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出版）
王杰 著
第二章 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兴起
一、春秋时期的“重人事、轻鬼神”思想
从殷商时期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期中，我们没有看到过多关于人学思想的描述，更多的是关于“上帝”、“帝”、“天”或“皇天”的讨论。但历史进入到西周时期，以周公旦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已经从殷商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了民心之向背、民众力量之强弱是政权能否长期存在的关键，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已经给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从中发现人的力量以及重新思考天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伴随着春秋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等人文主义思潮在春秋时期勃然兴起。
1.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在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首先是各国的政治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们在借鉴总结上古时期的良好经验及夏、殷、周灭亡的教训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奴隶即“民”的重要力量，这种思想的出现，其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不得不这样做。另外，在春秋时期，周王朝的衰落导致了对各诸侯国控制力的下降，各诸侯间征战不断，弱肉强食的“恶劣环境”使各诸侯国都认识到：人口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国力的强弱，并最终决定本国的地盘能否长保以及是否有国破人亡的潜在危险。正是由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以及诸侯间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民众”这个人学思想的早期观念首先得以在一些早期政治家、思想家的头脑中形成，既而又引起了政治家、思想家们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早期的人学思想——“重人事、轻鬼神”的“民本”思想，我们以《左传》、《国语》这两部先秦时期的重要著作中的有关记载为例，对春秋时期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予一些必要的思想分析和评述。
据《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因抢立战功而射杀大将的事，一位名叫颍考叔的大将在攻城时被另一位大将射杀，于是发生了下面的一段故事：“郑伯使卒出猪，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君子曰：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郑伯用鸡、狗、猪等来祭神，以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惩戒犯错误的人，可当时的思想家却认为，郑庄公这样做已经背离了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因为出现这种邪恶的事情是由于既没有实施良好的政治修为，又没有权威的刑罚，仅仅用诅咒的方法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以祭神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只有通过加强国君的道德修养和政治修为，以刑罚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才能够真正使国家得到治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明确区分了“神鬼之事”和“人为之事”，并在二者之间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他们认为人事修为上的作用对于巩固政权来说更为关键，在这里“神鬼”在人们头脑中的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说此时的观念还没有完全明确化，那么下面这一事例所反映的事实便已经有所发展了。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成王准备侵略随国，先以弱鹭引诱随军来攻，随侯轻信准备发起攻击，这时随国的贤臣季梁说了下面一段话劝阻随侯，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而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季梁认为百姓民众是“神”的主导因素，所以古代有作为的国君首先关注民众的生活，然后才考虑鬼神之事，只有人民生活有了保障，祭祀鬼神才能降福给国家，现在人民的心还没能得到统一，百姓的生活还得不到保障，所以神没有降福给我们国家，国君一个人拥有的东西再多又有什么用？如果国君能够勤修政治，先使民众的生活好了，同时又与邻国搞好外交关系，或许可以免除这场灾难。随侯接纳了季梁的建议没有进攻楚军。我们可以设想，在当时刚从“重巫”、“敬神”的殷商遗风中有所觉醒的人们能够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口号是多么可贵的一件事！季梁的“民先神后”的观念是对以往“神为民之主”观念的重大突破，民众的生存状况与精神价值已经成为统治者在处理任何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是诸侯间决定胜负成败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由政治家推动的“民本”观念在斗争中得到了提炼与深化。此时虽然还没有直接否定“神”的存在，但对于国家的强盛不依“神鬼意志”为主导而是因民众的向背为主导的立场却成为一时之盛。这种重视民众的生产生活、重视增强国力、重视展开积极外交活动，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国家的方式，已经能很好地体现出春秋时期“重人事”的思想特点。类似的论述我们在《左传·僖公十九年》中同样可以看到。宋襄公为了笼络人心，准备杀了曾经侵犯过宋国的曾子来祭祀目隹之社，这时宋国的司马子鱼劝说道：“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食之？”就是说，祭祀本来是为了民众的生产生活，只有“民众”是这种活动的主导，如果用人来祭祀，那么谁还敢享用呢？这一个反问恰好说明人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作为群体的“民众”也已经反客为主，好像成了“神”的主人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家人学思想确立之前的一些理论特点：在神人关系系统中，“神”的影响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人”在不断的与神的斗争和挑战中，逐渐争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渐取得主动地位。这种理论特点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在西方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中，还是在中国人学思想的产生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神人”或“人神”交织在一起的思想特点。人类只有经历了“思想阵痛”的过程，才能把自己从至高无上的“神”的藩篱中“剥离”出来，才能超越“神”的束缚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这时新型意义上的天人关系出现了。
