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据讲课录音整理）
大家好！
从今天（5月12日）开始，每周日的晚上7点到9点40分，我们用3节课的时间讲授“中国文化史”专题，总共有7周，每周1讲，刚好是7讲。我的提纲总共有8讲，如果大家允许，我想再多讲1讲，“法家之学及其合理性”，因为法家之学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允许，在最低限度上也可以不讲法家，因为它是从道家和儒家中演生出来的，以后我可以再借讲座的机会补充。
因为是选修课，学校没有规定教材，因为条件限制，也不方便印发资料，所以我会多写一点黑板，请大家多作笔记。
“中国文化史”是早已有之的一门课程了。我这里有二种教材。一种是北京大学阴法鲁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1、2、3三册，是在1989年就已经出版了，比较早的一种，侧重各种知识、制度。一种是清华大学葛兆光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是2002年1月最新出版的，是葛兆光先生在清华大学等学校讲过多年课程之后刚刚正式出版的讲稿，侧重宗教和民间信仰等问题。我看了一下葛先生的书，在他的十讲和我的8讲中，可能只有1讲，就是讲道家的第8讲，内容上比较接近，其他内容基本上没有相同的。
我是第二次讲“中国文化史”的课。1994年3月，在北京大学我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选修课。当年北京大学的哲学系推出了一个计划，就是安排老先生们出来讲授基础课，朱伯崑、汤一介、陈鼓应几位老先生都讲了课，他们的课安排在周二周三，我的课也安排在周三，我的课和汤先生的课“中国哲学现代化问题”的题目还非常相似，所以那一年我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投入，每次上课前一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专门用心准备。准备的材料很多，但是基本上是脱稿讲课。上课前半小时，我喝要一大杯咖啡，用咖啡“逼”出全部的精力。选课规定是文理科高年级学生限选，实际上听课的人包括了十几个系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留学生、进修教师。
大家已经看到，从上学期开始，学校组织系列学术讲座，上学期组织了8次，这学期还没有结束，计划中至少有20讲。这些讲座，包括我自己讲过的几讲，主要作用是营造学术气氛，讲座内容比较浅，长期下去不行。所以这次我希望比较深入的讲一些问题。所说深入，并不是说投入很多时间，引经据典，做很多论证，而是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对待古代的文化抱以理解之同情。深入表现为某种立场，某种意图和途径。我希望这个课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以收益。
第一讲、自然环境与农耕经济
（据讲课录音整理）
（本讲板书：何炳棣 冀朝鼎）
我曾经有过一个经验。我是学中国古代史的，上学时需要读大量的史书，就像人们所说的汗牛充栋，可是忽然有一阵，我每天吃过晚饭以后，什么事也不做，一直在未名湖边上坐着。我们38楼213寝室的窗外有一颗很大的国槐树，晚生熄灯以后，我就坐在床上望槐树，在寂静中，看槐树黝黑的枝干。我从小体质弱，内向，用心读书，对父母的事没什么感觉，不去想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忽然我开始想了，从他们的籍贯到与邻里的交情，也一下子记起了许多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那是在1982年11月4日，我写了一篇表达自己乡土情结的散文，上面说：
熄灯了，月亮又升起来了。我裹着被子坐在床上。窗外是深蓝色的天，朦朦，沉沉。一棵大槐树从窗口横斜过去。我默默地看着这迷离的大树，看着在茫茫天海的布景上它的疏朗的枝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又是一天淡淡的秋风，我收到了你的来信。未名湖的水浅了，沉甸甸，白茫茫。秋风一来，树叶飘飘的往下落。阳光明彻，湖水、蓝天、乔木，清晰磊落。舒缓缓的秋风，零落的残枝碎草，斑斓的色彩，凝结在秋天里的香气。我带着你的信，在湖岸上走来走去，我觉得我的心和秋天一样旷达，秋天也和我一样闲静适意，虽然二者所持有的只是寒风白水和一纸彩笺。
我想起了故乡的小溪，我们曾经整日地踯躅在它的旁边，用清水洗濯我们的长发。还有那个幽僻寂静的竹棚，那是我们读书的地方。千里之外，我才感到年少时所经历的情景竟如此深的刻印在我身上。三年不归，我多想再看一看看一看那个青草绵延的山坂。那荫护我成长的青山黑壤，已经不会为我所忘却了。
那么这是为什么？况且我的父母都是东北人，可是我从来也没有去过东北，只是小时候在南方，江西赣南的山区和平原之交的地带住过三年，所以我完全是把南方的情景移到了东北，我想象中的家乡。我并没有去过我的家乡，可是我在回想、追念着我的家乡，这又为什么？结论只能有一个，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我自己是吃着中国的土壤里边的粮食长大的，那么我必然要依恋我的家乡，回顾我的家乡，我要想念这个地方，这是必然的。除非我生长在一个别的什么地方，那可以不发生这个事情。如果是一个在中国土壤里长大的中国男孩，那他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这种感情也并不是说只是对着大槐树会会发生。比如我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比如读《史记》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觉得司马迁就站在我面前，他说了什么我已经看到了，因为《史记》就摆在我面前，但是他想什么呢？