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良
有清一代，学术昌盛，大师辈出，学派林立，成就斐然。而论清学之祖，则首推顾亭林。顾的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开启了一代学风，曾对清代的学术方向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他与王船山、黄梨洲一起被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家”。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顾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其在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综观近百年来有关顾的研究资料，大多或局限于政治的宣教，或停留于通俗的介绍，少数几本严肃的研究论著，一般也只是泛论其学术成就，系统性、深入性皆十分有限。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葛荣晋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魏长宝博士的新著《一代儒宗顾亭林》（以下简称《顾》）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其扎实的功夫、宏阔的视野、严谨的立论，必将促进学界的顾亭林研究向新层次、新水平发展。
百余年来，顾亭林研究之所以一直不能深入下去，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因为顾的学术贯穿经史，博涉百家，其学问既博大精深，又琐细庞杂。如其代表作《日知录》，煌煌三十二卷，近百万言，所论涉及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等诸多方面，然全书并不分门目，而是随意札记成条，惟编次先后，略以类从而已。其所征引的典籍，则包括十三经、二十一史、明朝实录、各地府州县志，以及其他各类著作，共约二百种之多。其中所论经史、考据、音韵、文字、礼制、历算之学，专精繁难，非旧学根底深厚，不能明白。顾氏一生，著述繁富，据统计，其著作知见于世者，共六十多种，其中辗转传抄，颇有散佚，而其已刻诸作，亦有近四十种之多。近代以来，学术分化，世多专家学者，而少博洽通人，这些都使晚近学人视顾氏研究如畏途，即偶有问津者，亦若河伯观海，难觅涯岸。《顾》书作者不畏艰险，知难而上，积数年之功，在广泛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吸纳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顾的学术和思想做出了坚实的探讨和中肯的评价。该书将学术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细致地考述了顾亭林的生平著述、学友门人，深入分析了其学术语境和学术范式，并对其在小学、经学、史学、理学、辞章之学和经世之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整理，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其巨大的历史效应。全书资料翔实，结构严谨，内容丰满，语言典雅，堪称近年来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佳作。
顾亭林虽被尊为清学之祖，但前辈学者普遍认为，顾对清学的影响，主要在于一般的学术史，尤其是经学、小学、考据等方面，而在清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上，顾实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在目前通行的哲学史教科书上，乃至一些主要的清代哲学史专著上，都没有顾的位置。这也是顾虽位居鼻祖之尊、“三大家”之显，而实际上在近现代思想史上却备受冷落的原因之一。《顾》书作者在全面把握顾氏思想的基础上，对顾的学术理念和思想价值做出了与前人大不相同的理论评判，提出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新见解。作者不同意某些学者把顾的学术或归为经史考证之学，或归为经世致用之学，或归为宋学余绪的观点，认为顾的中心学术理念是以经学的方法重建理学。作者强调，顾在回归经学的基础上，通过“古之理学”和“今之理学”的区分，一方面颠覆了宋明理学的学术根基和宋学话语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又重新建立起一种与宋明理学基本精神完全不同的新理学。这种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基本内容的新理学，把宋明以来的经史考证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和理气心性之学结合起来，从而为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指明了理论方向。针对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者只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作者指出，顾对乾嘉学派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曰奠定博通经史的学术规模，二曰开创以音明经、通经明道的学术门径，三曰确立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所以，顾不仅是一般学术史意义上的清学泰斗，而且真正是清代思想和清代哲学的开山。凡此之论，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能自成一家之言，殊属可贵。
“微言讵可寻，斯理庶不灭。”[1]在经受了长期的误解和冷落之后，随着一批高水准的研究著作的出现，顾亭林的学术和思想定会逐步得到学人的正确理解，并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对一代儒宗顾亭林的思想的重新评价，或许还会导致清代思想史和哲学史的重大改观。
注释：
（《一代儒宗顾亭林》，葛荣晋、魏长宝著，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