理”，去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自由逍遥。
无论这些观念存在着怎样的漏洞弊病，仅凭它们明确指出了“情理”在人的整体性存在之中的重大意义，就足以表明它们决非一无是处。
说到底，即便在过去，这种情理精神也应看作是中国文化传统对于人类思想的总体发展做出的十分独特的重大贡献？
归了齐，即便在将来，这种情理精神也能在解决现代化即理性化的铁笼危机方面发挥某种“后”现代化的建构作用？
尤其是耳闻目睹西方后现代思潮已经揭露的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由于忽视情感功能所造成的那些负面效应——诸如血缘亲情淡漠家庭观念薄弱人伦关系松弛社区结构消解等等，岂不更能凸显出以情为理的儒家精神在“后”现代化即“非”理性化进程中的优势长处？
有鉴于此，我们岂不是也很有必要认真考虑：
“情理”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程度上具有不可抹煞的意义？
在保持着严峻张力的理性精神与情理精神之间，是否具有以及如何具有相辅相成互补互动共存共济同步同归的可能性？
这种理性与情理的统一，是否有助于解答困扰着当代哲学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
甚至，这一点都不足以构成全盘否定老子那种原始人文精神的充分根据？
因为，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毕竟已经在一种尚未摆脱太古时代的本能形式的层面上，第一次提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性理想。
也许，它的“前前现代”的原始性特征，甚至会使它在特定条件下放射出“后后现代”的终极性光芒？
可能，关键在于如何微妙地完成一个把老子掉个个儿的头脚倒置序列转换？
将本来是基点的“无为”变成目的，将本来是目的的“无不为”变成基点。
于是乎：无不为而无为？
在原始性的“无为而无不为”、古代性的“有为而有不为”、现代性的“有为而无不为”等等之后，本真性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可能是终极性的“无不为而无为”？
这里作为基点的“无不为”，当然不会再意指原始人那种作为目的的实在差劲之虚心实腹弱志强骨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它首先就标志着人类能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个体等等所有方面充分展示自己从事人为实践活动的自由全面创造力。
这里作为目的的“无为”，当然也不会再意指原始人那种作为基点的无可奈何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听天由命无能为力。
它首先就标志着人类能在一切人为实践活动中自由全面地遵循理性之理本能之理情感之理，全面自由地合乎自然社会个体发展的一切必然性规律，而不再残留着“人为”即“伪”的任何痕迹。
结果，人类在自身的“无不为而无为”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切，同时也成为大自然在自身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演变发展中生化出来的产物。
于是乎就是本真性的天人合一？
主张人应该象道那样“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子，正是想达到天人合一。
但此合一其实是同一——抽象之同？
只有当人“无不为而无为”地敞开自身的时候，人才有可能本真地与“无为而无不为”之天合一——具体之合。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当无不为而无为。
只有反其道而行之，人才能够合于大道。
所以“无不为而无为”才是人的整体性存在的终极性理想范式？
既在本质上有目的有意向地做出一切干出一切创出一切造出一切。
却仿佛又是无目的无意向地做出一切干出一切创出一切造出一切。
有目的而无目的而合目的而合规律。
作为基点之“无不为”其实就是“人化自然”。
作为目的之“无为”其实就是“人自然化”。
人无不为而无为其实就是人化自然而人自然化。
人在化自然之中又自然而然。
人只有化自然而自然化才能让自然自然而然让自己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在无不为而无为之中实现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也就标志着人类的整体性存在已经通体具有了审美性的本体论特征。
它当然不是那种功利性存在还显得十分封闭保守狭隘局限的“低俗”。
它自然不是那种只有少数人才能在虚无飘渺之中圣贤逍遥的“高雅”。
它甚至不是那种大众们依然还仅仅停留在重利表欲抒情上的“通俗”。
它在本质上其实是全人类的整体性存在在升华之后所实现的“通雅”。
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能否从通俗走向通雅，归根结底就取决于人类的整体性存在能否从通俗走向通雅？
８.
