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湯恩佳博士
孔曆2550年（1999年3月30日）於浙江紹興
主席先生、各位學者、各位來賓：
今年，是王陽明先生逝世470周年，我們在他的故鄉紹興市召開盛會，緬懷先哲，切磋學問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由王陽明先生開創的陽明學派，是一個有重要影響的學派，它不僅在中國明清時期影響，甚至左右思想界一個半世紀，而且流傳到東亞各國。例如，在新加坡，由教育部主持編寫1984年出版的《儒家倫理》課本，在廣泛徵求海內外專家學者意見的基礎上，確定“孔子以後的儒學大師”共四人：孟子、荀子、朱熹、王陽明。可見，王陽明在儒學中的地位。王陽明及其學說在國外影響最大的，我以為應首推日本。在日本，陽明學一度被奉為"顯學"，對其革新運動起過重大的推動作用，以至成為明治維新的重要精神武器，陽明學在日本的影響，至今仍很深廣。1997年8月，我參加了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國際陽明學研討會，親身感受到陽明學對世界、特別是對日本的影響。至今仍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可見，我們大家在這裡聚會，絕對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從陽明先生那裡尋覓有益的教誨。
宋明理學，是儒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它立足於儒，又兼融佛道，其思想更趨縝密，被奉為中國儒學的第二次理論高峰，它分兩大派：理學與心學，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王陽明集大成。
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為論證傳統社會的合理性和永恆性作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努力，建立了龐大的理學體系。但是，當時的統治者並不理解它的理論意義，更不理解他的苦心。在他去世前幾年，宋寧宗把朱子學打成“偽學”，他的學生們被打成“逆黨”，一律不准在朝為官，朱熹自己不僅連降二級，且險些遭“乞斬”，弄得門人故友過其門而不敢入。在朱熹去世後九年，統治者終於開始理解朱子學對自己的意義，還是這個宋寧宗一反十幾年前的詔令，謚朱熹為“文”，尊為“朱文公”。過了一年，追贈朱熹為中大夫、寶謨閣學士。二年後，國子司業劉爚“請以朱熹《論語—孟子集注》立學”，把《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列入學官，作為法定的教科書。這樣，宋寧宗就完全否定了過去禁止朱學的一切禁令。此後，朱熹及其學說的地位與日俱升，一直升到嚇人的高度，以至出現了明史纂修官朱彝尊說的"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曝書亭集—道傳錄序》）的局面。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陽明學作為朱子學的對立面幸運而生。
王陽明年輕時，朱熹的著作成為“天下之人，童而習之”，“不容於辯論”（《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下引王陽明語，不再注明）的經典。在這樣的大氣候下，年輕的王陽明“遍讀考亭（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明儒學案》卷十）他按照朱熹格物致知的思想去做格竹子的功夫，格了七天，非但沒有格出竹子的道理來，反而累垮了身體。從此，他對理學開始持懷疑態度，最後走上批判的道路。在批判中，建立了自己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學體系，以與朱熹理學爭正統。
“心即理”，是陽明心學體系的理論基石。而這塊基石，正是在批駁朱熹因“不知心即理”而導致“析心與理為二”之弊的過程中，繼承並發展陸象山的“心即理”說時奠定的。他說：“晦庵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
為了克服朱熹“心理為二之弊”，王陽明在朱熹與陸象山的辯難中，旗幟鮮明地在站在陸象山一邊，繼承並發展了他的思想。陸象山曾說過：“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東南西此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雜說》）又說：“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與李宰書二》）他的全部哲學體系，就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礎上的。王陽明在為李茂元重刊的《象山文集》作序時指出：“析心與理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掌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這樣，就明確肯定了陸象山的“心即理”說，而批駁了程朱學派的支離和佛老二氏的空虛。王陽明認為，“析心與理為二”，不知“吾心即物理”，“物理即吾心”，正是程朱和佛老陷入謬誤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精一之學亡”的根本原因。因此，他根據陸象山的觀點，系統說明了“天下無心外之事，無心外之理”的道理，斷言“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並把“心即理”作為自己的“立言宗旨”，他說：“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祇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析心與理為二，這心可能被私心、人慾所蒙蔽、陷入伯（霸）道之偽：合心與理為一，從心的至善本體上做工夫，就能立王道之真。破“伯（霸）道之偽”，立“王道之真”，這是陽明學的真諦所在。