2.春秋时期天人关系的分离
《国语》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有一年，郑国的邻国宋、卫、陈都相继发生了火灾，整个郑国的人都有点人心惶惶，这时主管祭祀的官员计划用宝物来祭灶以求免除灾难，但郑国的大夫子产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认为，天地的运行自有其恒常的规律，而人间的事物却容易被人们观察把握，子产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天道”和“人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互不干涉，它们各自有其运行的范围和特点。“天道”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预测它的未来；“人道”是我们自己活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只有充分地了解“人道”变化的特点并在实践中运用这一特点，才能使国家得到良好有序的发展。此时祭祀的仪式已经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活动，这种观念为“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奠定了较为明确的理论根基。“天道”已经分离出来，“人道”逐步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在《左传》的其他篇章中对这一问题也有更进一步的阐述。鲁哀公元年，吴国入侵楚地，吴王派人召见陈国的陈怀公，陈怀公有点害怕，不知道是福是祸，这时陈国的大臣逢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臣闻国之兴也以福，其亡也以祸，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这段话明确表明了国家的兴亡主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百姓民众，如果把民众看作像有病的人一样，关心、爱护他们，而不要经常打扰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福分，国家就有了兴盛的保证；反之，如果把民众当做田地里的野草一样，任意驱赶、奴役他们，这就是国家的祸患，灭亡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逢滑以“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的好坏作为国家兴亡的决定因素，把“民”视为国家兴衰存亡的根本所在，这种较为明确的表述进一步使“民本”思想趋于清晰化、政治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天人关系”的分化在这一时期已经基本完成，“民”不仅已从“神”的阴影中分化了出来，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愈来愈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对象。这相对于殷周时期“言国兴也必称帝命”、“国亡也定谓天降祸福”、“皇天假手与我以取暴君之国”的理论特点来说是个极大的进步。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形成的“民为国之本”的思想，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政治生活的需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发展和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的推动的必然结果。
从以上“以民为本”思想，“重人事、
轻鬼神”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一思想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现实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同时又是在不断地和“神”进行斗争中得到发展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人学和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缓慢的发展历程：即惟神鬼独尊——民神共举——天人相分——重人事、轻鬼神——以民为本这样一个逻辑顺序，这一思想路径是“人学”思想中“人”产生的必由之路。虽然后来中国的思想家们把这一观念导入了“宗法制度”的构建中去，给人戴上了另一套封建精神枷锁，使人没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对于中国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对中国文化、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早期儒家人学萌芽时期这种政治性、实用性的思想特点同样奠定了以后中国人学思想发展的基调。
二、“天人相分”及“以人为本”
思想的进一步确立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以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周天子“家天下”的统治秩序被打乱。王权旁落，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互相兼并，私田数目不断增加，“僭越”事件不断出现，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处在社会大变革前沿的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解，已从殷周时期原始神学观、天命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现实社会政治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这些理论学说涉及范围非常之广，但从广义上说，是对传统神人关系的新的理性思考。这一理性思考沿着两条思维路径展开：就对传统神学思想体系的否定来说，表现为无神论思潮的出现；就对人及人事的重视和肯定来说，表现为人本主义思潮（或称“以人为本”思潮）的出现。两个问题不是平行并列关系，而是呈互补性结构关系，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正是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人文思潮的蓬勃兴起,并最终导致了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重大突破，完成了春秋时期价值观的根本转向。
1.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