说话不算话？
不过，现如今离开这种无不为而无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样可以说是路儿遥遥途儿漫漫，不仅任务儿重并且道儿也远，连瞅了好几眼都还没能望到边儿？
其实，所谓无不为而无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本性上就属于一种无穷无涯无极无终无边无际无垠无限。
或许，对于在某种自大狂中自以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祖宗前辈都更加文明更为进步更能无所不为更想为所欲为的这一代人来说，它大概也只能是象乌托邦一样遥远？
毕竟，人类已走过了几百万年的历史行程，所得到的自由发展依然还是片面有限。
既然有限片面的自由发展都如此不易，又怎能期望自由全面发展可以是一块凭空掉下来的馅饼儿？
所以，永远甭幻想什么美妙的终极性理想能够一蹴而成。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前的“跨世纪”其实包含着两个时间间距相差很大的层面？
一个是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的百年转折。
一个是从1000年跨越到2000年的千年巨变。
在无不为而无为之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可能只会属于下一个放大了十倍的世纪之交的“跨千年”？
我们当前的跨世纪兼跨千年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如何脚踏实地地让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得以实现。
只有在确立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考虑在无不为而无为之中如何做到自由全面的发展。
比方说，倘若不能首先在现代化历程中融入理性精神，所谓的“无不为而无为”也许就只能是一句不着边际的空谈？
因为，在一切人为实践活动中自由全面地遵循合乎自然社会个体的一切必然性发展规律，恰恰就要求首先依据理性精神凭借理性能力去正确地认识掌握这些规律。
因为，假如不能以自觉的理性意识作为一切人为实践活动的首要指导因素，人甚至都无法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统一之中实现最基本的生存自由。
也只有在确立了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得上汲取弘扬后现代的非理性精神与前现代的情理精神包含的所有那些积极因素。
比方说，倘若不能首先在理性化之中充分实现现代化，也许就既谈不上通过“非”理性去实现“后”现代，也谈不上把“前现代”的“情理”转换成“后现代”的“情理”？
因为，那样就根本无法出现本真意义上的后现代问题。
因为，那样就根本无法领悟后现代精神的本真性意义。
人类无不为而无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根本上要求发扬光大以往一切人文精神之中的一切积极因素，从理性到非理性到情理，并将它们有机地统一成一个总合的整体。
不过，人类当前的现代化发展，却首先要求确立理性之理，然后再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虑如何确立本能之理情感之理等等感性之理。
然而，这样一来，我们的现代化即理性化历史进程，就还是会首先面对着应该融入进来的“理性”精神与传统积淀下来的“情理”精神之间的一系列很棘手的二律背反？
比方说，就现代化的理性精神而言，如何在否定扬弃儒家传统的同时，又汲取运用后者的情理精神克服消解自身的现代性弊端，无疑就会使它陷入某种苦不堪言的进退两难。
比方说，就儒家传统的情理精神而言，如何在自身已被理性化进程否定扬弃之后，显现自身具有的克服消解现代性弊端的潜能，无疑也会使它陷入某种进退两难的苦不堪言。
一些热情肯定儒家传统的当代学者，既承认它原本产生于“前现代”的史实，又强调它具有促进“现代化”的功能，甚至还主张它可以发挥出“后现代”的意义。
虽然这种坚持儒家传统似乎对于“前现代”、“现代化”、“后现代”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绵延的善良意图值得赞许，但它也好象明显忽视了“现代化”与“前现代”以及“后现代”之间的严峻张力？
因为，如果“前现代”的儒家传统还没有经过“现代化”的理性转型而否定自身作为儒家传统的存在，又怎会出现“后现代”的儒家效应？
至少，儒家传统的“后现代”潜能的发挥必须以充分实现现代化即理性化为前提。
不然，根本没有现代化即理性化以及它的种种弊病，儒家传统的情理精神又该如何实现自身消解这些弊病的“后现代”潜能？
然而，现代化即理性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就要求扬弃“前现代”的儒家情理精神。
那么，一旦儒家传统的情理精神被现代化即理性化的进程所否定，又该怎样让它在未来从灰烬之中象不死鸟那样新生、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后现代”作用？
再比方说，就后现代的非理性精神而言，既然根本不存在把人的理性特征完全非掉彻底后掉的任何可能性，如何在人类发展的“将在”中消解清除自身与现代化的理性精神的冲突张力，恐怕也同样会使它觉得十分为难？
因此，当前如何在“理性化”的行程中吸收汲取“前现代”的“情理”精神和“后现代”的“非理性”精神，使人的整体性存在的各个组成部分得以和谐统一的充分发展，而不至于动不动就掉进什么让人难堪的“现代性”的二律背反，的确是一道很大的实践两难。
至于说到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它要想从现在的通俗进展到将在的通雅，同样必须顺应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时代大潮，首先在自身之中融入构成了脱俗向雅的重要契机的理性精神。
然而，这样一来，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就还是会象上面提到的那样，首先面对着由于理性精神与情理欲理的矛盾张力所导致的一系列二律背反？
只有通过一个漫长复杂的发展过程终极性地克服了这些二律背反，将彼此严峻冲突的理性精神与情理欲理圆融会通地结合在一起，当前的大众审美情趣才有可能真正摆脱各种各样的“文化病”。
前面曾经鼓吹：“现在”与“历史”永远无法分离。
前面曾经声称：既然可以说任何历史都是现在人的历史，也就可以说任何现在都是历史性的现在。
仿佛现在与曾在就象一对有着历史血缘情感的亲兄弟？
其实，麻烦恰恰在于：上面提到的所有悲剧性二律背反，正好就终极性地来源于“曾在”与“现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
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自然属于现代化即理性化的现在。
利欲情理的四位一体自然属于传统积淀很深层的曾在。
二者间显然有相互促进彼此适应的共存共荣相辅相成。
所以经济改革开放搞活才会有力地推动重利表欲抒情。
但一触及融理问题，它们的悲剧张力马上会如影随身？
既然任何现在都是历史性的现在，置身于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的大众们，怎样才能消解既无法彻底摆脱又必须加以扬弃的情理欲理的传统积淀，由此解决现在与曾在的二律背反？
既然任何历史都是现在人的历史，置身于现代化即理性化进程的大众们，怎样才能使情理欲理的历史绵延在不容割断之中完成时代精神的转换，由此解决曾在与现在的二律背反？
不做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在未来的“将在”中实现终极性的自由全面发展。
不做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使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重利表欲抒情融理这四种动向的演变转化能够紧跟上现代化即理性化的时代步伐。
这也是刘言非语在前面特别热衷于从当前大众审美情趣的这种动向那种动向中挖掘出那么多的二律背反的一个主要动机？
既然已无法再求助于传统文化建议的“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妨依据文化传统的另一条建议，干脆“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先是在那里笑眯眯地宣称应该从通俗到通雅实现无不为而无为的自由全面发展，接着在那里乱糟糟地摆出一大堆走为上的二律背反实践两难，最后又在那里瞎嚷嚷地鼓吹不要着急慢慢来走着瞧，简直是有点儿荒唐混帐莫名其妙兜圈圈弯弯绕。
却足以凸显“刘言非语”在字面上的本真性尴尬：
姓刘的这小子说话就是不算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