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谦

战国时代的儒学，并不像后代那么显贵，倒是一种讨骂的学说。不仅各国统治者不肯采纳，各家各派也群起而攻之。墨家说儒家的礼乐是繁琐主义，一辈子都学不会，干脆不学为好。道家骂儒家的仁义是祭典死人用的草扎的狗，用过一次之后就该扔到灶膛里去烧锅了。法家说儒家的王道德政，好比小娃娃做家家，用泥巴当饭菜，玩玩还可以，不能当真吃。纵横家说儒家讲忠讲信，只能使自己不欺骗别人，却防不了别人欺骗自己，这怎么能应付得了激烈竞争的社会？

在那个既充满活力又躁动不安，既欣欣向荣又精神迷茫的时代，有人使劲钻营权术，有人大搞合纵连横；有人忙于经商致富，有人一心升官发财；有人坚持一毛不拔，有人只求逍遥自在……

然而就在这时，邹国出了个“迂夫子”孟轲。他力挽狂澜，以孔夫子的继承人自诩，要重振儒家的仁义道德。之所以说他“迂”，因为他的学说当时被人认为“迂阔而远于事情”，不切合战国时代急功近利、激烈竞争的社会现实。可是孟子还是那么认真、那么执著、那么热情地到处宣传儒家的仁义礼智，讲解儒家的王道理想，推行儒家的仁政措施。他像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也像孔子一样四处碰壁。最后只好回到老家，与几个弟子们著书立说，给后人留下了《孟子》这部书。

《孟子》书作为中国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对后代影响极其深远。孟子在两千多年前说过的、当时就被人认为“迂”的话，在今人看来，恐怕就更“迂”了。但是，如果平心静气细细体味，就可以发现，孟子所说的这些“迂”话中，也的确道出了一些关于人类社会、关于人自身的带有普遍性的道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富有积极的启发意义。身为当代中国人，了解一些自己老祖宗的思想还是很有必要的。然而在当今生活节奏紧张，生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人们忙忙碌碌，或争名，或逐利，有几个人舍得花时间、费功夫去啃古典？编纂一本《孟子现代版》，就是想为那些没时间读、或不耐烦读原著的人，提供一条了解孟子思想的便捷途径。

《孟子现代版》，既不是《孟子》原文的今译，也不是现代人对《孟子》的评论讲解，而是将《孟子》原书的内容，以现代的形式表述出来。当然，在这种现代形式的转换过程中，必然或多或少会加上编纂者本人立足于当下语境的理解与阐释。但编纂者力求以同情与理解的态度，站在孟子的立场上，依据原书思想逻辑，以孟子的口吻说话。在不改变原书基本思想的前提下，适当加以增益、补充、引申、联系。基本上是“述而不作”，只是在必要的地方，或欲罢不能的时候，间或“述”中含一点“作”而已。既是“现代版”，就要力求为现代读者的阅读与理解提供更大的方便，于是打破原书语录体章句结构，对原书作了一番切割分类，按照内容重新编排，冠以大小标题，使之纲目清楚，一目了然。全书除“孟子生平事迹”外，正文分为十个章节，每章下列若干小标题，小标题下是《孟子》原书若干内容相近或相联系的章句的现代版表述，同时用括号标注各段落在原书中的章节代码。书末附有《孟子》原书各章句在本书中相应位置的索引，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将本书与原著进行对照。本书所依据的《孟子》原文，是朱熹的《孟子章句集注》。

《孟子现代版》节选

人心、人性与天命

孟子说：真诚尽力地开掘自己的本然之心，就可以认识人类普遍的本性，因为人与人之间心相通、性相近。认识了人类普遍的本性，也就认识了天命，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天赋予人的使命。保持人的本心，护养人的本性，就是对天命最好的尊奉与恭敬。无论是富贵长寿，还是贫穷短命；无论是飞黄腾达，一帆风顺，还是艰难困苦，身处逆境，都能一心一意，修身养性，坦然迎接自己的命运。君子就是这样来安身立命！（13.1）

人生所遭遇的一切，无非是命运的安排。顺从天理，坦然面对，就是完成了天所赋予的正常使命，也就是成就了自己人生的正命。所以，知命的人，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作无意义的冒险，不会故意逞能站在摇摇欲坠的高墙之下。

尽心尽力一辈子走正道而死的人，就是完成了天命，成就了正命。走歪门邪道，铤而走险，胡作非为，犯罪而死的人，就是违逆天命，偏离正命，也就是死于非命。（13.2 ）

人生有些东西，如道德与智慧，是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获得的，只要追求就能得到，如果放弃也会失去。这种追求，投入一分努力，就有一分收获。因为，所追求的，是我心性中本来就潜在着的东西。因而这种追求，也是自我可以把握的。

人生还有些东西，如地位与财富，不完全是凭主观努力可以获得的，即便求之有道，但能否求到，则要看命运的安排。这种追求，投入的努力，未必都有收获。因为，所追求的，都是身外之物。因而这种追求，也是受外在因素制约的。（13.3 ）

人作为人而存在，所需要的一切道德要素，其实早已全备于我的心性之中。返回自己的内心，真诚面对自己的本心本性，便会得到莫大的乐趣。努力从自己的本心本性出发，推广到他人的心性，将心比心，像对待自己那样真诚地对待他人，这就是追求仁德、实现仁道的最便捷的途径了。（13.4 ）

其实，仁道的原理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人们往往如此这般去做了，却不能明确地说出其中的道理；人们早已对之习以为常，却不能清楚地看出其所以然；人们一辈子就在这条大道上走，却不知这就是仁道。大众中像这样的人是很多的。（13.5 ）

“天爵”与“人爵”