殷周以来建立起来的神学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蕴涵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神的虚幻性与人的现实性的矛盾。随着春秋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一矛盾冲突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不可调和，无神论思潮的出现，正是这一内在矛盾冲突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前面通过《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历史文献的征引，已经了解到殷周时期对天命鬼神的崇信程度。所不同的是，殷人每事必求神问卜，“先鬼而后礼。”而周人则较为理性地对待鬼神，“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人的理性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及对自然外界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固有的天命价值观发生了裂变，天命鬼神从至高无上的人格神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人们可怨可恨可评说可怀疑的对象。为了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寻找理论依据，晋国的史墨明确指出，自古至今，没有常奉的国家，也没有常位的君臣，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就像是“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那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鬼神对此也无可奈何。过去人们认为吉凶祸福来自天命鬼神，而楚国的斗廉却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用反问的方式表示了吉凶祸福与天命鬼神无关，而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春秋时期的大变革，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人的力量的重要性，仲几说：“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宋国罪大之原因就在于以鬼神为是非，而忽视了人的存在价值。当时的虢国多以神事为重，周内史便断言，由于虢国“虐而听于神”，“虢必亡矣”。随国大夫季梁继承和发挥了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进步思想，提出了“民为神之主”的口号，并得出了“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结论。虢国的史嚣比季梁更进一步看到了人的作用和力量，他说：“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统治者若以民之是非为是非，国家就会兴盛；反之，统治者若一味听信于鬼神，国家就会衰亡。在这里把是听信于民还是听信于神作为国家兴衰存亡的唯一依据，并明确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史嚣看来，神是“聪明正直而壹者”，它要通过人的力量表现出来，要“依人而行”，立国之根本就在于修政而安民，“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通过这一系列言论的征引，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神的地位的下降和人的地位的上升，在神人关系问题上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时期同样面临着思想观念上的理论突破。《诗经》所反映的时代已微露出天人相分思想的萌芽，参见《诗经·小雅·雨无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等篇。及至春秋时期，这种思想在周内史叔兴、郑子产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针对宋襄公就陨石坠于宋、NFDB2鸟退而飞等现象的发问，叔兴认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却隐含着非常深刻的思想内涵，它首先肯定了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与人的吉凶祸福无关；同时指出应从人自身去寻找吉凶祸福的原因，这就把阴阳观念运用于天人关系，不仅排除了人格神之天对人事的干预，而且对外界自然现象也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从而否定了自殷周以来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把自然、社会现象与所谓的吉凶祸福相比附的神秘主义观点。叔兴之后，郑子产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区分了天道和人道。在与梓慎、裨灶关于一次火灾后的论争中，子产明确提出了一个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命题，“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叔兴与子产两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思想史上天人相分观念的最终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天人观念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观念的确立，为还原“天”之自然本性，彻底摆脱人格神之天的影响和束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迨及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荀子，这一思想不但得以系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具有了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和实际价值。
关于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发展，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段关于“三不朽”的论述中看到更为详尽细致的描述。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大夫叔孙豹与晋国大夫范宣子进行了一次对话。范宣子问：“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叔孙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段引文是说范宣子请教古人所说的“死而不朽”指的是什么意思，叔孙豹回答说：最高的层次是“立德”，即具有高尚美好的操行，受到世人的尊敬与爱戴；其次是“立功”，即为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事业建功立业；再次是“立言”，即在思想修养上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并给民众以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在思想的传播上有巨大作用。这三种行为虽经历较长时间而不废弃，所以称作“不朽”。在这里，能达到不朽程度的不是“神鬼”这些抽象的不可琢磨的东西，而是能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具体实际效果的功劳、德行、思想，这种在人事立场上的讨论已经不多涉及到“鬼神”问题，虽然三皇五帝、列祖列宗的崇拜祭祀仍普遍存在于一般的政治生活中，但人们有时却可以在重要的问题上拒绝“鬼神”参与。这样看来，在“天”思想中自然界的运行被分离出去后，人们观念上的“神天”也在逐步分离，这对于当时的政治生活具有提高重人事的地位以及提高综合国力的作用。“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学说的提出对塑造儒家文化和培养民族气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和低估。有关生与死、朽与不朽等问题的讨论，既是哲学上的范畴，又是伦理道德的范畴，它在人学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的标准问题，虽然刚开始就是一个较高层次的要求，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但毕竟关注到了个人的思想状况、关注到了“人”的发展状况，这在刚从“重神鬼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吗？同时，这一论述还有着明显的“无神论”思想倾向，可以想象，在远古时代、在殷商时期、在西周初年，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不朽者”应该是“帝”、“上帝”、“天”、“皇天”、“神”、“鬼”等等，在“重鬼神、