照理说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感觉我知道，我知道他想什么，我知道他写了一段话，话里的实际含义是什么，没有表达出来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司马迁、班固、司马光，很多人的感觉，我觉得我有。我甚至于在做梦的时候会读这些人的书，比如在梦里读一篇司马迁的文章，可是这篇文章并不存在，但是我会在梦里一个字一个字地非常清晰地读它。我经常做这样的梦。为什么呢？我想只能有一个答案，我是一个有着汉族血统的中国男孩，那么就一定要有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一些事情做解释了。为什么传统中已经断绝的，没有任何人号召，又可以发生，包括一些很消极的东西，都可以发生出来。为什么一个中国男孩，会对古典学问感兴趣？我的父母都是种田的，他们对我的教育，为人处世的言传身教，认真敬业的精神，我是很崇敬的，但是实话说他们对我的教育主要不是知识，不是古典的学问，那么为什么我会在古典学问里面找到跟司马迁直接对话的感觉呢？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土壤还在。这个土壤只要还在，不管有没有人去讲，我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这个衣钵，继承这个传统，精神跟它沟通。
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认为我讲中国文化史，第一讲一定要讲自然环境，一定要讲我们所生长的土地，一定要讲农业。我在这儿讲的不是农业经济，不是经济史，是文化史，但是文化史的第一个前提应该是地缘，应该是生长我们的家乡和我们的土地。
这个题目从哪儿开始讲起呢？我想首先介绍裴文中和竺可桢两位先生的研究结果。
裴文中先生是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学者。他曾经对距今七十至五十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期，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的北京猿人所处的生态环境，做过通俗的描述：在周围高高低低的山丘上，生长着密布朴树、紫荆的丛林。东面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河的近旁有水草丛生的沼泽。沼泽的东南面是广阔的平原，平原上有草地，也有干旱的沙地。在山丘中生长着众多的食肉类和丛林类动物虎、豹、狼、熊、梅花鹿、野猪和大猕猴。在河边和沼泽生长着巨大的水牛以及水獭、河狸和水龟。在平原草地上一年四季都有成群的野马、野牛、野羊和扁角肿骨鹿。在干旱多沙的地方有骆驼和驼鸟。总之这里既有干旱草原型动物，也有喜湿热的丛林动物，气候比现在湿润温暖。
通过其他研究我们理解到，上述地区在距今二十万年年前的新洞人时代，仍发现有象的遗骨化石。在距今约二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各种动物种类的化石仍有五十余种之多。
竺可桢先生是著名的气象学地理学家，他研究了自仰韶文化开始近五千年以来中国的气候变迁，总结说：这期间中国的气候大体温暖多雨，除西北地区属半干旱区外，黄河流域气候大致类似现今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属北亚热带气候型。在西安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有亚热带动物獐和竹鼠的骨骼。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殷墟遗址中，除獐和竹鼠外还发现有貘、水牛和野猪的骨骼。在殷墟甲骨文中有种稻和猎象的记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家竹、梅等亚热带植物在《诗经》和《左传》中经常提到。当时的年平均气候比现在约高摄氏两三度。冬季较短，正月平均温度比现在高三至五度，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上。年平均气温高出两三度，幅度虽然不大，但在植被和动物种类上已有明显的反映，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周初气温曾一度下降，春秋时期又回升，直到战国、秦和两汉时代气温仍比现在为高。只是到北宋时期，华北才不知有梅树。南宋时期，公元1111年冬，太湖全部冻结，洞庭山上的柑橘尽数冻死，杭州暮春之季尚在降雪，运河不开。在12世纪，中国气候始加剧转寒。
据这两位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的气候大致说比现在要暖要湿，气温比现在高出两三度，绝对数值虽然不大，但是在物候和人的生活方面，已有明显的感觉。
除了这两位学者的研究所论及的问题以外，中国的气候环境，中国的地理环境，旱地农耕方式所占国土的最大面积，农业人口所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这种种情况，仍然如故，差别并不是很大。
虽然古代气候较之现在有一些变化，（气候的变化现在仍在继续，现在沙尘暴又来了），但是古代的气候和现在相比，并没有太大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的先祖面临的也大体上是相同的环境。这种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此我一定要介绍何炳棣先生。
