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的人物专访栏中，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访郭齐勇教授》的访谈录；拜读之后，我在对郭先生有志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胆识和进取勇气深表赞同以致万分敬佩的同时，对于郭先生的一些观点又不敢完全苟同以致略有异议，因此在这里撰此小文，就一些问题向郭先生请教。
郭先生在论及应当如何对待孔孟儒学的问题时顺带指出，“有的学者用一点小聪明去找所谓孔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其实孔孟与老庄、佛禅一样，都是大智慧，不能割裂地看，平面地看或表面地看。渊源深厚的西周礼制及血缘伦理中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不可随意肢解，随意联系实际。体认这些内涵，我们的智慧还不够。”
遵照某种似乎约定俗成的规范，郭先生在这里没有点名。但近些年（不是一向）我曾在一些文章中，通过分析《论语》和《孟子》的一些话语，批评孔孟儒学陷入了“凭借父慈子孝的团体性否定为仁由己的个体性和仁者爱人的群体性”的“深度悖论”。这些文章有幸引起郭先生的注意，并撰写大作与我商榷；郭先生的一位高足在一篇与我商榷的大作中还进一步指出：“刘先生最擅长的方法就是寻找‘内在矛盾’，或者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鉴于此，我倒有点怀疑这里顺带提到的“找所谓孔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的“有的学者”，可能包括在下在内。
诚然，如此对号入座，未免有些自大，因为郭先生批评的“有的学者”是有一点“小聪明”的；而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郭先生认可我有这点“小聪明”。但令我庆幸的是：虽然郭先生曾经强调“每位学人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职分，都有自己的学问宗主”，他在上引那段论述中，却又以“学术界尚属小字辈”的身份，毛遂自荐地代表我们大家——亦即包括“每位学人”、因而也包括在下——宣布：“体认这些内涵，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在我看来，能够义正词严地批评别人“用一点小聪明”的学者，以及能够堂堂正正地代表“每位学人”宣布“我们的智慧还不够”的学者，一定拥有“一览众山小”的“大智慧”——俗话说得好，大智若愚嘛）。因此，鉴于郭先生已经宣布：尽管“不够”、“我们”毕竟还有那么一点“小智慧”，那么，不管郭先生批评的“有的学者”到底包不包括在下，我还是想用郭先生认可的“我们”都有的这一点“不够”的“智慧”，以“学术界绝对小字辈”的身份——所谓“小”，便源于智慧或曰聪明之“小”——与郭先生进行一些讨论。
我完全同意郭先生的下述深刻洞见：与孔孟的“大智慧”相比，“我们”只是一些“小智慧”或曰一点“小聪明”。不过，“我们”的分歧可能在于：在郭先生看来，孔孟这些“大智慧”的话语因此包含着今天“我们”这些“小聪明”不可理解、无法企及的神圣奥秘，以致“我们的智慧”甚至“还不够”去“体认”一下它们的内涵，更遑论从中寻找矛盾、对其展开批评了。而我却认为，尽管孔孟的“智慧”远大于我们的“聪明”，“我们”依然可以“用”我们的这点“小聪明”，去体认他们拥有的“大智慧”的丰富内涵，甚至依据郭先生自己在文中曾以赞赏的口气提到的那种“批判精神、批判意识”，去找他们话语里原本存在的这与那的矛盾。
拙文《评当代儒学中的原教旨主义》中曾提到：在儒学研究领域内，“一个准宗教性的现象却在悄然兴起。因为当代儒学终于也迎来了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几乎缺失学术批判的精神，全然充满狂热崇信的意念。”在我看来，郭先生的上述观念便集中体现了这种试图把孔孟神化、把儒家宗教化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因为他明确主张：我们既不能、也不应以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对待孔孟的大智慧，而只能不找矛盾、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孔孟的话语。我认为，这种倾向既不符合儒家的本性和孔孟的思想，也无助于我们今天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首先，虽然儒家的确包含某些“敬天”的宗教性因素，但正如郭先生自己指出的那样，儒家首先是一种“人文精神”，亦即首先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观，并不是什么常人的智慧“还不够”去体认的神秘信仰，尤其不把自身的理论视为只能崇拜、不能批评的宗教教义。不错，历史上和今天的确都有一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想把孔孟神化为人们只能顶礼膜拜、不能怀疑批评、甚至不足以体认其内涵的无上“教主”；然而，这决非孔孟本人的原意，而且其结果无一例外，只能是严重禁锢儒家自身的发展。
众所周知，孔子不仅宣布自己并非“生而知之”，而且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更是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倘若我的这点“小聪明”有时居然还可以“读懂”孔孟文本的话（据我所知，有的学者常以一种只有认为自己早已“读懂”才能拥有的那种“会当凌绝顶”的口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根本没有“读懂”孔孟的文本），那么，我的理解是：拥有“大智慧”的孔孟，始终希望后世的每位学人——即便他们只有一点“小聪明”——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实现仁爱理想，而不要因为“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去体认某些“丰富内涵”，就放弃自己的志向，消极被动地“由人”，乃至虔诚地拜倒在他们这些“都是大智慧”的“大人”脚下，对于他们的书本或话语只能信奉、只能畏惧、只能顶礼、只能膜拜，乃至最终陷入“权威（或曰‘大智慧’）可以屈”的“小丈夫”境地。
