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

哲学一词常常在不同的意义上被哲学家自鸣得意地加以使用，哲学知识一直“无公度”和“不确定”以至于似乎没有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得到了最终的解决，哲学家往往好高骛远、不且实际并不遗余力地相互颠覆。这是连野心勃勃、傲慢自大的哲学家都得甘心承认的哲学的常态。谁要是出于这些理由而对哲学感到沮丧，对哲学家加以谴责，谁多半肯定能够赢得人们的谅解和同情。

公平的方式是允许人用另一种立场为哲学的这种常态进行申辩。问题的关键是哲学知识的标准是自足的还是来源于自身之外。只有在与科学知识的相对确定性相比的情况下，哲学知识才会显得如此不确定；只有在与技术作用的直接性和可估量性对比之下，哲学的作用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大而无当。在科学被作为知识的榜样的前提下，哲学的不确定性和不且实际可能超过了任何一个领域，难怪会有哲学家一心一意想使哲学与科学结盟甚至于甘愿使哲学成为科学的仆从。结果如何呢？他们没有成功，却再次证明了哲学的“无公度”。我不是说他们的工作没有意义，我只是说他们想把哲学“科学化”的目标注定是达不到的。哲学不是科学和技术一类的知识，因此决不能用科学和技术的标准去衡量它。哲学知识的独特性，也许正在于他的不确定性；哲学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也许正是由于与不确定性相联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性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不同精神需求。我们有必要先追问一下哲学知识为什么是“不确定”的，进而再看一看，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是否就是一种不幸。

哲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取决于哲学真理的特性。每一种哲学体系都具有自身的“一贯之道”，他是一个哲学家殚精竭虑、慎思明辨而获得的。哲学体系的“一贯之道”，是哲学家在哲学上所提出的对于他的哲学体系具有根本性的新见和主见。哲学家用这一主见去推演和解释其它一系列问题，并构筑起他的独特的哲学体系。由于哲学家的“主见”是有所不见的“见”，他的哲学体系是“以偏概全”的体系，因此哲学家的“一贯之道”，又可谓是一种“偏见”(这里我是完全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偏见”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一偏之见。“偏见”相对于“全见”。在日常认知中，“偏见”实际成了不正确看法的代名词，是我们所欲克服的“成见”。但是，哲学偏见恰恰是哲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哲学本身可以说是各种不同“偏见”的总名。作为一个哲学体系一贯之道的偏见，它是对“整全世界”和我们的整全生活及生存从一个独出心裁的立场所做出的“整全”解释。但这种“整全性”实际上不可能是整全的，因为他不可能穷尽其他“整全解释”的可能。哲学家往往相信他的偏见就是全见，就是对整全世界所提供的一个统一的“圆满”解释。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来说，哲学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不是最终性的。宁可说，哲学问题从来就没有所谓“最终性的解决”。哲学家所提供的各种哲学体系，只是对“整全世界”所作的不同旨趣的“深度”洞察、“高超”直觉和“美妙”体悟。说到底他不过是“各道其道”的不同“偏见”，就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哲学家的“道术”和智慧，只能是“不该不遍”。不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是“道术”从来就没有完全“合”过。

当我们承认哲学问题没有最终性的“解决”时，我们也需要乐观地意识到，哲学问题也没有“最终性”的没有解决。因为我们总是在一种深度的洞察中获得了智慧。说哲学的真理、知识就是偏见，丝毫也不降低哲学的格调和尊严。通过对哲学知识特性的恰当定位反而能够更加有效地维护哲学的尊严。哲学的“偏见”相对于“全见”虽说是“偏”，但他仍是哲学家深思熟虑的“所见”和“所得”，是哲学家的“独得”和“独见”。“梦”是人人都熟悉的现象，但只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才充分发现了梦的奥妙，建立了梦的哲学；“现象”是人人见到的“现象”，但只有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才率先建立起了“现象学”；“解释”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但只有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才建立起了“哲学解释学”。这只是俯拾即是例子中的几个例子。所有的哲学偏见，其见不易，其得实难。这正是哲学家之被称为哲学家的理由，也是我们不把“哲学家”的称号轻易赋予给一个人的理由。一个哲学家的“偏见”，对于这个哲学家来说是“主见”，对于信奉这种哲学的人来说，可谓是“成见”。哲学家各有其“偏见”，自然也就各有其“主见”；各有其信奉者，自然也就各有其不同的“成见”。比起其他知识体系来，哲学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哲学知识的常态，也是哲学知识和智慧多样性的体现。我们没有统一的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就像我们没有统一的原创性的小说作品那样。不同的原创性小说作品各有不同的美感和诱惑，不同的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也各有不同的智慧和魅力。