轻人事”的愚昧年代，人的生老病死统统掌握在“天”、“神”的手中，何谈得上“不朽”？而此时叔孙豹却提出了“人”也可以“不朽”的理论，这对“神”的至上权威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不朽”说的形而上概括，为“以人为本”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后世儒家人学思想中关于“圣人”、“君子”人格的确立起到了价值导向作用。
2.春秋时期天人相分观念的进一步确立
春秋中后期，
复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政治的成熟，“天人相分”思想的成熟和发展通过思想家、政治家如文伯、管子、孙子、范蠡等人的努力终于得以完成。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七年发生了一次日食，晋国的君王问大臣文伯是否会有什么灾难，晋王问：“诗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藏’者，”文伯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左传·昭公七年》。这段引文征引《诗经》中的诗句，意思是说日食的出现是国家不施行“善”政的表现，国家没有良好的政治修为，原因在于没有使用好的方法，而国君却说这是天灾的表现，而不是他自己的过错。所以政治活动应该非常小心谨慎，简要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是选择人才；其次是根据民众的实际状况；第三是把握合适的时机。文伯道出了一个“秘密”：君王是在假借天象玩弄欺骗民众的“把戏”，明确提出任何灾难都是由人的行为造成的，是“人祸”而不是“天灾”，这在另一个层面描述了“天人”之间的区别。而同时代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对此作出了更为明确的表达。孙子总结了以往的战争经验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对大自然的认识又更深入了一步，《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意思是说，有为的君王和成功的将领之所以能够一有行动就能取得胜利，成绩比一般人突出，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能够预先了解自己和敌人的情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从祈求鬼神、施行巫术中取得，也不能从外界事物运行的规律中取得，而必须从人事的角度去考察才能知道敌人的各种情况。战场上的瞬息万变、人员的巨大伤亡等严酷现实使孙子认识到人才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了解了敌人的作战动向才是有效的，而从鬼神、占筮中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这种以“人”为战争胜利之本的思想取代了虚幻的“鬼神”主导的论点，这是春秋时期无神论思想在“天人相分”理论中的又一具体体现。对于“天”的理解，孙子还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里孙子所理解的“天”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天”在基本含义上已无太大区别，主要是指自然界中各种事物运行变化的产物，丝毫没有了“神”的意思。“天”、“人”、“神”之间也有了明确的分界线，“神”在孙子那里，不再具有神秘的色彩，而是一种能力的体现，是灵活运用战争原则打赢战争的主观能动状态，是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从以上孙子对“天”、“神”的阐述来看，他比以往的类似观念又前进了一步，因为孙子的立论基础是建立在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基础上的，它不仅有哲学、军事科学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管子》一书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是春秋时期齐国人管仲所作，但其中的许多论述则可以确认是管仲的思想，其中的许多观念对中国早期人学思想的形成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这里管仲通过比喻的形式对人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管子还说：“古之圣王也，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尝闻。故曰：人不可不务也。”管子认为上古有德之君王能够建功立业、死而不朽，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拥护，并且能够选拔任用有才能的“贤士”。所以说人才的选拔、培养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又比如：“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以人为本”思想是《管子》一书中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这几句话是说要成就霸王的事业首先要重视人才，得人、用人的关系理顺了，国家就稳定强大；若不重视人才，国家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这是春秋“以人为本”思想的又一次明确集中的描述。这说明政治家的注意力已经在注意“民众”力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人才”的巨大作用，“人”尤其是“贤人”正在被引入独立发展的道路，首先是政治家的共同认识，继而是军事家、思想家的总结提高，在经历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后，真正“人”的发现与认识就要开始了，而“人学”大发展的时代也即将来临。
最后我们从《国语》中记载的三个相关事例来概括总结春秋时期“以人为本”思想的普遍性原则。《国语·晋语》中记载，晋国的大臣赵简子问于壮弛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贤德）？”壮弛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对曰：“臣闻之：国之将兴也，君子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余。今主任晋国之政而问于小人，又求贤人，吾是以贺。”《国语·晋语九》。这段话是说晋国的主政大臣赵简子询问东方的士人谁最贤德，壮弛兹向他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君子自认为还不行；国家将要衰亡的时候，人人觉得自己了不起。现在您主持晋国的国政，却问到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又寻求贤人，所以我向您祝贺。由此看出“人”在当时社会所具有的自我价值以及贵族统治者已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人”及“人事”方面，用贤人修德政是当时全社会大部分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这种对“人”的重要性的普遍性认识为“人学”思想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在《国语·楚语下》中还有类似的一段话：楚平王的儿子子西与谋臣子高讨论用人问题，子高曰：“诈谋之心，无所靖（平静，止息之意）也。（人）有一不义，犹败国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难乎？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子高的意思是说，品德败坏的人那颗狡诈阴险的心从来没有安静的时候。一个人有一点不道德的思想就会败坏国家，现在一个人一下子同时拥有这么多污行，如果受到重用，岂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是任用了这种奸诈小人。这里子高从反面论证了只有任用有品德有才能的人国家才能够兴旺发达，任用“奸人”就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子高的论点表明了人才的重要性，但更重视道德品德等个性修养方面的问题，这是儒家“人学”思想产生之前的必要铺垫，推广开来就为思考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做了理论上的引导。
