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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礼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评《晚周礼的文质论》


姚才刚

古人云:“议礼如聚讼”,在文献不足征的时代,讨论礼是极为困难的工作,《礼记•礼器》由此告诫人们:“毋轻议礼!”但人生而为人,又无时不在礼的规约之中,因而,学礼、议礼、言礼又是人生的必修功课。孔夫子反复告诫弟子,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不仅如此,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里,礼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层面,都发挥了根本的作用。研究礼无疑是重要的,同时又是困难的,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礼学研究逐渐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部分古代礼学名著得以校点、出版,考古学的成果也为人们了解礼学问题提供了新的窗口,不少学人以礼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也陆续出版问世,研究礼学成了当代人文学科的一个亮点。最近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梅珍生博士的《晚周礼的文质论》,是礼学研究领域又一部难得的佳作。该著以独特的视角,畅论了先秦时期儒道两家的礼学思想。与同类研究著作相比,该著具有以下特点: 

一、研究思路新颖。该著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作者既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试图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即该著不是对诸子的礼学思想作学案式的客观叙述,也不是对礼的文物制度作考据性的探索,而是紧扣“文质”这对范畴来展开论述,展示了礼学研究的哲学视野。据笔者的观察,这种研究思路在当代礼学研究中并不多见的(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论文探讨礼的文质问题,专著尚无)。从该书所理清的问题看,以礼的文质范畴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既可以澄清具体礼仪的内容与形式关系,又有助于弄清礼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以便对其作出现代检视;既有助于揭示礼的本质及礼学基本精神,又避免了陷溺于古代繁富的礼文之中而无法超拔出来;既有助于说明礼仪规范在个体成德中的意义,又避免了抛开礼乐制度而空谈哲理的浮泛之论。从该著的构架看,从文质入手,作者准确地把握礼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内在发展理路,清晰地向展示了礼的功能的演变,即礼在社会生活中由原始社会所具有的习惯法功能,逐渐演变为“礼以体政”的政治功能,以及“礼以安身”的道德功能。因而,该著藉“文质”这对范畴,对晚周时期儒道两家的礼学思想进行了整体审视,鲜明地突现了那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及儒道哲人的各自回答所构成的思想资源的本原面目,这对中国哲学的发生语境作了恰当的还原,也是对诸子思想资源的新审视。  

二、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作者在书中不拘陈见,在精研原典、缜密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观点。如作者认为,礼的本质意义就在于礼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的本质,人只有按礼的要求规约人性,自觉地将礼的基本精神内化为个体存在的本质,才有可能扬弃人的原始生命,实现人的本质觉醒;在衡定礼数与礼意的关系方面,作者强调任何单方面地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都不足以准确地揭示礼的文与质之间显现与被显现关系,尤其是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要表达的礼意与礼数之间应该是相辅相成的,行礼者的礼数只有与其名位、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时,才能恰当地体现礼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中国哲学中“道器”的沉思,源于礼意与礼器关系的把握;礼文化铸造了人的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先秦道家老子、庄子反对的仅是礼的形式(即礼文),而不是礼的内容(即礼质);孟子提出的性善论正是为了阐明礼存在的合法性等等。以上观点均不乏新意,反映出作者具有较强的哲学思辨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
三、研究方法灵活多样。作者对中国古代相关典籍与历史文献较为熟悉,对当代礼学研究进展也了如指掌,故而在行文中常能做到旁征博引。在该著中,作者的视野既是哲学的,又是文化的。在材料处理方面,作者力求将哲学史研究中的“泛化”与“纯化”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大量引用古礼资料,另一方面突出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作者较多地运用当代文化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材料与方法,对礼的文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反思,就是一个明显的特征。由此,该著全书有血有肉,无空泛之论,无矫饰之词,在史论结合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另外,作者在内容安排及材料取舍上,依据当代研究成就,力求做到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在观点论证和行文之中,作者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叙述中凸显评断;作者在阐述礼的文质关系及评价礼的现代意义问题上,比较善于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综观全书,作者在研究方法上显得游刃有余。  

笔者以为,当前学界重视礼学研究,这是一件好事,它除了具有学术本身的意义之外,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因为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约束人的礼仪规范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举止文明,风度高雅,彬彬有礼,谦让互敬,是文明社会和文明人有教养的标志。故而,我们应建构一种新的礼仪规范,这种礼仪规范既要继承传统礼学精神的精华,又能反映新时代人们的道德风貌、教养程度。此项工作无疑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梅珍生博士的著作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并呼吁建立一种文质符合的礼仪规范,这对于当代人而言是不乏启示意义的。

当然,作者在该著中未能对晚周时期墨家、法家关于礼的文质思想展开论述,也未能充分利用晚近出土的文献,这是一点缺憾。还有作者对于反映专制王权等级秩序、妨碍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古代礼教的负面影响,也揭示不够。我们期待着作者在修订该著时或以其他成果形式弥补这一缺憾。  

(《晚周礼的文质论》,梅珍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责任编辑:施先稳)

200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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