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华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相对于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的研究而言,秦汉思想的研究可能要薄弱一些。这种状况与秦汉思想文化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重要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因此亟待改观。而要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秦汉思想史的重要意义,显然离不开那些为数不多的专门或主要从事秦汉思想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周桂钿教授正是其中一位——一位多年来(20余年)在秦汉思想领域进行艰辛探索,并已取得丰硕成果的杰出学者。河北人民出版社二十一世纪第一个月出版的《秦汉思想史》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又一代表著作,也是世纪交替之际学术界关于秦汉思想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在《前言》中,作者首先表明了两个重要的新观点:其一,中国古代哲学是以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家按他们对真善美追求的不同侧重,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追求真的是科学型哲学家(以王充、沈括为代表),追求善的是伦理型哲学家(以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为代表),追求美的是艺术型哲学家(以庄子为代表)。其中,伦理型哲学家着重论述伦理道德和修齐治平。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派。其二,不仅哲学思想有民族性,科学思想也是有民族性的。从历史上看,各种科学都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都是根据不同的民族传统思维方式而提出的科学假说,因此科学也自然地带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只是由于后来世界交流频繁,先进的科学取代了相形见绌的其他科学,从而形成了统一于西方近代的科学体系,才变成似乎没有民族性的东西。这两个观点新颖独特,相信将会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以便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研讨。还可预见,如果以这两个观点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就可以更好地显示出所谓“重写学术思想史”的积极意义!

就以董仲舒而言,无疑是秦汉思想史的一位核心人物。学界以往着重分析、批判他的所谓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但周桂钿教授则主要分析、研究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认为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主要是为了在思想、政治上统一人心、统一思想,因而,“大一统论”就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所在。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功过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思想统一于儒学,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主干地位,奠定了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思想统一于儒学,压抑了百家的发展,维护了专制制度,还导致一刀切现象,严重限制了个人思想的发展,残酷迫害有识之士,并且,由于政治干预学术,既破坏了学术,也损害了政治。

西汉中期,由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造成朝野之间、朝廷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和矛盾。《盐铁论》即集中反映了这种紧张和矛盾局面。周桂钿认为,这种矛盾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哲学问题。桑弘羊是当局者的代表,贤良文学是旁议者。由于双方地位不同,所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所以在思想上存在很多分岐。当局者要考虑全局的情况,要有长远的打算,因此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复杂问题。而旁议者往往只看到局部的情况,只想到个人的私利,而且把许多复杂的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另外,在盐铁会议中,桑弘羊比较早地向天人感应说提出挑战,开了反天人感应说的先河。应该肯定,周桂钿教授这种分析问题的立场是客观公正的。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既能全面、深入当局者与贤良文学双方的处境,又能摆脱学界关于儒法之辩的纠缠,所以其探讨更有助于认识《盐铁论》所争辩的实质问题。西汉政府如何操纵经济命脉?作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条经济路线:一是以司马氏父子为代表的黄老思想,主张自然无为,对经济不加太多的干预,任其发展,顺其自然,称为“因之”。二是汉代新儒家,以贾谊、晃错、董仲舒为代表。他们主张适当干预。三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主张积极干预。其中,以司马氏父子为代表的黄老思想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桑弘羊为代表的轻重之家与先秦法家思路相一致,对于社会政治有很大贡献。从现代的情况来看,轻重之家有更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古代更能适应当时社会的是儒家模式。儒家既不是不管,又不是太严格,既有法制,又带有一些温情。作者强调,这三种经济思想都有一定的合理性,都可以在现代社会加以改造、应用。

关于两汉之际王莽改革的问题,一般思想史著作都不予论述(至少也是论述不充分),似乎是因为史学界对此早有定论。但是,周桂钿教授却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加以重新探讨。他认为,对于新朝,王莽既是成功者也是失败者。尽管王莽改革最终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王莽就成了无可歌颂的历史罪人,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只要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摆脱历史的偏见,客观地分析有偏见的班固所提供的事实,那么,不但可以看到王莽失败的种种原因,而且也可能看到王莽对西汉社会弊端的改革及其社会效益。在始建国到天凤的11年间,尽管还有一些不尽人意处,整个社会出现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则是不能掩蔽的。这个论断是实事求是的。作者强调指出,从王莽改革的最终结局可以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即王莽一切按固定的模式进行复古改制,必然在实践中惨遭失败!这就从反面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也即实事求是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挺容易,一旦做起来,不仅需要现实的、深刻的理论智慧,而且需要巨大的实践勇气!

