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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余治平 著
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 北京。 定价： 27 元
字数：42万
书号：ISBN 7 – 100 – 03891 – X / B ·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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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什么东西都可能被剥夺，但有一件东西是永远剥夺不掉的，那就是信念。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就是不能被毁灭，人心之中，不能被毁灭的一定是信念。甚至，信念是我们活在世间的唯一理由。《唯天为大》一书第一次在信念本体的基础上展开对董仲舒哲学的探索与研究。
董仲舒哲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人心信念全都安顿于天。董仲舒只认准一个“天”，一切事情都从天这里谈起，一切理论都得从天这里发轫。惟有天，才是董学立论的基础与前提。天是世界万物的根本，也是人世生活的真正凭依。天不但是王者之所尊，而且也是所有人生活在世的理由和根据。人不是仅仅凭借理性思维就可以活着的，而毋宁更依赖于天的资助和保佑。董仲舒便从人的生理构成、性情好恶及社会的政制秩序、伦常礼法等几乎所有的方面进行论证。从现实的角度看，从古到今，天道本体始终都活在中国人的信念世界里。中国人相信天，远甚于相信人自己。
中国思想史上，董仲舒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第一次建构出天的本体系统，并通过天道的阴阳、五行来言性情、释人事，以为现实的政治伦常生活寻求正当性与合理性，而这一切又是在儒学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董仲舒阐述了天人之际的关系结构，有效地证明出天与人相感应、相附合的机制、中介和路径，指出了天人沟通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于是，天人合一，这个中国哲学的第一命题，在董仲舒这里得到了充分、全面的论证。而董学的天本体一旦形成，又在两个向度上作出渗透，即一方面，向政治、伦理、文化、哲学、历史层面的渗透。另一方面，也向汉民族性格、心理、思维深处的渗透。董仲舒在汉初时代，站在儒学立场上对黄老、刑法、阴阳、方术等各家思想的整合、吸纳和创新，启发着现时代中国哲学的重构。
董仲舒之学是天学。天，是董仲舒思想体系运转的轴心。在董仲舒，天底下的一切都来自于天，天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与天必然地联系着，人当然也不例外。天有喜怒哀乐之情，人有春夏秋冬之气。天与人之间有着基本一致的性质、情感和功能，在源初始基上可以归入相同的一类。天与人之间存在着双向涵摄、彼此互现的沟通和融合。天通过人的形体、血气、德行、性情，把自己的意志愿望呈现出来。人的所作所为也能够影响天、感动天。于是便实现所谓人与天的感通与应合。
春秋战国以降，董仲舒对阴阳五行及其与天、地、人之间关系所做的充分论证，使得阴阳、五行从此便有了哲学的普遍意义。董仲舒的阴阳观念中，一方面，指出“天之大道者在阴阳”（《汉书·董仲舒传》），“天地之常，一阴一阳”（《春秋繁露·阴阳义》），是对阴阳家的继承；另一方面，仍强调阳尊阴卑、阳经阴权、阴阳不得俱出，这又是对儒学伦理思想的吸纳。天之十端中，不仅有天、地、阴、阳、人，还有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行分别与春、夏、盛夏、秋、冬四时相对应。董仲舒能够把存在世界的生与灭，统统置入五行相生、相胜的体系结构中予以考虑。从五行之中“比相生”、“间相胜”的绝对律则中演绎出人世伦常的君臣、夫妇、父子的现实秩序，应该是董仲舒的独到发明，是董仲舒从天道本体中，为儒学道德法则所寻求到的终极依据。在对阴阳五行与天、地、人进行有效整合与一体化的过程中，董仲舒第一次为儒学思想建构出属于自己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从而使儒学才得以完成哲学化的初步改造。董仲舒之前，儒学绝少讲阴阳五行。董仲舒之后，尤其在宋儒理学，阴阳五行成了儒者哲思议论所无法逾越的话题。同时，阴阳五行之学由此便渗进了儒学的精神内容。借助于儒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才有机会、有可能成为中国人文化思维和生存意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儒学和阴阳学所作的双重改造，是董仲舒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得意之笔，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在儒学哲学的性情问题上，董仲舒是不可轻易略过的人物。董仲舒的性情之学既不同于孟、荀，更区别于宋儒。苏舆说过：“以阴阳言性，始于董子”（《春秋繁露义证》）。从阴阳的角度，立足天道运行的基本法则，率先为性与情确立起形而上的本体地位，则应该是董仲舒对儒学性情问题发展的一大贡献。董仲舒以“性禾善米”之喻，来阐释性情与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肯定了情不同于欲，承认情的合法性，进而较为圆满地解决了性与情的矛盾对立。董仲舒选择“中民之性”而不是理想化的“圣人之性”或本能化的“斗筲之性”作为其人性学说的立论基础和评说重心，极大地突现了儒学直面现实、介入人生的外王精神。
