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在高正先生申辩其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的时候，展示了他的另一专长——一般人少有的误读本事。高正先生讲：我以上这一曲，未知有误否？若有误，那就算是我“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了！高正先生似乎闲得无聊，以故意误读为乐趣。

那就让我们来一同分享这份难得的误读大餐吧。 

一、拙文《郭店楚简儒家文献研究的参考坐标》，正是为了求得“实事求是”，对我先前提出的郭店一号墓的墓主可能是陈良的推测（文中已言“似乎荒唐”）有所修正，为避免太过坐实而提出“参考坐标”的概念，意为墓主即使不是陈良，亦总与他有关，一是其时代与郭店简时代相合，二是楚国本无儒学，孟子曾称赞楚国陈良 “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这批儒家文献很可能是由他传播到南方来的。所以以陈良及其学派为“参考坐标”。而高正先生从中读出了如下的意思： 

我觉得，学术研究要讲“实事求是”，不应搞什么“参考坐标”，更不应自己硬来充当别人的“参考坐标”。

若按此逻辑，高正先生之名“高正”，为什么自己充“高”充“正”，而别人一定不“高”不“正”呢？我相信所有见过高正先生名字的人都不会作此理解而反对他起名“高正”的。

二、“尽信书不如无书”，本是就《尚书》讲的，如指一切书而言，为什么高正先生对本来不尽可信的《史记·六国年表》反而信之不疑、辩之不已呢？

三、裴駰《史记集解》所引徐广所说的“一本”，是指另一种《史记》传本，是当时为徐广所见、而后世失传的本子，高正把它读为“传说” 。我指出钱穆先生正是根据这些资料作过一番考证才提出他的说法的，而高正先生又读出如下的意思：

姜广辉教授却要依据传说中不甚可靠的“一本”，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还要振振有词，说什么别人不懂。盲目运用可靠性远比史籍本身更差的传说材料，来妄改史书，如此下去，我中华文明史可就越改越糊涂了！

须知，像鲁穆公元年这类问题，如果查一下《史记·六国年表》就能认定的话，那随便哪位有点文化的人稍加训练都可以做到的，问题是《史记·鲁周公世家》指出，“鲁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这就出现了六年或八年的差讹，要解决这一差讹，而非大历史学家如钱穆先生“费老大的劲”的“折腾”不能为功。即使如此，还是有曾查过《史记·六国年表》的人不以为然。在学术上他自己取什么态度这本是他的自由，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有认可钱穆先生考证结果的自由，否则就是“取舍失当”、“妄改历史”，因为这是“钱穆先生六十五年前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中的学术观点”，“学术事业本来就是不断发展的”，发展到今天，真理似乎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但“历史常识”一再告诉我们，真理从来是与狂妄无缘的。

感谢高正先生向我们详报了他的师承，他除了有阴法鲁教授、裘锡圭教授、孙钦善教授、金开诚教授、陈鼓应教授（这些先生我都非常尊敬）这些名家的师承外，还有学界德高望重的张岱年教授，是他的“忘年知音”。

我听了当然不免肃然起敬。但愿我们能继承前辈的优良学风。即如此，我想大可不必指着姜广辉大骂钱穆老前辈“费老大的劲，又是改字，又是怎么折腾，把史书中的年代改得面目全非”云云。本人敬谢不敏，还未能做出这样的学问，但我却十分钦佩钱穆先生这种“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研究历史决不是吟两句“曲有误，周郎顾”那么轻松的，而只知查以一下《六国年表》，未体验过“费老大的劲”“折腾”的精神煎熬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历史学研究者的，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当年，司马迁若没有“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也就没有《史记》，今天高正先生也就没有《六国年表》可查。中国历史上若没有无数的历史学家的“费老大的劲”的反复“折腾”，也不会有数千年中华文明史的粲然大备。 并且我敢断言，高正先生上面提到的这些历史学名家都是经历过“费老大的劲”的精神“折腾”的。作为学生应该继承的正是这种“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精神，而不是去仅仅继承老师的荣誉。我相信诸位先生若了解高正先生现在的作为，怕是未必再肯引为“忘年知音”的。正因为高正先生不了解历史研究工作的特点，不懂得尊重别人“费老大的劲”的“折腾”的精神劳动，所以我才提出“在哪里学过历史”的质疑，显然，高正先生又把这个意思误读了。

我还要感谢高正先生对我非常抬爱，说“还有一个朋友，那就是你姜广辉教授”，他并且认为“小儿科”非常重要，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基础”，听了这话，我们都相信这位“朋友”有非常深厚的学问基础，那下面我们就来领教高正先生在这一“学问基础”领域中做出了什么考订方面的贡献。