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荀悦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思想家。他生于乱世而有经世之才,论到政体、时事,却无一言明确针对时弊的批评。这是为什么?作者指出,这是因为荀悦所论问题,只是抽象地议论,没有夹杂个人的偏激情绪,没有涉及当时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过,就在这种“抽象”的议论中,实质上也反映了荀悦对社会弊端的的严肃批判。所以,“不论是研究理论的,还是研究历史的,只要是思想家,他们的心中总要有现实,他们的笔下也不可能无现实”(第471页)。这句话可以说是作者关怀现实的一个最好的脚注!事实上,注重“历史与现实”(或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双向考察与反思,可以说是周桂钿教授撰著《秦汉思想史》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由于作者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着深刻的观察与认识,因而,他的《秦汉思想史》就能异乎寻常地阐明秦汉思想史中某些重要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以及遗留问题对现代社会的潜在性影响。

关于秦汉时期的科学思想,一般的秦汉哲学史著作都不予论述。周桂钿所著《秦汉思想史》则花了两章的篇幅,分别探讨天文学思想与中医学理论。其考证之详、程度之深,即使让从事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来阅读,也将叹为观止!例如,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作者除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及从中医学角度论述它的基本内容之外,还着重从哲学角度去比较、阐明它与唯物辩证法原理的异同。周教授认为,阴阳论与对立统一论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一切事物分为相对的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阴阳论比较具体,而对立统一论则较为抽象;第二,阴阳双方有确定的相应性质,矛盾双方则没有各自的相应性质;第三,阴阳论强调对立双方协调关系,调和矛盾,不使关系变坏。对立统一论认为矛盾双方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只能处于斗争状态,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第四,阴阳论追求阴阳双方的平衡状态,对立统一论追求对立双方通过斗争达到转化的目的,认为转化才能促进事物的变化、发展;第五,对立统一论与西方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传统相对应;阴阳论与中国讲中庸、讲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传统相对应。至于五行说,与西方唯物辩证法的规律相比较,也是各有千秋。西方辩证法讲事物是互相联系的,各种联系一般只讲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中国传统五行思想则认为联系不仅在两者之间,还有两者背后的其它因素参与。显然,作者这种比较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求同存异,比较所得的结论是客观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这些阐述的确有助于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民族特色。

在全书《结论》部分,作者考察、评述了黄帝、周公、孔子、董仲舒和朱熹五位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思想集大成者。由此总结出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某些规律性:首先,中华民族思想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其次,不同思想的碰撞是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条件;第三,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是在分分合合中发展的;第四,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是融合发展的过程。而这种融合总是以本土的传统的思想为基础。因此,作者强调指出,在现代,“我们也要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基础来汲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思想。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融合创新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正道,过去是这样的,现在也应该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的。”(第638—639页)这体现了周桂钿教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的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

总起来说,《秦汉思想史》除了前言、绪论、结论、附录(包括重要参考文献与人名、书名、重要概念索引)以及后记之外,凡二十一章,洋洋五十万余字。全书征引史料之浩繁、考辨之精密、方法之严谨、立论之坚实、驳论之有力、视野之开阔、观点之新颖、思想之深刻,无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作风。全书还兼具综合与创新、批判与超越、义理与考据、专题与通论、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以及在中西思想文化比较中注意突出、说明思想的世界性(普遍性)与民族性(特殊性)等特色。基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世纪交替之际秦汉思想研究的一部集大成之作”。这是周桂钿教授对学术界的又一贡献,也是周桂钿教授———作为一位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国五十年风雨历程的一份献礼!

（原载《福建论坛》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