何炳棣先生是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美国科学艺术学院院士、中研院院士、中科院名誉院士。他1917年出生于天津市，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5年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1952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1963年转入芝加哥大学，任历史系讲座教授，1975年任亚洲学会会长，并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8年美国劳伦斯大学荣誉人文科学博士。在清华大学著名教授吴宓的《吴宓日记》中，1936年8月8日这一天，记载着他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见一位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相谈甚洽，吴宓谈到对中国近世历史政治的见解，认为中国近世历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时期，每一件事，总是右派（改革或维新）败而左派（革命）胜，但是右派之学识其实较为深宏，主张也较为正确。这位学生以为然。吴宓对他的看法是“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这位学生就是何炳棣。何炳棣还是杨振宁的同学，与杨振宁一起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海峡两岸的交流做过不少工作，又多次访华，受到邓小平的接见。近年来何炳棣曾有一句断语，他预见中国大陆如果忽略人文，将来势必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以此断语知名。
何炳棣先生的著作很多，主要有：《1368年至1953年的中国人口研究》、《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等等。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著作应当是《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我所看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作为专刊出版的版本，后来可能还有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版本。这本书近年来有学者撰文，批评何炳棣先生是主张中原文化中心论，但是即使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也并不妨碍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典型和核心。
一对农民夫妇，只要给他一块土地，他走到哪儿都能生存，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的事情。可是如果上溯到远古时期，对于古代先民而言，要想开辟一块土地，维持农耕的生活，直至使一个氏族、一个民族长久生存，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经常用“刀耕火种”来形容原始农业，其实刀耕火种也都不容易，必需有足够面积的土地才行得通。
1976年，何炳棣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于热带地区刀耕火种的制度主要取决于土地如无长期休耕期就不能恢复土壤的肥力这一事实，还由于中国的黄土本身就以其肥沃性闻名，所以从农艺学的观点看，仰韶时期的农业制度很显然不是通常意义的刀耕火种，可以认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自给的农业。在我叙述仰韶时期农业耕作法之前，为了谨慎起见，曾同杰克·哈兰博士交换过意见，他是普通作物史的杰出权威。我问他，从农艺学和比较原始农业学的角度看，他对仰韶时期农业耕作法有什么想法，但事先丝毫没有告诉他关于载于周代文献中的休耕制度。他毫不犹豫地说，仰韶时期耕作法与刀耕火种制度的方法不同，后者至少需要每年实际耕种面积的八倍的土地，长期休耕才能行得通。而仰韶时期的耕作者需要的土地可能不超过每年实际耕种面积的三倍，仰韶时期的耕作者耕种的部分土地需要两年的休耕期。最后又指出，黄土的优越的保墒能力能够毫不困难地连续耕种小米。他最重要的结论是，刀耕火种制的关键问题是土壤的肥力，而仰韶时期农业的关键问题则不是土地的肥力而是湿度。这是迄今专门研究中国的考古学家很少能了解的。
同世界上一些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相比，这些热带地区至少要满足实际耕种面积的八倍的土地才能进行，而中国的黄土土壤，只需要实际耕种面积的三倍的土地，就可以保证先民的长久生存。这里面第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黄土。
现在的甘肃、陕西、山西的地貌，我们称为黄土高原。这种地貌就像洛阳的北邙山，山原上多年的雨水冲刷出道道沟壑，直上直下，沟壁上可以看出沉积很深的均匀的黄土层，上面一粒砂石都没有。这种黄土地貌是怎样形成的？
中国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来源于第四纪更新世的堆积，第四纪更新世的时间是距今大约一百万年以来。在第四纪更新世，出现了几次冰川期，两次冰川期之间为间冰期，间隔约为十万年。冰川期与间冰期轮番交替，冰川期时气温异常寒冷，间冰期时气温转暖，冰川融化，这时就会产生气候的急剧变化，产生出强烈的大风。大风吹起黄土，最终形成了甘肃、陕西和山西西部高原上的黄土堆积。
更新世气候的总趋势是渐趋干燥，黄土高原的黄土是在十分干燥的气候环境下形成的。这种风成黄土的矿物成分复杂，但成分及颗粒十分均匀，在形成过程中曾经得到高度混合，被称为“经典型”黄土。华北平原的土壤也称为黄土，它的来源主要是由黄河冲积而成，气候环境也较为湿润，所以被称为次生黄土或黄土状岩石，与“经典型”黄土不同。
前面说到，原始农业往往需要休耕以恢复地力。黄土高原上的黄土一般呈浅黄色或浅灰黄色，有时也微带粉红色。黄土的特征之一是具有垂直的柱形纹理，特征之二是未经风化。一般土壤都由地表岩石经长期风化，再加上岩石内的矿物质与水及动植物、微生物的长期化学作用而形成。但黄土的颗粒一般都风化程度微弱，所以颗粒中的大量矿物质，包括比较容易溶解流失的碳酸盐，大都未溶解流失。