有鉴于此，我们这些“小聪明”是应当按照孔孟的“大智慧”行事，不仅体认他们思想的丰富内涵、而且去找他们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呢，还是应当按照郭先生的不知“大小”的“智慧”行事，除了在那里感叹“体认这些内涵，我们的智慧还不够”之外，就只是在这些内涵面前五体投地、三呼万岁？
郭先生或许会回应说，孟子说的“不畏大人”，其实是不包括孔孟自己在内的——他们不是一般的“大人”，而是罕见的“圣人”，因此我们可以畏，应当畏，必须畏，只能畏，不畏不足以体现他们的内涵之“丰富”，不畏不足以展示他们的价值之“深刻”，不畏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意义之“立体”，不畏不足以突显我们的智慧之“不够”。
不过，从儒家发展史看，那些真正推动了儒家创造性转化的思想家们，似乎也没有按照郭先生的这种不知“大小”的“智慧”去行事，只是在孔孟话语面前卑躬屈膝，把它们视为只能敬畏崇拜的封闭教条。在宋明儒学中，王阳明便指出：“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在当代儒学中，熊十力在《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乾坤衍》等论著中，曾多次批评“孟子主张以孝治天下”，“坚守小康之壁垒”，“宗法思想狭隘一团”，未达“天下为公之大道”（见《现代新儒学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学论著辑要》，郭齐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438页；景海峰：《熊十力》，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160页）；徐复观在《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中也公开指出：孟子有关“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的论述，“是非常有害的说法”，因为它们“事实上会给后来许多人只知有家庭而忽略了社会国家的不良影响”。（《徐复观文集》第一卷《文化与人生》，李维武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郭先生是研究儒学的专家，尤以熊十力的研究为中心，还合作整理、点校、编撰了《熊十力全集》等著作，上面引用的一些话语便引自郭先生所编书籍，对于这些论述想必不会不知道。因此，我想请教郭先生的是：王阳明、熊十力、徐复观的“智慧”到底“够不够”去体认孔孟思想的内涵？如果“还不够”，郭先生是不是打算批评他们“用一点小聪明去找所谓孔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以致“随意肢解”了孔孟的“大智慧”？如果打算，在郭先生看来，他自己的“智慧”与王阳明、熊十力、徐复观的“聪明”相比，哪一个更“大”？
我对孔孟儒学深度悖论之“找”、对儒家血亲情理精神之“批”，就是试图按照孔孟这些“大智慧”的要求，接着王阳明、熊十力、徐复观这些“大智慧”的思绪，依据这些“大智慧”对于“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的积极肯定，用自己的一点“还不够”的小聪明，去揭示和批判孔孟的那些原本存在内在矛盾的话语（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在孔孟那里寻找到的‘内在矛盾’或是‘自相矛盾’，在本质上是一些具有深刻历史内涵、至今人类还在面对并且试图加以解答的‘深度悖论’；因此，它们与我由于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简单化、平面化’解读，而在有的学者文章中发现的某些‘自相矛盾’相比，其实是彼此根本不同、属于两个层次的‘矛盾’。”）。我当然坦率地承认“我的智慧还不够”；但这种“不够”意识只会激励我进一步努力，使“我的智慧”大上那么一点，以便更深入地去发现那些“大智慧”之中的“深度悖论”（不仅包括孔孟的，而且也包括其他任何“大智慧”的），而不会让我以一种虔诚信徒对待至高教主的态度，匍匐在孔孟脚下，只是低声下气、自惭形秽地嗫嚅“我的智慧还不够真不够很不够太不够简直不够得不像话……”
其次，郭先生在这一访谈中，曾开门见山地指出了“启蒙思想家确立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普遍价值’观念”的“单向度性、平面化的缺弱”，其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令我深为钦佩、万分赞同。毕竟，我们既不必、也不应在任何思想观念面前（包括启蒙思想家确立的那些观念面前）俯首帖耳、盲目迷信。但如上所述，郭先生后来又转而主张：“我们的智慧”不仅“不够”去找出孔孟话语的“矛盾”，而且也“不够”去体认“渊源深厚的西周礼制”的“内涵”。
这倒让我有点诧异不已，很想请教一下郭先生：为什么郭先生在针对某些观念和制度时，可以慷慨激昂地富于批判精神，而在探讨另一些观念和制度时，又会顿失滔滔地弃绝这种批判精神？郭先生自己的那种在孔孟话语和西周礼制面前永远显得“还不够”的智慧，怎么一“用”到启蒙观念那里，就变得如此“充塞天地”之“大”，就能够如此“深刻”地体认到它们的“缺弱”，甚至还可以游刃有余地展开批判？郭先生又是如何胸有成竹地保证：他自己的这种批判不会停留在“有的学者用一点小聪明”的肤浅档次，亦即不会割裂地看、平面地看或表面地看，也不会随意肢解启蒙观念的价值和意义？
再换一个角度请教：如果“我们的智慧”已经“大”到足以使我们揭露启蒙观念的“缺弱”，它怎么在面对西周礼制时又“小”到“不够”我们去体认其中的“内涵”？难道文武周公确立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些曾经坑害中国普通老百姓、保护少数专制统治者的礼制观念，要比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这些可以有助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享有基本人权的观念“深刻”和“丰富”不知多少倍，以致今天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去体认它？