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湯恩佳博士
孔曆2551年（2000年2月18日）
各位來賓，女仕們、先生們：
本人深感榮幸能應邀參加 貴國的孔曆2551年新年慶典。印尼是一個美麗的島嶼國家，人民勤勞樸實，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也是世界上穆斯林人數最多的國家。
印尼孔教會與香港孔教學院關係密切，香港每年的孔聖誕辰與舉辦儒教研討會，例必邀請
貴院同仁蒞臨，共同慶祝，所以經常大家見面非常稔熟，今次本人慶幸能被邀請參加
貴會的新年盛典，感覺到無限高興。
今天我懷著十分興奮的心情，有機會暢述我個人對“儒商”的見解，請諸位賢達多多指教。
“儒商”，這個名詞，在座各位嘉賓，有的可能感到比較陌生，其實在我看來，在座嘉賓中很多就是“儒商”。
什麼叫“儒商”？用最簡明的語言來說，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是儒商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故曰“以財發身”；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他們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故曰：“以身發財”。這是儒家一貫反對的。儒商就是“以財發身”，是仁者。他們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抱負和懮患意識，“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君”應改為“國”）”。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以國家民族以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為重。
儒與商是否可以兼於一身，照我看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早己解決，儒商在歷史上早己有之，在當代也不乏其人，最早和最著名的儒商是孔子的弟子——
子貢。子貢是孔子得意弟子，他和孔子感情很深，孔子死後，別的弟子守喪三年，他卻守喪達六年之久。他經商於曹、魯之間，家系千金，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曾隨孔子周遊列國，可以想像，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子貢的資助，孔子的周遊列國的旅費食宿費從何而來？是子貢為孔子實現其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否則孔子也難行其道。孔子遭陳蔡之厄，也是子貢到楚國說服了楚昭王興師以迎孔子，然後得免。後人將子貢列為孔子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從祀於曲阜孔廟，所以太史公說：「夫使孔子名佈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貨殖列傳》）。可見儒與商不僅可以而且必須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從超越個人功利來講，我以為歷史上著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和計然也應膺於儒商之列。他們經商使越國十年生聚富國強兵，得雪會稽之恥。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者，可謂“君子富，好行其德”。
經商要取之有道，也要講智、仁、勇。我國歷史上另一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就說過：「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可謂深得市場經濟的要領，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孔子、孟子並不反對發財致富，而是主張“先富後教”，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如果這基本生活之衣食都不能保証，社會秩序就要大亂，就談不上什麼禮、義、榮、辱。《論語．述而》中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就是說祇要能富，當今執教鞭的老師也可以幹，怎麼能說孔子反對致富？所以把儒家說成祇要義不要利，而商人祇要利不要義，互不相容，完全是一種誤解。所謂：“重義輕利”我認為指的是不能“見利忘義”，義就是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取不義之財，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不顧社會的整體利益。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應該把“義”放在首位。這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就是這個意思。不是說不要“利”。《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中國歷史上的儒商，或由儒入商，或由商入儒。如西晉竹林七賢的王戎，就親執算籌，賺錢無數。清初思想家唐甄，宗陽明之學，據說曾為牙於吳市，“牙”大概是相當於現在的“中介”。他認為“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潛書．考功》）。拿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徽商，則可謂“賈而好儒”，他們普遍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史記．貨殖列傳》成為他們必讀之書，他們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自覺地用儒道經商，以儒家倫理規範自己的商業行為。黃長壽“以儒術飾賈事”，鮑要“一生以書生之道行之”。儒家思想是徽商重視商業道德思想基礎，由於他們堅持商業道德，堅持“以誠待人，以信服人”非義不取，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贏得了顧客的信任，每到一地就會出現“歸市如流”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把“義”和“利”完全對立起來，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看法。我們反對奸商，但是把所有的商人都說成唯利是圖“無商不奸”，則是以偏概全。
