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出版）
王杰 著
后 记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中国哲学史，按照传统的划分，哲学史一般分为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及历史观几大块。由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从一开始我就把研究的重点定位在了中国历史哲学及中国人学等领域，过早地为自己的专业划定了范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必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应将侧重点放在中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上(包括中国的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及政治哲学等)。基于这一认识，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便有意识地阅读了古今中外一些有关历史哲学及人学方面的著作，并就研究中国历史哲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和构想；为了能继续把这一兴趣点转化为今后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我选择了《荀子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当时我想，毕业之后，到大学当个老师，一边教书，一边搞自己的研究，系统研究中国的历史哲学思想或人学思想，然后再研究中国道家的、法家的、墨家的乃至其他各家的历史哲学或人学思想，然后再扩展到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我为自己的未来勾勒了宏伟的蓝图。但设想终归是设想，自1987年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工作以后，出版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这一行业似乎总是那样忙忙碌碌。我必须熟悉自己的业务情况，掌握编辑出版流程及规律，一句话，首先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每日忙碌之余，要想真正坐下来看点书，搞点科研谈何容易!但我认为，若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自己的业务和学术水平，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何以能与本学科本专业的学者对话?何以能编出高质量高水平的书稿?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一直感到很苦恼，要做到科研、工作两不误，真是太难了。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应该怎样去做编辑?当代的编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怎样做才算是一名合格的编辑?我在对自己的“定位”问题上产生了深深的困惑。由于有当研究生期间的一段梦想，我时常在“编辑”和“学者”之间寻找一种契合点，寻找的结果便是：要想做到两者兼顾，除挤时间外别无他途，要给自己留出自由思考问题的时间和空间。由于有了这样的信念，昔日隐埋在内心深处的那一点点愿望渐渐回归，时时扣击着我的心扉。我不满足于当一名十足的“案头编辑”，我不愿意单纯从事那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所谓“文字编辑”，我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专业天地，二者是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只要把两者关系处理好了，于工作事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紧张的工作之余，我时常以做一名“学者型编辑”自励，挤时间搞科研，十几年也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和图书评论，其中有两篇文章获了奖。1998年，我又一鼓作气，重新回到母校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葛荣晋先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其中甘苦自不待言，但每当排除杂念，静下心来读书，系统研究整理中国儒家思想的念头再次萌生出来。我之所以选择儒家思想进行研究，原因很简单，主要是自己对这一领域比较熟悉，再加上一些老师、同学和朋友的热情鼓励，我于是下定决心，把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做了一番梳理和思考，并开始了《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一书的写作。而博士论文选择的题目又是与中国儒家思想研究关系不甚大的《从经典解读到实学思想建构——戴震思想的逻辑展开》，真是自作自受，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搞出这两个课题，又不影响自己的本职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挤时间，减少应酬，坐冷板凳。两个课题交叉进行，寒去暑来，《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一书终于完稿了，然而不敢稍微懈怠，马上又转入了博士论文的构思与写作中。
本书是从人学视角对早期儒家思想文化所做的一次探讨，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核心，而人学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故而学术界一直有“儒学即人学”之说，可见人学在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当前我国学术界对人学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中外人学思想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尊重人、肯定人、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的呼声和人们普遍的共识。本书通过对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的反思和评述，旨在对我国的人学思潮研究提供某种借鉴。由于是挤时间写作，本书的写作过程时断时续，不尽人意的地方一定不少，也肯定存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缺憾，但不管怎样，总算是完成了一项任务，了却了一桩心愿。
十几年来断断续续地在《孔子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周易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理论前沿》、《理论学刊》、《社会科学辑刊》、《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等报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及书评近50篇，其中《吴虞对儒家封建礼教的评判》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主体价值问题》两篇文章先后获中共中央党校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恰好与本书研究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故在此作为本书的附录刊出。
本书完成初稿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的傅云龙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葛荣晋教授对我写作本书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并在百忙之中为本书拨冗作序；赵素芬教授及王耀田、丁浩、刘卫东、张洪兴、张瑞明、季斌、杨鸿江等先生为本书写作做了大量辅助性的工作；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所及山东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朋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领导及同事对我从事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使得本书很快得以出版，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最后，真诚希望学术界同仁对本书在体例结构、学术观点以及材料取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以便将来有时间做进一步的修改。
2000年8月于大有北里知为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