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的步伐和中国人民的选择，竟敢在尚未有幸经郭先生指点、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智慧“还不够”的时候，就早已义无返顾地告别了“渊源深厚的西周礼制”，而目前更是在加速实现在郭先生自己的那种不知“大小”的“智慧”看起来很有不少“缺弱”的现代化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平等、法治、人权？难道那些唾弃了“渊源深厚的西周礼制”，向往现代化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真理、正义、平等、法治、人权的中国人的“聪明”比郭先生的“智慧”小了许多，以致出了问题、误入歧途，急待郭先生这样的“大智慧”来拯救、来矫正？郭先生用他自己的这种“大智慧”，能不能够使布满尘土、陈旧腐朽的西周礼制在今天的中国重见天日、再放光明、并让全体中国公民统统觉得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如果能够，郭先生又想让谁来担当文王、武王以及周公的那份角色？会不会有人以“学术界尚属小字辈”的身份毛遂自荐？
最后，我还想再次凭借在下“最擅长的方法”，斗胆也“用一点小聪明”去找所谓郭先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不好意思，没有像对待孔孟这些“大智慧”那样，使用“深度悖论”这一术语。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一：就在上面引用的那段话语之前，郭先生曾特别强调：“我们需要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我想请教郭先生的是：倘若
“我们的智慧”根本“不够”去“体认”古代的圣贤、智者的“丰富内涵”，我们又怎么能“以平和的心态”与他们“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是不是郭先生说的“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就意味着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智慧还不够真不够很不够太不够简直不够得不像话……”？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二：如上所述，这篇访谈的大标题是“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此外，郭先生在访谈中还多次指出：我们应当“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我想请教郭先生的是：在郭先生看来，“我们的智慧”够不够完成这种“创造性的转化”？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孔孟话语里的矛盾或是西周礼制中的缺弱，我们又怎么能“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倘若对于孔孟话语以及西周礼制的丰富内涵，“我们的智慧”其实“不够”到连“体认”一下都有困难的地步，我们又怎能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有哪一位虔诚的信徒曾经异想天开地打算要把他的智慧“还不够”去体认其内涵的“教主”思想加以“创造性的转化”？
简言之，我想请教郭先生的是：在郭先生看来，无论与古代的圣贤平等交流、还是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或是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我们的智慧”——其中也包括郭先生自己的智慧——到底“够”、还是“不够”？
很可能，既然“我们的智慧”在郭先生手里就像一具玩偶，如果郭先生想让它“大”，它就“足以”揭露启蒙观念的缺弱、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如果郭先生想让它“小”，它就“不够”找出孔孟话语的矛盾、体认西周礼制的内涵——换句话说，既然“我们的智慧”在郭先生手里就像一个气球，一不小心吹一下就能“大”到类似海阔天空，一不留神放一下便会“小”到仿佛春毛秋毫，这一事实已经足以“体认”：能够达到这一“境界”，郭先生自己的“智慧”，肯定不会“小”到哪里。
或许，郭先生是想以“学术界尚属小字辈”的身份告白：只有他自己或是他认可的某些人才拥有足够的“大智慧”，能够“以平和的心态与古代的圣贤、智者作平等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有的学者则不过空有“一点小聪明”，“还不够”体认西周礼制的丰富内涵，只是“随意肢解”，哪里有资格去完成“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果然，郭先生的一位高足在一篇与我商榷的大作中就明察秋毫地指出：“所谓‘创造性’决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的自誉或自我定位，而是必须拥有坚实的主体基础与思想依据。……刘先生的主体基础与思想依据都存在问题。”
不过，在这方面似乎是“青出于蓝却没有胜于蓝”，因为郭先生能够用更大的“智慧”高屋建瓴地宣布：存在问题的不仅仅是我的“主体基础与思想依据”，而且首先是我的“智慧”或曰“聪明”。
因此，假如过一段时间又有学者撰文顺带指出：“有的学者用一点小聪明去找所谓郭先生话语里的这与那的矛盾。其实这些话语都是大智慧，不能割裂地看，平面地看或表面地看，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具有深刻的价值与意义，不可随意肢解，随意联系实际。体认这些内涵，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我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讶。
我只会对自己说：不管在谁面前，站直了，别趴下。
要赶紧声明的是：我说这句话并没有妄想和郭先生“共勉”的野心。虽然郭先生可以在只有专门人物才能专门享用的专门访谈中，以“学术界尚属小字辈”的身份，堂堂正正地代表“每位学人”宣布：“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同时又高屋建瓴地顺带指出“有的学者用一点小聪明”，我却觉得自己既没资格、也没必要以“学术界绝对小字辈”的身份对郭先生说：站直了，别趴下。
因为郭先生也许觉得：他自己始终站得很直，从来都没有趴下过。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