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 黎
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中国学术界流派纷呈，各领风骚，有与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蜂起、百家争鸣遥相呼应之势。人学研究作为众多流派中的一家之言，其势头之猛，声势之大，队伍之壮，几成显学。人学既已成为显学，就难逃其被泛化、甚至被庸俗化的厄运。人学研究者中确有卓然成为大家者，亦有根底浅薄、附庸风雅者；人学研究包罗万象，甚至只要与人有关，都被冠以人学的名号。人学研究的学科界定、概念范畴系统的创建、逻辑基础与理论框架的构想，似乎都成了问题。更为致命的一个缺陷，是人学研究有游谈无稽、浮萍无根之虞，对于中西方特别是中国人学思想的发展历程缺少严谨而精到的梳理和研究。人学这一人文思潮在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了,今天的人学研究，是历时久远的人学传统在当代社会的重新彰显，我们可以从中静心体察人学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历史回声。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人学研究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所关注的理论与社会问题之宏大，其对于人的本性、价值以及内圣外王、成己成人之道的论述之精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今人亦难望其项背。我们只有站在往圣先贤的肩膀上，我们的理论视野才能更宽更远；我们只有重新解读、转换和承继传统人学的合理思想，方能赋予今天的人学研究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王杰先生的著作《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一书应运而生，探讨从殷周至战国末期的人文思潮以及早期儒家的人学思想所产生的历史条件、发展理路和基本内容，既是从一个独特视角研究儒家文化的新途径，也是当代人学研究的一项奠基性工程，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人文意识的觉醒和人学思潮的繁兴是人从自然和社会中获得自由与解放的现实历史进程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今天人学兴盛的背景与两千多年前的殷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人学彰显的条件大不相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学研究之所以风起云涌和经久不衰，是因为我们经过社会转型时期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从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以及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从否定个体需要的合理性和否定个体的意义与价值的虚假的“集体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人作为利益主体和活动主体的地位的确立，使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人的主体意识大大增强了；满足合理需求，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一种时尚；个体追求自身的价值实现，社会为每一个体的价值实现和全面发展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想共识和一道亮丽的社会风景。《儒家文化的人学视野》一书指出，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学研究兴盛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是，殷周至战国末期的人文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是以人的主体能力的增强和相对于神而言的主体地位的上升，与民众在社会变革进程中所彰显的巨大力量，与社会大变革时期多面人性淋漓尽致的表演与显露，以及对于人与社会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与向往，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古人的人文思想的产生是与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英雄与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相互缠绕的。由于初民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认识能力极其低下，难以抵御自然界的压迫和侵害，无法解释神奇强大的自然力量，因对自然界动植飞潜的依赖和敬畏而产生了自然崇拜；而人们战胜自然的欲望和畅想，对劳动和创造精神的激励，对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祖先的敬仰与神化，则引发了壮丽神话的产生。如果说原始宗教是“众神共舞，群鬼齐现”，民神杂糅，人天相通，那么到了夏代的颛顼，则“绝地天通”，剥夺了平民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与天相通成了氏族贵族以及为其服务的巫师的专利，将多神教改造成为一神教，并制造了君权神授的神话。到了殷代，一神教与君权神授论得以加强，至上神与祖先神合为一体，“帝”只是其一家之“帝”，只保佑其后世子孙一族。代殷而兴的周王朝尽管承袭了祭天祀祖的宗教传统，但周代殷这件事本身就是对于君权神授的天命论的否定，为商王朝作战的奴隶阵前倒戈，也使周朝统治者认识到民心民力不可忽视，因而提出了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这表明周人已开始认识到人的价值、能动精神和创造性力量，认识到了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春秋战国时期，重民轻神、天人相分蔚成风气，孔、孟、荀等儒学大家专注于探求人的内在本性以及社会与人心向善之道，人文精神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和张扬，人学已成为诸子百家所关注和论争的一代显学了。《视野》一书将殷周至战国人文思潮的生成与发展进程概括为多神崇拜、神人杂糅，神祖一体、君权神授，神民互补、以德配天，重民轻神、天人相分，以及高扬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等几个阶段，是颇有见地的和确切精到的。
《视野》一书的作者选取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大学》、《中庸》、《易传》作为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逻辑之网的纽结，清晰地勾勒了先秦儒家人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精心构建了其体系框架。自春秋以来，神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民众在社会变革中显示了巨大力量，诸侯争霸、攻城掠地、王权式微、礼崩乐坏导致了社会无序和混乱。值此社会大变革时期，对于人的本性与价值的思考，对于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畅想，激动着思想家的心灵。孔子作为儒家人学思想的奠基者，不言乱力怪神，敬鬼神而远之，对于人的内在本性、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作了悉心探究，提出了以“仁”与“礼”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人学思想体系。孔子没有明言人之性善性恶，只言性近习远，并为人的向善提供了内在的修养途径和外在的礼仪约束。孔子之后的孟子和荀子则从两个维度深化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孟子明言性善，认为人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品质的善端，他强调反身内求，尽心知性，并要求统治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所倡行的是一条重视德性伦理、由内省而外发的人生路数。荀子则言人性恶，否定先天道德观念，确认道德意识来自后天的教育、修养和环境的影响，主张隆礼重法，化性起伪，通过学习、践行和审美重塑人性，通过明分使群解决纷争；荀子还标举重人类、重群体、重道德的价值取向，认为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群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道德价值高于功利的价值。荀子所倡导的是一条注重制度伦理、将外在约束化为内在品性的人生路数。而成书于战国末期的《中庸》、《大学》与《易传》则作为先秦儒学发展的逻辑总结，整合了在此之前的儒家人学精华，构筑起了儒家人学的理论框架。《中庸》以“诚”为人的本质以及人生修养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并勾画了“尊德性”、“道学问”和“慎其独”的操存涵养途径。《大学》发展了“诚”的思想，构想了以“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基本内容的内圣与外王、内在的操存涵养与外向的践履事功相统一的人格升华与价值实现之路。至于《易传》则高高举起了人道主义的大纛，张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而时中，进取而及时，把中国先秦时期的儒家人学推向新的高度。其大气之磅礴，义蕴之丰富，姿态之纵横，即使今天读来，也使人不禁逸兴飞扬。儒家学说自汉代以降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作为其发展历程中的阶段性形态的汉代儒学采取了神学目的论的形式，宋明儒学采取了理学与心学的形式，明清之际的儒学采取了实学的形式。如今的新儒学则试图应对时代挑战，从儒家学说中开出新内圣与新外王之学。儒家学说尽管千古一脉，并在与其他学说的论辨、融合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凝聚为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情感态度、人格追求、社会理想发生了深刻影响，但也积久成弊，少了早期儒学的朴质与感性、生动与鲜活，多了一些造作、冷峻、刻板和苍白。王杰先生探赜索隐，思接千载，对先秦时期原始儒家的人学思想作深入研究和发掘，将其丰富而博大的思想内涵、朴质而宏伟的体系框架向人们展示出来，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人的人学思想，开启我们的理论视野，是极为有益的。
在传统文化之光的导引下生存，既是我们的一种历史宿命，也是我们的一分幸运。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港湾和家园。儒家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人学思想，蕴藏着深邃而厚重的人文精神。其关注现实人生，悉心探究个人与社会向善之道。但人文精神、人学思想既是一种超越性的理想追求，又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特征。早期儒家的人文思想与当代社会与人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是有所不同的。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与我们所要着力塑造和培养的“四有”新人亦有天壤之别。我们要批判继承儒家人学思想这份优秀文化遗产，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与当代人学研究实现视界融合，从而开出人学研究的新天地。
《理论学刊》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