孟子说：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谁都想获得尊贵的地位。但是究竟什么是代表尊贵地位的标志呢？难道仅仅就是那些爵位啊、头衔啊、职称啊、级别啊这些东西吗？其实，代表尊贵的爵位有两种，一种是天然的爵位，称之为“天爵”；另一种是人为的爵位，称之为“人爵”。

什么是“天爵’呢？仁、义、忠、信的道德精神，乐善好施的君子人格等等，这些令人尊敬的内在品质，就叫做“天爵”，因为它们是发自人的本性的，是天然的，是天命之性的要求。

什么是“人爵”呢？公卿大夫的头衔、部长局长的级别、教授研究员的职称等等，这些令人羡慕的称号，就叫做“人爵”，因为这些明堂，都是后来人为制定出来的。

古代君子社会，人们不求“人爵”，只是一心修养自己的“天爵”。等到“天爵”修养到家，“人爵”也就自然而然随之而来，落到了他的头上。那时，修养“天爵”才是根本目的，“人爵”只不过是用来鼓励人们修养“天爵”的手段。

到了后来，人们渐渐搞反了，把修养“天爵”变成了手段，把得到“人爵”当成最终目的。于是人们一边修养着“天爵”，一边动脑筋想法子，随时准备找机会凭自己的“天爵”去要求获取“人爵”。而一旦“人爵”到手，“天爵”也就丢弃不修了。这不是很糊涂的吗？等到别人发现他的“天爵”已经配不上他的“人爵”时，就要把“人爵”收回，于是最终“天爵”、“人爵”都没了。

再到后来，社会风气大坏，人们突然间发现，根本用不着修养“天爵”，也能弄到“人爵”。于是干脆不修“天爵”了，一上来就全力以赴去捞“人爵”。钻营啊、取巧啊、送礼啊、行贿啊、作假啊、欺骗啊、走后门啊、拉关系啊，等等，只要能把“人爵”捞到手，就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样的社会，怎不令人感到悲哀与担忧？！（11.16）

希望获得尊贵，这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有这种心理，不应该受到批判。但是有一点应当指出来，那就是人人自己身上本来都有一些尊贵的东西，不要把这些东西给搞丢了。自己身上尊贵的东西，也就是所谓“天爵”。其实“天爵”本来是人人都有的，为什么有人找不到了呢？那是因为他没有用心去思，或是早已给他弄丢了。

找不到“天爵”，只好崇拜“人爵”，于是世人大都以为“人爵”最尊贵。其实“人爵”并非真正值得尊贵，把人生价值完全依托在“人爵”上也是靠不住的。赵部长任命你担任个小官职，你就得意洋洋，乐不可支。可是赵部长既然能任命你，赵部长也就能罢免你；赵部长既能使你贵，赵部长也就能叫你贱。有什么好得意的？

《诗经》里有一首诗，题为《既醉》。其中有两句，一句说“既醉以酒”，另一句说“既饱以德”。可见，酒肉可以使人醉饱，道德也可以使人满足。可惜世人大多只知道享受酒肉的醉饱，不知道享受道德完善的满足。如果心中充满了仁义道德，看到人家摆下的宴席，嗅到飘来的酒肉馨香，也就不会那么嘴馋了。如果自身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社会名声，见到那些时髦衣装、名牌服饰，也就不至于那么迫切地要拿来装扮自己了。（11.17）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这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清楚的，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要说真有什么“天子”，那么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子”。因为天的聪明，是通过民的聪明来表现的；天的视听，是借助民的视听来实现的。民众的意愿，天总是顺从的。可见民众才是“天”的代表，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至于所谓“君”，则是民众抬举出来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众有力量抬举出一个君，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为天下民众设的，谁来做君完全应当由天下民众决定。这是古今天下通行的道理。无论这个“君”叫做国王，叫做皇帝，叫做总统，叫做主席，都概莫能外。只不过在古代，人们尚未能设计出一套有效而完善的民主制度来落实这个道理，使之成为可以操作的程序，以致于这个道理在很多时候不能马上兑现。但这并不说明这个道理本身不成立。实际上即使是在民主制度缺如的社会里，上述道理有时也会以各种形式自发地强行发生作用。只要看看历史上无数昏君、暴君最终被推翻，身败名裂的下场，就不难理解这一点。民的地位不仅在君之上，而且在国家（社稷）之上。因为国家的权力也是人民所赋予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必须置民众的地位于国家之上。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坚持这个原则，可以防止少数政客假借“国家”的名义，侵害民众的权力和利益。为“君”的如果真能认识到上述道理，就应当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坦诚接受民众的监督，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

孟子说：理想的政治，应确立如下原则：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from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

“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五谷物产，乃是养育人民，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所以也可以说“社稷”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制度，要有宪法。但制度也好、宪法也好，终究还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

“君为轻”，是说相对于民与社稷来说，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君的地位与权力是民赋予的，没有民就没有君，君怎么可以与民相提并论呢？社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国家可以既没有山川大地，又没有五谷物产，也没有宪法制度。一个国家死掉个把国君，仍然不失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社稷，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论。

得到广大人民的任命，才有资格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任命，才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任命，才可以做大夫。可见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于民众。

君主如果危害到社稷，危害到国家的利益，就应该将他罢免、撤换！

在古代，对于土地神和谷神，祭祀的物品没有欠缺，祭祀的时间也没有耽误，却仍然发生干旱水涝等自然灾害，就说明这个土地神或谷神不灵了。那就应当砸了它们的庙，毁了它们的神像和灵位，重新改造、撤换。

同理，如果某种思想、某种主义、某种理论、某种制度，用来治理国家，认真实行之后并不见效，那也要对它进行修正、改造乃至撤换。（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