越国的范蠡从更科学的角度阐述了“天事”与“人事”的区别。《国语·越语》中记载了范蠡的这样一句话：“天时不作，弗为人客。随时以行，是谓守时。”他认为战争必须研究天道运行的规律，只有遵循这种规律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已经能适应天时的变化，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运用是人解放的前奏曲。那么什么是“天”呢？范蠡又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赢缩转化，天节固然。”《国语·越语》。天道本身既不说明什么，又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它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存在，而日月却以它为法则，阴阳、日月的运行带来四季寒暑的变化，这就是“天”的一般特点。不仅如此，“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国语·越语》。这是说“天”运行的法则始终如一，保持着必要的平衡。范蠡对“天”及“天道”的认识比孙子更明确化，进一步揭示了自然规律的一般特点，否定了唯心主义“天”决定一切的“唯天论”的天道观，确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在此基础上，范蠡还提出了“尽人事”的观点。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攻打吴国时，越王问范蠡曰：“吾与子谋吴，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乎？”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尽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谷邪？吾与子言人事，子应我以天时；今天应至矣，子应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对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语·越语》。越王急于想去攻打吴国，可范蠡说天时不合适，过两年又说人事不恰当，越王就有点不高兴地问范蠡到底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范蠡说大王您千万不要见怪，人事一定要和天地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后来越王听从他的计策，终于打败了吴国，可见范蠡的方针政策是正确有效的。范蠡不仅注重认识“天”的发展变化，而且主张对于合适的自然条件要及时地加以利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天时”主动出击，就能取得胜利。这种“知天道、
尽人事”的观点比春秋前期“重人事、
轻鬼神”的思想进步了很多，人不仅从鬼神的束缚中“独立”了出来，而且懂得了利用原来的“鬼神”即范蠡所指的“天道”为人的活动服务，这是真正的“反客为主”，是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同时，这一思想发展了“民本”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他把内因与外因、天道与人事、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结合起来，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给予“有神论”的“天道观”以有力打击，而且在思想上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天命观，为后来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先秦时期《左传》、《国语》、《管子》等重要历史文化典籍的引述，分别从神人关系、天人关系的角度评述了春秋时期人学思想的发展对儒家人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我们再把从殷周以来人的思想发展状况，概括为以下七个阶段：原始的宗教信仰——惟鬼神独尊——神民共举——神民有分——重人事、轻鬼神——天人有分——以人为本，这七阶段有着内在的逻辑顺序，“人”的发现与独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始终有“神”影响的情况下逐步确立与完善的。这种思想的表述总的来说是零散的，主要是在一些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谈话中体现出来，同时也是含蓄的，这是由当时特殊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刚从“原始神学”统治下走出来的人们还不能很快地接受新思想的大量涌现，故而，处于萌芽状态的“人学”思想就不得不借助“民先神后”、“神民共举”、“民本”等观点来阐述有关“人”的状况，这样一来我们了解到的“早期人学思想”便很不明确，只有到了春秋末期才出现“以人为本”、“知天道、尽人事”这样影响深远的观点。除了以上这些特点外，萌芽时期儒家人学思想的另一特点是政治性与实用性。首先是在周灭殷商后周公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鬼神的怀疑，“天道”开始被认为不是神通万能的，更重要的是对“民众”在推翻纣王暴政过程中巨大力量的认识加深了，为了巩固周王朝的长期统治，周公“崇德”、“制礼”，积极推行以“民众”为政治生活中心的政策，这种为政治统治服务的观念同时也在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突破。而第二次突破是在诸侯争霸、社会动乱不已的春秋时期完成的。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求各个诸侯保存并壮大自己的实力才能不被吞并，这样务必要寻求“人才”以便在残酷的战争中取胜，所以在实际斗争中，谁的方式方法有效，谁就有可能占据主动，谁就有可能生存下去。于是“生存”下来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便备受重用，宽泛的“民本”这时仍然有效，但在此基础上更加重视“贤人”等“专业人才”的作用，君王如果不以实用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家政策、善用人才，就会有“国破人亡”的危险。所以，斗争的需要摒弃了不实用的“神的崇拜”转而向实用型的“招贤纳士”、“以人为本”靠拢，这就为“人学”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一些具有开创性特点的思想家对“人”的理论概括更是播下了“人学”的种子。既然种子已经有了，而合适的土壤也已创设出来，那么，“中国儒家人学”的系统化的建立便需要一位“生产者”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位开创者就是中国早期儒家思想的奠基者孔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