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學院院長 湯恩佳博士
孔曆二五五二年（2001年9月20日）
各位領導、各位企業家、各位學者、各位嘉賓﹕
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範圍的發展，各國走向開放以及科學技術的迅速進步，世界各國的經濟加速了全球化的趨勢和進程。
經濟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商品和生產要素，包括技術、勞動力、資本、信息等在全球範圍內自由流通和配置，使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相互滲透日益加深，即生產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規模在全球範圍內流動，以尋求相應的位置進行最佳的資源配置，這使得國際分工進一步向廣度和深度發展。這種發展的趨勢和過程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
當前，經濟全球化集中體現在生產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區域集團化的趨勢正加速發展，投資外向化的現象正日趨凸現，貿易自由化的範圍正迅速擴大這幾個方面。經濟全球化亦是世界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高度發達造成的必然結果，是一種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大趨勢、大潮流。這給中國和東南亞經濟既帶來了挑戰，又帶來了發展的機遇。
由於經濟與文化的聯系十分緊密，文化是經濟的反映，當經濟全球化趨勢明顯加快之時，世界各種文化也呈現出某種全球化的交融趨勢。因此，已經到來的西元21世紀是商戰重於兵戰的世紀，是經濟文化一體化的世紀，是東方文化崛起的世紀，是知識經濟將佔主導地位的世紀，是以人才競爭為主的世紀，因而也是以經濟、文化競爭為主的世紀，從根本上說乃是中西文化進一步交融的世紀。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我們來討論世界華商文化問題，這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由鄧小平先生倡導的，江澤民主席、朱鎔基總理領導的改革開放直至今天，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已經取得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我國人民在過去數十年因國家的體制原因，“個體戶”是沒有機會營商的，但今天不同了。我認為在商場的營運交易當中不要單是見錢眼開，而必須要堅守法律與商業道德，這是很重要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更加要樹立個人的誠與信的基礎。所以今天開幕的世界華商文化論壇是非常適應時代要求的。我們必須要將中華傳統文化道德精神與現代的工商科技同步發展。
“儒商”在中國是一個古老而長新的名詞。但是，近年來，人們對他的涵義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在我看來，所謂“儒商”，用最簡明的語言來說，儒商與一般商人最大的區別是儒商非常重視商業道德，不取不義之財。《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生財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財”是用來發展“仁”的事業，“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財”是實現“仁”的事業的手段，通過他們以財行仁的活動而得民心，故曰“以財發身”，這其中就體現了儒商精神；不仁者見利忘義，損人利己，為富不仁，他們把“生財”作為最終目的，為賺錢而賺錢，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試法，乃至亡身以獲利，故曰：“以身發財”。這是儒家一貫反對的。儒商就是“以財發身”，是仁者。他們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抱負和憂患意識，“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君”應改為“國”）”。他們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以國家民族以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為重。
儒與商是否可以兼於一身？照我看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早己解決。儒商在歷史上早已有之，在當代也不乏其人，最早和最著名的儒商是孔子的弟子──子貢。子貢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和孔子感情很深。孔子死後，別的弟子守喪三年，他卻守墓達六年之久。他經商於曹、魯之間，家繫千金，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他曾隨孔子周遊列國。可以想像，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子貢的資助，孔子的周遊列國的旅費食宿費從何而來？是子貢為孔子實現其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經濟基礎，否則孔子也難行其道。孔子遭陳蔡之厄，也是子貢到楚國說服了楚昭王興師以迎孔子，然後得免。後人將子貢列為孔子弟子中的十二哲之一，從祀於曲阜孔廟。所以太史公說：「夫使孔子名佈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史記·貨殖列傳》）可見儒與商不僅可以，而且必須結合，才能相得益彰。