关于鲁穆公元年问题，问题不仅在于史书上是怎么写 的，更重要的是年代数据要求做到上下推求密合无差，始可确认。高正先生说，“本来《史记·六国年表》和《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关于鲁穆公元年的记载基本吻合（相差只有一年）”案：两者实差两年，高正先生何以连一和二也分不清？而且高正先生之言完全是外行话，年代考订是一年也不能差的，这有点像会计查账一样，差一点都不行。古代以干支纪年纪事，打个比方， “甲午战争”决不可说成“乙未战争”， “戊戌变法”决不可说成“己亥变法”。况且，认可了这里差一、两年，而后面的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还差六年或八年呢！这难道不要去考订解决？怎么可以查一下《六国年表》就能简单认定呢？

高正先生质问：

按照梁涛博士《历史年代真的错了吗？》的“推求”方法，再继续往上推的话，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鲁悼公“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的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以及“十六年，孔子卒”等时间与史实，还能对得上号吗？

高正先生所说的这几件事都是鲁悼公三十一年以前的事情，这几件事的年代数据并没有发生变更。变更了鲁悼公在位年数“三十七年”为“三十一年”，不仅与上述年代数据依然“对得上号”，更重要的是与后来的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完全“对得上号”。钱穆先生经过周密的历史考证，只改一“七”字为“一”字，使一百六十八年间的所有年代纷乱迎刃而解，疑云顿消，其功莫大焉。我因此佩服钱穆先生定“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15年”之说独具只眼，这难道是“取舍失当”，“妄改历史”，而为此辩护，便是“强辞夺理”吗？我们不仅要问，高正先生相信《六国年表》所载鲁穆公元年为公元前407年的旧说法，那你对后面鲁平公十二年与秦惠文王卒年差讹八年是否意识到了，又将如何解释呢？你不会对此总避而不答吧？我想高正先生对这些问题如此缺乏理解力和求真的精神，那是连“小儿科”也不及格的，还侈谈什么“学问基础”呢？

关于鲁穆公元年问题，既然已经谈起，我们就索性再“费”点“劲”，重新推算这些年代数据。以下按钱穆先生考订的思路进行列表推算，如有错误，敬请高正先生指正，并且我也希望能将大家共同努力所作出的正确的推算结果“每天高挂在影响很大的《简帛研究》网站上”，使有志于研究此问题的学者可以直观地检证和参考。 

公元纪年（公元前）	甲子纪年	周	鲁	备             注
479	壬戌	敬王41	哀公16	孔子卒
478	癸亥	42	17
477	甲子	43	18
476	乙丑	元王1	19
475	丙寅	2	20
474	丁卯	3	21
473	戊辰	4	22
472	己巳	5	23
471	庚午	6	24
470	辛未	7	25
469	壬申	8	26
468	癸酉	贞定王1	27	《左传》终于此年
467	甲戌	2	悼公1	《鲁周公世家》以此年为鲁悼公元年，三十七终。
466	乙亥	3	2	《六国年表》以此年为鲁悼公元年，三十八年终。
465	丙子	4	3
464	丁丑	5	4
463	戊寅	6	5
462	己卯	7	6
461	庚辰	8	7
460	辛巳	9	8
459	壬午	10	9
458	癸未	11	10
457	甲申	12	11
456	乙酉	13	12
455	丙戌	14	13
454	丁亥	15	14
453	戊子	16	15
452	己丑	17	16
451	庚寅	18	17
450	辛卯	19	18
449	壬辰	20	19
448	癸巳	21	20
447	甲午	22	21
446	乙未	23	22
445	丙申	24	23
444	丁酉	25	24
443	戊戌	26	25
442	己亥	27	26
441	庚子	28	27
440	辛丑	考王1	28
439	壬寅	2	29
438	癸卯	3	30
437	甲辰	4	31
436	乙巳	5	元公1
435	丙午	6	2
434	丁未	7	3
433	戊申	8	4
432	己酉	9	5
431	庚戌	10	6
430	辛亥	11	7	《鲁周公世家》以此年为鲁元公元年，二十一年终。
429	壬子	12	8
428	癸丑	13	9	《六国年表》以此年为鲁元公元年，二十一年终。
427	甲寅	14	10
426	乙卯	15	11
425	丙辰	威烈王1	12
424	丁巳	2	13
423	戊午	3	14
422	己未	4	15
421	庚申	5	16
420	辛酉	6	17
419	壬戌	7	18
418	癸亥	8	19
417	甲子	9	20
416	乙丑	10	21
415	丙寅	11	穆公1
414	丁卯	12	2
413	戊辰	13	3
412	己巳	14	4
411	庚午	15	5
410	辛未	16	6
409	壬申	17	7	《鲁周公世家》以此年为鲁穆公元年，三十三年终。
408	癸酉	18	8
407	甲戌	19	9	《六国年表》以此年为鲁穆公元年，三十一年终。
406	乙亥	20	10
405	丙子	21	11
404	丁丑	22	12
403	戊寅	23	13
402	己卯	24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