明清之際興起的晉商，也曾聲名顯赫，富可敵國，領風騷數百餘年。以平遙的“日升昌票號”為例，在全國各地設分號600多個，甚至遠及日本、朝鮮、東南亞、俄羅斯等，年匯總金額100萬兩至3800萬兩不等，經時100餘年，盈利1500萬兩，實際上就是一個跨國的私家銀行。何以大家能將數以萬計的銀兩，放心地通過這個私家票號吞吐，靠山就是“誠、信”二字。當時的山西票號遍佈山西平逢、祁縣、太谷等處。美國作家羅比．尤思森稱太谷為“中國的華爾街”。其實“誠、信”二字也非儒家所專有，中外古今，任何企業家如離開“誠、信”二字，都不可能有大的成功。
清末的思想家鄭觀應原為一介書生，他認識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業”，“而商務之源，以製造為急”。因此他棄科舉而從商，曾投資輪船公司。他還提出相對兵戰而言，應“以商戰為主”。這個看法是很有遠見的，在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商戰的重要性將更加突出。這次亞洲金融風暴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非常重視《大學》。《大學》是他哲學思想在儒家經典中的主要理論依據。他對《大學》作了深入的研究，並寫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大學問》，他指出：“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商人能不能成聖人，關鍵要看他的行為是不是有利於人類社會，能不能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為重。其所得應該考慮到如何回報社會，其經營思想應以“仁、義、誠、信”為重，而不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王陽明認為祇要“致良知”（就是指天理良心），無論是士、農、工、商均可做到“異業而同道”人人都可成為聖人。
士農工商的排列，不是貶低商人，“士”代表國體，“農”代表種植，“工”代表加工，“商”代表買賣，是整個社會的先後運作程式。
“吾不如老圃”。孔子亦不是看不起農民，祇是謙稱在種植上比不起農民的經驗。
其實士農工商四者皆可作奸犯科，“士”如不義得來的官位，“工”偷工減料等等，不能單指商人。
王陽明的思想適應了當時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為工商業指明了方向。因此當他的思想傳播到日本以後，經過江戶時期中江藤樹、熊澤禧山的傳播，到德川幕府末期的變革時期，很快就成為當時反抗傳統要求變革的人們所接受而廣泛流傳。他的思想逐漸成為幕府末期要求變革的志士們推動明治維新的一種哲學和思想武器。如佐藤一齋、西鄉隆盛、吉四松蔭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國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答鐵錚》、《民報》第14號）。好一個“自尊無畏”！在今天，不論是士、農、工、商，雖“異業而同道”，為了發展“仁”的事業，都應做到“自尊無畏”。
明治維新，突出王陽明的儒家精神，實踐出來今天的日本，國強民富，社會安定，人民康樂長壽，國情國體，充滿東方濃厚特色，弘揚傳統宗教與文化，不受外來的極左極右衝擊與分化、分裂、及意識形態的困擾，所以人民團結愛國。這是最尖端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來的最佳成果。
被稱為“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的澀澤榮（1840-1931）寫了著名的《論語與算盤》一書，提出倫理道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即“富”與“仁”，“義”與“利”的統一，不合乎倫理道德的發財致富，都祇是暫時的。他的思想對日本的現代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董建華先生本人也是一個成功的儒商。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是亞洲金融中心；不懂得金融，不懂得經濟，就領導不了香港，董建華先生可說是“商而優則士”。在這次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雖也不能幸免，損失嚴重，但相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損失是最小的，港幣匯率穩定，對待炒家的策略應付自如，進退適度，這是與董建華先生領導有方分不開的。我們堅信，在董建華先生領導下，加上有背靠大陸的堅強後盾，亞洲金融危機終將過去，香港在亞洲必將是率先復甦的一個地區。風暴過後，香港的經濟將更加堅實，其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必將更加鞏固，從最低六千多點迅速回升近萬七點就是一個証明。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外圍大鱷一次又一次狙擊港元，他們配合散播謠言，蠱惑人心，在証券、貨幣、的現貨、期貨市場上興風作浪。香港特區政府當機立斷，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與國際大炒家展開決戰，取得了勝利。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恆生指數就有可能從6000多點下跌到4000點，甚至更低，勢將進一步打擊房地產、銀行及各行各業，導至失去信心，惡性循還，甚至重現1983年的慘況。