從超越個人功利來講，我以為歷史上著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和計然也應膺於儒商之列。他們的經營使越國十年生聚富國強兵，得雪會稽之恥。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者，可謂“君子富而好行其德”也。
經商要取之有道，也要講智、仁、勇。我國歷史上另一著名的大商人白圭就說過：“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可謂深得市場經濟的要領，獲得了很大的成功。
孔子、孟子並不反對發財致富，而是主張“先富後教”，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如果連基本生活之衣食都不能保証，社會秩序就要大亂，就談不上什麼禮、義、榮、辱。《論語·述而》中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怎麼能說孔子反對致富？所以把儒家說成祇要義不要利，而商人祇要利不要義，互不相容，完全是一種誤解。所謂“重義輕利”，我認為指的是不能“見利忘義”。義就是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取不義之財，不能為了個人私利而不顧社會的整體利益。當“義”和“利”發生矛盾時，應該把“義”放在首位。這和“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就是同一意思，不是說不要“利”。《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朱鎔基總理曾經提出過精簡機構，完全符合“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原則，是非常正確的。
中國歷史上的儒商，或由儒入商，或由商入儒。如西晉竹林七賢的王戎，就親執算籌，賺錢無數。清初思想家唐甄，宗陽明之學，據說曾為牙於吳市，“牙”大概是相當於現在的“中介”。他認為“為治者不以富民為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潛書·考功》）。拿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徽商，則可謂“賈而好儒”，他們普遍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史記·貨殖列傳》成為他們必讀之書，他們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自覺地用儒道經商，以儒家倫理規範自己的商業行為。黃長壽“以儒術飾賈事”，鮑要“一生以書生之道行之”。儒家思想是徽商重視商業道德的思想基礎，由於他們堅持商業道德，堅持“以誠待人，以信服人”非義不取，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贏得了顧客的信任，每到一地就會出現“歸市如流”的局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所以把“義”和“利”完全對立起來，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看法。我們反對奸商，但是把所有的商人都說成唯利是圖“無商不奸”，則是以偏概全。
明清之際興起的晉商，也曾聲名顯赫，富可敵國，領風騷數百餘年。以平遙的“日升昌票號”為例，在全國各地設分號600多個，甚至遠及日本、朝鮮、東南亞、俄羅斯等，年匯總金額100萬兩至3800萬兩不等，經時100餘年，盈利1500萬兩，實際上就是一個跨國的私家銀行。何以大家能將數以萬計的銀兩，放心地通過這個私家票號吞吐，靠的就是“誠、信”二字。當時的山西票號遍佈山西平逢、祁縣、太谷等處。美國作家羅比．尤思森稱太谷為“中國的華爾街”。其實“誠、信”二字也非儒家所專有，中外古今，任何企業家如離開“誠、信”二字，都不可能有大的成功。
清末的思想家鄭觀應原為一介書生，他認識到“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業”，“而商務之源，以制造為急”。因此他棄科舉而從商，曾投資輪船公司。他還提出相對兵戰而言，應“以商戰為主”。這個看法是很有遠見的，在已經到來的二十一世紀，商戰的重要性將更加突出。
明代大思想家王陽明非常重視《大學》。《大學》是他哲學思想在儒家經典中的主要理論依據。他對《大學》作了深入的研究，並寫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大學問》。他指出：“商賈雖終日作買賣，不害其為聖賢”，“其歸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商人能不能成聖人，關鍵要看他的行為是不是有利於人類社會，能不能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為重。其所得應該考慮到如何回報社會，其經營思想應以“仁、義、誠、信”為重，而不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王陽明認為祇要“致良知”（就是指天理良心），無論是士、農、工、商均可做到“異業而同道”，人人都可成為聖人。