王陽明在主講貴陽書院時，第一次提出“知行合一”論，其理論基礎正是“心即理”。他從“心即理”出發，批評朱熹“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朱熹的格物致知論，把“人心”與“物理”“終判為二”。承認“理”在“心”外，要窮理就有一個向外求知的過程，求知以後才能去行。“此知行之所以二也。”王陽明認為，“心即理”，萬事萬物之理都在人心中。那麼，要窮理就根本不需要一個向外求知的過程。他說：“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由此，他提出了“知行合一”。他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王陽明坦言，他提出“知行合一”論是為了補偏救弊。指出：由於朱熹“外心以求物理”，必然把知行“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他說“此不是小病痛”。“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這就再明確不過地說明了他提出“知行合一”的針對性和目的性。不過，“知行合一”論本身確有不少合理之處，主要是：其一，肯定認識必須依賴實際行動。在抨擊朱熹“不行而言學”時，王陽明提出：“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盡天下之學，苦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其二，接觸到了真知發源於直接經驗的問題。在批評朱熹"知先行後"論時，王陽明說：“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耶？”他甚至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其三，看到了知與行的某些辯證關係。如他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既肯定“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又肯定“知”祇有通過“行”才能完成。這些思想，直至現在仍有借鑒意義，其正確性是不容置疑的。
王陽明在晚年，很少講“知行合一”，而專門發揮“致良知”說，這是對“知行合一”說的深化和發展。他把《大學》講的“致知”與《孟子》講的“良知”結合起來，提出“致良知”說，認為這是“千古聖聖相傳的一點真骨血”，並把它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致鄒守益的信中，他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祇此良知，無不具足。”在給楊仕鳴的信中又說：“區區新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真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貢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這個“致良知”說，實在是法力無邊，無所抵敵。歷代聖人以此心心相傳，後沉沒數百年，王陽明自認他重新發現了此說，自負極有功於聖門。因此，他大力宣揚這一思想。指出：“吾生平講學，衹是「致良知」三字。”王陽明斷言，“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所同。”“人胸中各有個聖人”，“滿街人都是聖人”。他甚至說：“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這就是說，在“良知”面前人人平等。那麼，什麼是“良知”呢？王陽明說：“良知祇是個是非之心”。可見，“良知”是評判是非的標準。既然，愚夫愚婦與聖人一樣，心中都有良知；因此，他們都有自已的是非標準。他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是便知是，非便知非。”“良知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在“以朱子之是非為是非”的當時，王陽明以“良知”為武器，對朱子學的權威性進行了公開挑戰。在與羅欽順辯論《大學》版本時，王陽明公開提出判斷是非不能以孔子、朱子的言論為標準。他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既然聖愚都有“良知”，都有“自家底準則”；那麼把孔子、朱熹的言論作為檢驗是非唯一標準的思想也就根本動搖了，為什麼在當時已被奉為判斷是非的最後標準、衡量言行的最高法典的朱熹的話，不能成為檢驗是非的標準呢？在王陽明看來，朱熹那套說教不過是"轉說轉糊塗"的"支離事業"。從這個思想出發，王陽明向孔子、朱子在學術思想上壟斷地位提出了挑戰。他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天下的“道”、“學”，應該成為“公道”、“公學”，不能為孔子、朱子所壟斷，成為他們的“私道”、“私學”；祇有打破了孔子、朱子對“道”和“學”的壟斷，使“道”和“學”成為“天下之公”，才能有“公言”。這就是說，學術上的是非，應該讓人們通過自已的獨立思考、專心研究來確定，不能由一兩個“權威”說了算。至於個人，對學術上的是非也要有正確態度，不能因執已見、因人廢言。王陽明說：“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善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這種主張對待學術上的是非應取客觀態度的思想，盡管主觀上是為了與朱熹爭奪在學術界的統治權，但在實質上卻是正確的，客觀上起了打破偶象崇拜，發展個性，解放思想的作用。這些，在其後學泰州學派那裡，表現得更為明顯。對此，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指出：“泰州之後，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龍蛇。……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泰州學案》明末思想家顧覽成說：“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間，驟而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俱醒，恍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小心齋札記》卷三）劉宗周則說：“先生承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可謂震霆啟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明儒學案—師說》）這些對近代中國起過重要的影嚮作用，如果我們仔細考察一下從李賀、黃宗羲、唐甄一直至近代的龔自珍、魏源、康有為、譚嗣同等時代先驅的思想，就可發現：他們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無一不與王陽明的“良知”說存在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一種學說，能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內連續不斷地發揮積極作用，這正是歷史對“致良知”說客觀效果的一種鑒定。