因此，採取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據初步估計國際炒家已損失慘重。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香港的金融體制還有不少漏洞。如中央結算竟容許大量拋空盤到期不交收，不嚴格執行“交易日後兩個工作日交收”的規定，使到拋空的違法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這即使是在美國也是被禁止的。我們支持特區政府對此進行必要的調查和追究。與此同時，香港也有少數人搭國際炒家的順風車，不是與香港政府和香港人民同舟共濟，遏制國際炒家；而是推波助瀾，混水摸魚，為了個人私利唯恐天下不亂。這種行為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這是一種“見利忘義的行為”，不懂得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哲理，是與儒商的信念完全背道而馳的。
如果任由國際炒家為所欲為，不加必要的完善立法，導至香港市場一片混亂，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因此，我們大家必須齊心協力，同舟共濟，使香港能安度金融危機，再現繁榮！
回觀這次東亞金融危機，雖然在不同程度上，東南亞各國和地區，幾無一幸免。但相對來說，受損失最少的首先是中國大陸，然後是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這都是華人或以華人為主的國家或者地區。這決非偶然。
至於說到“驕傲自大”，“任人唯親”，“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等等，恰恰都是儒家思想一貫反對的。祇能說是它們違反了孔子的教導，所以才給人可乘之機，加劇了這次危機。
美國《時代周刊》宣稱，造成這次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亞洲經濟模式。它說“其實造成危機的罪魁，正是上令下從的亞洲模式本身。這個模式令決策層驕傲自大，任人唯親以至貪污腐化。.......更嚴重的是，由於沒有公眾監督、制約、政府、商界和銀行構成‘鐵三角’，長年累月地形成曖昧關係，淪落到由私交決定政策的地步。這種局面導致效率低下，以至腐化。如果亞洲真的出現過什麼奇跡的話，那就是這種模式居然能維持這麼久”。
相對這次美國對亞洲金融危機的冰冷態度，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各亞洲國家提出的苛刻條件，使受援國喪失經濟主權，將本國的經濟命脈拱手讓外人控制，二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引起了亞洲政界和人民的強烈的對美國不滿情緒。
在香港發起對港元，港股的衝擊也主要來自美歐資銀行。美國政府不願約束金融投機者，以及對待這次亞洲金融危機的態度，可能有其重要的戰略考慮和經濟利益，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但是往往事與願違，這次亞洲金融危機已經蔓延到俄國、拉美，以至影響到歐、美股市，形成了世界性金融動盪。亞洲購買力削弱更直接影響到美國經濟，而且國際游資是一把雙刃劍可以衝擊亞洲，也可以衝擊歐、美，前幾年英國、意國的受衝擊就是先例。如大量資金撤出亞洲後，湧入美國，很易形成泡沫，也造成了不可預測的變數。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全球一體化的情況下，很難想象可以把自己的繁榮建立在別人貧窮的基礎上。這一點現在已經逐漸顯露，難道還不能引起深思？
世界各國應立即進行緊急商討，設立新機構，改革全球金融體制，監管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等類的對衝基金等等之類公司，修改法例管制貸款給該等基金的有關銀行，是必須要實行的，原因該等基金擾亂世界金融，如正在發展中的新興國家，及近期發展太速與經濟薄弱，經濟結構組織本身不甚健全等的國家，災難性更大，甚至令致受害國領導人下台，很多人民為公司倒閉失業而踏上自殺之路，回顧亞洲各國未被狙擊之前，是欣欣向榮的，非常可惜，如不進行改革，弊端重重，甚致以後經濟大國，如要控制或蠶食那一國家，就沿用此手段不須動用甚麼飛彈原子武器，殺人不見血，就可成功達致目的。
非常可喜的消息，就擺在目前，對衝基金今次損失慘重，美國聯邦貯備局格林斯潘勸喻銀行組團，及減息等一系列行動去拯救他們，防禦經濟風暴燒到美國，我相信這是個極好消息，國際大鱷目前忙於自救，暫時是無力再在世界中狙擊，經此一役，應暫告一段落，此等基金已失去投資者的信心，以後很難集資，世界各受害國已有喘息機會，復甦它的經濟。
依我看來，“亞洲模式”，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匯的產物，它吸收了中西方文化的長處，才促進了亞洲的奇跡的產生。但也要看到其不足，其不足主要不是因為保留了東方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特點和美德，而主要是對東西方文化的長處都吸收得不夠。西方的現代化管理模式有許多長處，如透明、制度嚴密、制衡機制健全、法治、公眾監督等等，應該很好吸取。但是東方文化的許多美德和價值觀也有許多長處，如勤勞、節儉、寬容，“任人唯賢”、重視教育、重視整體利益。強調人際和諧，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等”。但是不管西方文化或東方文化，首先一條是都要按經濟規律辦事，否則都要出問題。通過這次金融危機，我們應該很好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是對亞洲模式失去信心，甚至宣告亞洲模式的終結；而是通過這次危機的洗禮，要自尊、自強、自信，在烈火中重生，使之更加健全、更加堅強，重新建立亞洲的經濟模式，以嶄新的面貌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再現輝煌。最後，祝貴會會務興隆，孔子思想永耀人間。並祝各位來賓，春節快樂，身心康泰，萬事勝意。
（本人上述講詞，如有同感，請廣事宣傳，歡迎再複印給各親友。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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