王陽明的思想適應了當時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為工商業指明了方向。因此當他的思想傳播到日本以後，經過江戶時期中江藤樹、熊澤禧山的傳播，到德川幕府末期的變革時期，很快就為當時反抗傳統、要求變革的人們所接受而廣泛流傳。他的思想逐漸成為幕府末期要求變革的志士們推動明治維新的一種哲學和思想武器。如佐藤一齋、西鄉隆盛、吉四松蔭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代表人物。所以中國的國學大師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答鐵錚》、《民報》第14號）。好一個“自尊無畏”！在今天，不論是士、農、工、商，雖“異業而同道”，為了發展“仁”的事業，都應做到“自尊無畏”。
明治維新，突出王陽明的儒家精神，實踐出今天的日本，國強民富，社會安定，人民康樂長壽，國情國體，充滿東方濃厚特色，弘揚傳統宗教與文化，不受外來的極左極右勢力衝擊與分化、分裂、及意識形態的困擾，所以人民團結愛國。這是最尖端的利用儒家思想得出來的最佳成果。
被稱為“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的澀澤榮 —（1840-1931）寫了著名的《論語與算盤》一書，提出倫理道德與經濟發展的統一，即“富”與“仁”，“義”與“利”的統一，不合乎倫理道德的發財致富，都祇是暫時的。他的思想對日本的現代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加快，經濟倫理問題已迫在眉睫。現代經濟倫理建立在什麼支撐點上？我們通過回顧儒商的歷史，看到了儒家思想與經濟的關連性以及對經濟活動的重要性。更明確地說，儒學不僅為人類的政治活動，同樣也給經濟活動勾劃出一個基本的價值方向和行為規範。從總的方面來說，儒學倫理之現代價值要求從商者或企業管理者遵照儒家的社會倫理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倫理，發揚儒家關切社會和諧、文化創造活動的精神，在商務活動過程中要注重儒家重人以及待人接物力求公平公正之風範。尤其在貿易行為方面，更要做到以誠信待人，以義取利，以義統利，不取不義之財。
第一，儒家“仁”的學說與現代企業的公眾利益。關心天下民眾的利益是儒家“仁”的具體詮釋。“仁者愛人”，是孔子關於“仁”最本質的概括。儒家認為國以民為本，因此，施仁政就必須“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因民之利而利之”。孔子認為“修己”是手段，“安人”才是目的，這說明仁政的實質是以社會大眾為目標的，應為天下百姓謀求利益。現代企業應該把公眾當作上帝，將公眾利益作為公司發展的前提，作為決策的依據。如果離開公眾，公司形象的樹立，良好社會環境氛圍的形成，都是一句空話。
第二，儒家義利觀與現代公司的互惠互利。現代商務中公司與公眾的關係，是以雙方的利益為紐帶的。企業的一切決策和行為，是在關注公眾利益的基礎上爭取自身利益。在為自身爭取利益的同時，必須首先“利他”，以“利他”的方式實現“利己”，達到“利他”和“利己”的和諧統一。讓人先得益，最後自己得益，這種互惠互利的原則正是儒家“以義取利”精神的體現。如果不顧公眾利益，而為自身利益不尊重甚至損害他人的利益，就毫無“義”
“利”可言。儒家的義利觀與現代商務中的“互惠互利”原則是完全吻合的。針對社會重利輕義的傾向，儒家提出“重義輕利”的思想，強調要“見利思義”“取利有道”，要求“利”必須符合“義”的規範，既不反對“有利可圖”，但同時又決不“唯利是圖”。現代商務發展了儒家的義利觀，提出了“互惠互利”以及“與公眾對象一同發展”的原則，強調公司利益與公眾利益的平衡協調，根據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建立真誠合作的關係，這正是儒家的義利觀在現代商務中的應用和發展。
第三，儒家的“人和”思想與商務管理的“雙向對稱”。儒家歷來重視“人和”。孔子說：“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即是說寬容就會得到眾人的擁護，誠實講信用就會得到眾人的信任，勤就會產生功績，公正就會使眾人高興。孟子則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雙向對稱”模式，正是儒家這種“人和”思想的體現。“雙向對稱”模式是美國管理學者卡特利普和森特提出的。這個理論認為，企業公共關係的最終目的是在公司與公眾之間形成和諧的關係，這就要求公司一方面將信息傳播給公眾，另一方面將公眾的意願和信息反饋給公司，以便公司吸取輿情民意，為調整、改善自身找到依據。通過這兩方面的交流形成雙向溝通，對稱平衡。可見這個“雙向對稱”旨在創造一個良好的和諧的環境氛圍，最佳的輿論狀態，樹立美好的形象，廣結良緣，廣交朋友，減少磨擦，化解衝突，創造“人和”的社會關係，以贏得社會公眾的信任與合作，這正是儒家關於“人和”、“和為貴”思想的體現。
上述可見，現代管理思想有的自覺地體現儒家思想，有的不自覺地與儒家思想不謀而合，足見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和意義。今天，我們更應注意發揚儒家文化的優秀傳統，在中國乃至世界商務活動中充分體現儒家文化重人情、重倫理、重道義的優秀傳統，為整個人類社會健康有序地發展作出貢獻。
最後，在我的講話快要結束之時，請允許我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在這裏莊重宣佈：香港孔教學院正在向香港特區政府申請，爭取定孔聖誕辰日為教師節和公眾假期，以表示我們對儒教創始人萬世師表孔子的尊崇以及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也希望能夠得到在座各位的認同和大力支持。謝謝大家。
並祝蒞臨各位
身心康泰，事業進步！
（本人上述講詞，如有同感，請廣事宣傳，歡迎再複印給各親友。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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