这就有了一个我们自以为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理由，使我们满腔热情把哲学作为一项事业和天职而从事的时候不因没有后盾而发生动摇。同时，我们也为“新哲学”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支点，使他在哲学常常受到质疑的境况下继续顽强不懈地为寻找哲学的智慧和真理能够成为一个智斗和苦斗的阵地。我们不必计较“新”这个字。坦率地讲，任何原创性的哲学从来就不“完全”是新的，如果按照怀特海所说的西方后来的哲学不过都是柏拉图的注脚，那么至少西方哲学家仅仅就是在从事一种述而不作的工作。然而，我们不可能原地不动，哪怕是“温故”，我们也是会“知新”的，继往的哲学虽然不能以后来居上来衡量，但却可以用后来者“新”来看待。老实说，真正原创性的哲学从来也没有完全“旧过”，后来的哲学家往往都要从摧毁一种哲学体系中寻找根据地，但每一种原创性的哲学从来就没有完全地被摧毁过。避免自负和谨慎从事的“新哲学”，既不是一种哲学体系的代称，也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哲学思想的自述。他愿意响应康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召唤，他试图激励人们展开一种新的努力和一种新的探索，他祈冀建立一个理智和精神自由畅游及驰骋的空间，他热情地提供一个立言、立说的广场以加入到让哲学获得生机和灵性的工作中去。我们忍受贫乏和庸俗的折磨已经很久了，我们想克服贫乏和庸俗的期待也已经为时不短了。当创造和原创的悦耳声一步步又沉沦为庸俗之调的时候，除了坚定和宁静的沉潜、沉思以使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哲学学说自然涌现出来之外我们已别无选择。作为一个具有最悠久的文明体系和伟大哲学思想传统的中国，在我们的时代却还继续处于世界哲学思想和理论的边缘性位置上，我们还能找到什么理由使自己放弃责任呢？

客观地讲，哲学遇到了许多挑战。哲学用什么来证明他的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呢？哲学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是不能否定的，哲学这项职业让哲学家感到难堪的因素首先就来自外部世界。在经济、技术和实用性价值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哲学所受到的怀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像各种商品要在市场上展开竞争那样，分门别类被职业化的学术，也要在市场上为自己争取地盘。在这种竞争中，哲学似乎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问题不只是他不能使人发财，还在于他不能向社会展示出人人显而易见的效果，“哲学家现在受到的责难是，他们将为公众生产什么产品？与其它知识领域的学者相比，哲学家可能更痛苦。”哲学家决非无自知之明，他也不是有意识地加以保留，他们没有轻易向人们许诺哲学具有“实用”的价值，即便是通过橄榄榨油器而发了财的泰勒斯。许多哲学家的确都曾向人们许诺这门学术有用，甚至非常有用，如冯友兰相信它是“无用之大用”。哲学对于哲学家自己首先是有用的，肯定这一点，不是哲学家自欺欺人。金岳霖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就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对于这样的人，哲学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有人怀疑哲学家这段自白的真诚，那么我们就只能说他确实对哲学家心存成见。