天、人都有性情，才可以相互沟通，才能够彼此感应。感应问题，事关重大，它应该是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秘密之一。先秦以来，董仲舒是感应思想的集大成者。在董仲舒之学中，感应，尤其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已经被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系统。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范畴（如“类”、“合”、“副”、“会”、“应”），分析了感应的发生介质（阴阳之气、性情），论述了感应的一般原则（“物莫无邻”、“以类相召”），有理论化的推演（以天道阴阳为逻辑根据、前提条件），更不乏实际的生活应用（如求雨、止雨，祥瑞、灾异之说）。可以说，在董仲舒这里，感应几乎被推向了成熟的形态。正因为有了感应的功能与机制，董仲舒才能够走进天人相与之际，对作为中国首要人文精神传统的“天人合一”命题的哲学论证才得以真正完成。
天学的指归在于人。董仲舒之学关于天道的所有命题、所有结论最终都要一一落实到人际世界，落实到人的身上。甚至，惟有人世生活的伦常法则才是董仲舒的真正关心所在。董仲舒从天道的角度论证出三纲五常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一方面，作为社会生活基本秩序的君臣、父子、夫妇的“所授”与“所受”关系是不允颠倒的；另一方面，更为要的是，这种关系是由天所定立的，带有神圣、权威、先验的性质，是人世不得不遵从的绝对法则。把“仁”诠为“天心”，把“义”训为“我”；主张仁外义内，强调“以仁爱人”、“以义正我”；认为“礼”的产生是“继天地、体阴阳”的结果，“孝”也是源自于天之授受的人世序则；以及，仁近、智急的观点；正道不谋利、修理不急功的义利哲学；“名”顺于天、生于真的正名思想；“德莫大于和、道莫正于中”的中和理念，等等，无不体现出董仲舒为清理、构建中国古代伦理学基础所做的卓越努力，都应该看作是董仲舒道德哲学的别具匠心之思。
董仲舒天道本体信念向时间领域渗透的结果则是终始转移历史哲学意识的形成。按照董仲舒的宇宙世界法则，阴阳之气的运动永远在“两中”、“两和”之间推转、周行，其基本轨迹呈圆周型，而不是一条平坦的或由下而上无限延伸的直线。于是，才有董仲舒所谓黑、白、赤（夏、商、周）的“三统说”。而把“三统说”揉以天地、阴阳及文、质之论，则又产生出董仲舒的“四法转移”。正基于此，也才有王正月、迁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建德性的现实必要。董仲舒天道本体的终始转移法则，在《易传》之后又一次地为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和生活信念奠定了深厚的历史逻辑基础。
作为帝国政治哲学和帝王行动指南的董仲舒学说，充分体现出儒学面向社会生活、解决现实问题的外王气质。董仲舒通过“王道通三”、“王者配天”来正“王”之名，重释了“王”的哲学内涵，从天道的高度论证出皇帝即天子、君王应该“以身度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董仲舒依据阴阳、五行、天象法则而提出的“官制象天”思想，为汉帝国的官僚政治、礼制法度的选择、确立与完善提供了理论准备。因为天道“达阳而不达阴”，所以帝王君主也应当以“任德而不任刑”为治政之本。由解读《春秋》的经权、常变方法论而演变出来的政治辩证法是董仲舒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重视权、变因素，所以刻板呆滞的行政执行就被打开了面向情实、针对具体的缺口，为政治哲学不断增添鲜活内容与激发新生力量创造了可能性。董仲舒的治民理念中，“先富之而后加教”的路线方针，最具有生存论意义，也最具有可操作性。
更为重要的是，《唯天为大》始终坚持在哲学的层次上研究董仲舒，所注重的是问题本身的研究，而把董仲舒的思想意义最大程度地彰显出来。同时，还能够把董仲舒放在中国哲学的大环境中来观照，拔出一根萝卜，牵动一大片。通过董仲舒思想的探讨，透视出中国哲学的方方面面。对一个专门问题的追寻，往往已突破董仲舒哲学的本身，不只圉于儒门一学，还可能牵扯进诸子百家。即便在儒学内部，也不只涉于汉代，总会论及《诗》、《书》、孔、孟、宋明理学等等。不止于此，全书更把董仲舒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审视，论述董仲舒，还必然地涉及西方哲学中的人物与思想。从比较中，领会董仲舒的特别，发现中国哲学的闪光点。譬如，从意象、类比、感应思维的发生方式上，从重情实、权变，轻形式、经常的哲学态度上，透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想气质方面的根本差异，从而揭示知性形而上学、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分途，领会出中国社会人治盛行而法治局面难以形成的深层原因；从儒学高度的敬、诚性情中，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可以不需要另设一种宗教来作为人们的精神支撑；由终始转移的天道本体特性，而发现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与西方线型进化史观的基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