不僅如此，王陽明的思想，特別是他的“致良知”說，還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以至整個日本社會，現簡要論述於下。
陽明學與日本的聯繫，最早起於明代正德年間。相傳，日本禪僧了庵桂悟於正德四年（1510年）奉國王足利義証之命，以83歲高齡遠使中國，與王陽明會悟。回國前，王陽明作序一篇相送。此文載師蠻的《本朝高僧傳》、齊藤拙堂的《文話》，在日本學者中影響很大。井上哲次郎說：“桂悟親與陽明接觸，為哲學史上決不可看過的事實。”（《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第636頁）川田鐵彌說：“桂悟憚師，兼傳程朱子學、余姚之學，論知行合一之義，為日本王學倡導之嚆矢”（《日本程朱學的源流》第46頁）肯定桂悟為王學在日本之始祖並不確切，因為他回日本時己是87歲高齡。我們認為，陽明學在日本的真正開創者應是中江藤樹（1608-1648年），他早年學習朱子學，1644年37歲時獲《王龍溪語錄》讀之，後又讀《陽明全書》，大有所獲，乃賦詩曰：“致知格物學雖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陽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藤樹先生遺稿》第一冊153頁）讀了陽明全書，他“心似回春”，於是在近江設令其徒皆攻讀《陽明全書》，被奉為“近江聖人”。他力求象王龍溪那樣把陽明學普及到庶人中去，斷言：“心學為由凡夫至聖人之道”（《翁問答》）；“行儒道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也。此五等人能明明德，交五倫者謂之真儒……真儒在五等中不擇貴賤、貧富。”（《藤村先生精言》）他被稱為日本陽明學派的開山祖。發展陽明學的是被奉為“泰山北斗”的佐藤一齋（1772-1859年），他在日本朱子學獨尊的形勢下，他從事教育70年，任儒官19年，聽其講學者常滿堂盈庭，開創了幕末王學的先河。他在《言志四錄》等著作中大力宣揚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如說：“就心曰知，知即行之知；就身曰行，行即知之行”等，他主張天下財利公有，指出：“財者，天下公共之物，其可得自私乎？……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惡？但自專之，則為取怨之道耳。”這些思想，在廣大市民和農民中有廣泛的影嚮，特別是他培養的大批學生中，有很多人成為明治維新的骨幹。在日本，把陽明學最早付之實踐的當推大監中齋（1793-1837年）。他“以陽明王子「致良知」之教一以貫之，以為學的。”以王陽明為楷模教育生徒，在學堂右側銘以“入吾門學道，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乃紀陽明先生語以揭示”，作為學生守則，要求學生“躬親學於陽明先生。”（《洗心洞詩文》第449頁）1837年，大阪發生大飢饉，他在賣盡藏書以賬災民的同時，又領導了震撼日本近代史的大阪市民和近郊農民的起義。他的言行反映了下層武士、市民和農民的要求，大阪起義成為80年後“米騷動”的先驅。佐藤一齋的高徒，佐久間象山提出了“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口號，開學收西方文化之風，為開港倒幕作了準備。他的學生吉田松明（1830-1859年）認為王陽明的《傳習錄》“皆言會當心”他主辦松下學塾，培養了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維新志士。高杉晉作是倒幕將令，曾作詩盛贊陽明學，詩曰：“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嚮的人物當推伊藤博文。他早年參加尊王壤夷和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時，1868年3月，任政府外國事務局判事；6月，任兵庫縣知事。1869年，調大藏省工作。1885年12月，任第一任內閣總理，至1888年任天皇咨詢機構的樞密院議長。由於其顯赫的政治地位，使他對明治維新起了很大作用。總之，明治維新突出王陽明的儒家精神，實現出來今天的日本。陽明學對日本社會、經濟、政治、思想影嚮之深廣可見一斑。
綜上可見，陽明學在國內、國際確有廣泛而深遠的影嚮。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他有很多正確的思想，如“知行合一”說中關於學行結合、真知源於行等思想；“致良知”說中的凡聖平等論、反對偶象崇拜、主張解放思想等等，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鄧小平先生反復指出：要解放思想，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否則，思想倀化，迷信盛行，國家的生機就停止了。可見，弘揚陽明學中的合理因素，並把它付之於行動，這是很重要的。我想，這就是我們從四面八方會集陽明故鄉的目的。
在今日紀念陽明先生、弘揚王學精華的盛會上，我講了如上看法，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方家不吝賜正。
並祝蒞臨各位 身心康泰 事業進步！
（本人上述講詞，如有同感，請廣事宣傳，歡迎再複印給各親友。功德無量！）
经汤恩佳先生同意，转自www.confucianacadem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