哲学像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已经职业化和体制化很久了，哲学失去了昔日的雍荣和华贵，哲学家丧失了优雅和浪漫，从事哲学研究，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业余消闲，首先它是一项也要按钟点计算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他领取薪水，并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从事哲学的前提变成了从事哲学的结果。因此，从最低的限度来说，哲学供养着一批哲学家。假如哲学融入到了哲学家的生活中，成为他的兴趣和爱好的一部分，那么哲学对于哲学家来说意义就多了一层。但除了哲学家这一内部世界的人之外，哲学如何面对外部世界的人呢？我们也许可以说，哲学从来就是少数人的事，哲学本身就是自足的，他根本不需要通过外部世界的人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n）就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哲学是满足于少数评判者的，它有意地避免群众。因为对于群众，哲学是可厌的，可疑的。所以假如任何人想要攻击哲学，他是很能够得到群众赞许的。”但是，至少是马克思的哲学，根本上就反对这一点。即便从事哲学研究是少数人的事，那也不必把哲学封闭起来孤芳自赏。把哲学完全限制为少数哲学家的事，把哲学的作用完全限制在哲学家身上，哲学的作用自然过于狭隘。哲学本身所经历的一系列分化过程，也使他整体上离社会生活似乎越来越远。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越来越专家化，他们各自占居着一个狭小的天地，不仅对社会和大众显得陌生，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相当陌生。

身处其中的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哲学的尴尬局面，不能让哲学家愈来愈成为哲学的孤独爱好者，甚或让我们的社会感觉到哲学家是为社会增加负担或者是被救济的一批人。哲学需要对社会开放，他不能只是仰望苍穹，使自己变得不食人间烟火；哲学也需要俯视我们站立的脚下，让他再次成为建立意义世界和改变我们精神生活方式的重要担当者。哲学没有必要隐退在公共世界和公众生活之外。社会是需要精神滋养和精神健康咨询的，当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像一项水泥和钢筋工程，越来越像是飞转的一架经济机器，越来越像是一座挤满了人的法庭或者精神病院时，如果哲学家不感觉到焦虑那才是哲学家们的真正不幸。

哲学研究的充分细化和高度专业化不必完全逆转，但他必须通过整体性的问题思索而使哲学成为帮助我们化解人类越来越大生存风险的良师益友。现在人类空前地被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之间在瞬时都能知道彼此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们彼此相互理解吗？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的隔膜和互不信任难道因为彼此知道所发生的事而减少了吗？我们都要考虑我们各自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利益，因为我们不是天使；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在不敌视我们生存其中的自然的意义上，我们需要实践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实践的“人类主义”(相对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人类不同文明的彼此对话和理解几乎也成了陈词滥调，但彼此在这里有多少进展呢？我们往往陶醉于我们的技术进步和增长之中，而越来越忽略我们最固执的“人性”的缺陷或者正在加强和增加我们这方面的缺陷。没有限度的效率、彼此视为对手的生存竞争和不断膨胀的欲望，正在使人性失去平衡与和谐。自以为聪明的我们整体上却是“盲目的”，我们虽然满意地达到了我们的每一个具体目标，但最后我们在整体上可能造成了最恶劣的后果，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危险时我们却仍漫不经心。在人类面临愈来愈大生存风险的境况之下，我们确实需要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了，这的确是生死攸关的。忧天的杞人如果还在的话，他就不单是忧天了，他肯定还要忧虑我们人类自身了。我们越来越疯狂的世俗化生活真的需要神圣性来加以调适了，我们需要“培养个性，消除野性，使人变得坚定；是在冲突的人生需求之间建立平衡，养成某种节操以便自我控制其他方面；是休养本性从而使受到滋养的本性变得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内涵。价值观念必须自觉地接受，信仰必须自觉地皈依”。(金岳霖语)我们迫切需要“人性美”。优雅而庄重的仪表，达观而开放的心灵，相互理解的宽容，同情万物的慈悲心肠，不是更需要哲学智慧来加以培养吗？

面对人类的巨大困境和目标，哲学的责任和使命，在我们的时代不是减轻了而是惊人地加重了。

我们没有终点，但我们必须有一个个新的开始。

愿新哲学启程吧!让我们都能够真正说出一个哲学主题而“默以思道”吧!

* 《新哲学》，由大象出版社社出版，每年两辑，由王中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