最为重要的是黄土在与一定量的水分结合之后，会呈现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在中国西北各省考察，首先揭示了这一问题。他观察到，黄土吸水犹如海绵，黄土的柱形纹理和高孔隙性有很强的毛细管吸收力，能使蕴藏在深层土壤中的无机质上升到顶层，为农作物的根部所吸收，黄土因此而具有了“自行肥效”的特殊能力。由于黄土中含有丰富的苛性钾、磷和石灰，一旦加入适当的水分，它就成了极其肥沃的土壤，这一点已为后来的许多地质学家一再证实。
要使黄土能够呈现出“自行肥效”的作用，关键的一个环节是“适当的”水分，所以中国原始农业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水源。
黄土高原虽属半干旱型气候，降雨量十分有限，并且集中在夏季。现在华北地区的年平均降雨量在500至750毫米之间，而黄土高原上的年平均降雨量只有250至500毫米。这十分有限的降雨量刚好能够使黄土至少在最低限度内呈现出其自行肥效的优异品质。这一点对于史前居民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当时不可能在建立农耕方式之前先期解决施肥、灌溉等一系列问题。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它的奔腾东归象征着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生生不息。但是根据已经发掘的上千的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这些遗址大都是沿着黄河的支流或是支流的更小支流建立的，而且都是高出河面十余米到数百米的黄土台地或小丘冈，距离水源虽近，但地势较高，可以不受水患。这种情况说明中华文明是起源于众多的小河流域，而不是黄河的冲积平原，与中亚的两河、埃及的尼罗河、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迥然不同。
中国原始农业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原生粮食物种。
在粮食物种方面，其他几个古代文明埃及、印度和两河文明的农业主要是种植小麦和大麦，只有中国种植的是小米。小米是一种通称，凡是颗粒比较小的粮食作物都可以称为小米，严格地说小米中包括有粟、黍、稷等多种品种。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发现有储藏的实物粟。《西安半坡》发掘报告说：“当时种植的谷物是粟，即现在华北盛产的小米。我们发现好几处储藏粮食的例子，尤其是第115号窖穴所藏已腐朽的皮壳达数斗之多，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和一定数量的获量，是不会有这样多的储存的。我们推测，当时人们主要种植粟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作物比较耐旱，宜于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的技术比较简单，与当时的生产水平也相适应；同时它的产量多，成熟期短，且久藏不坏。由于这些特点，所以它就成为最适合于当时生产条件与生活需要的作物。”
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亚河流域生长着一种原生小米，是世界上若干种小米的原始品种，但这种小米的种属不是粟和黍稷，而是龙爪稷，与中国无关。印度也种植稷，但在印度从来没有发现过稷属的野生种，而且其种植年代要比中国黄土高原的粟属和稷属晚二千年左右，说明印度的稷是从中国传入的。在大约公元前二千年左右欧洲意大利、瑞士的史前滨湖居民遗址中，曾发现粟和黍稷的颗粒，19世纪的瑞士植物学家狄堪道经过野生植物生长区、语言学、考古及古今文献的综合研究认为，这也是由华北经由亚欧大陆的草原区而传入的。此外，在台湾龙山文化遗址的陶片上发现有小米的印痕，说明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小米已由华北辗转传入台湾及东南亚各地。种种迹象表明，小米中的粟属和稷属都是华北地区的原生物种，在中国的驯化和种植年代比其他品种的小米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植要早很多，印度、东南亚各地、亚欧大草原以及东欧、中欧的粟属稷属都是由中国传入的。
小米的特质最突出的是耐旱。何炳棣先生通过美国植物学家对多种陆种粮食作物所作的水分蒸散系数及水分利用率实验指出，在粟、高粱、小麦、玉米、大豆等五种粮食作物中，粟的水分利用率最高，高粱次之，玉米又次之。这三种作物都可以算作是耐旱作物。而小麦，即使是耐旱品种，需水量也几乎是粟的一倍。而大豆的需水量几乎是粟的三倍。这种情况说明粟和黍稷是半干旱的黄土高原最适于生存的粮食作物，也是惟一得天独厚的粮食作物。
而且小米的成熟期也比较短，最长的不过四个月，早熟的仅需两个半月。这就为史前居民建立最初的农业文明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直到先秦时期，由粟、黍、稷组成的“小米群”始终是华北农耕作业的基础，这一点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由于选择了旱地农耕作业这种生产方式，选择了当地原生物种小米（包括粟、黍和稷）作为主要粮食作物，从而脱离采集业、游牧业，开创了以“小米群”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农业经济一旦确立，人们就开始定居生活；出于对农业区的保护，从而突出了政治（包括宗法、军事等）和城市的地位；耕作者不得不遵守一定的程序，并注意观察四季、气候、日月星辰，从而产生出了天文、历法、算术、符号和文字，产生了高度的文明。就目前所知，仰韶半坡文化遗址和西周的发祥地都在黄土高原上。仰韶文化也以西安半坡文化为典型，西周则是东方各诸侯国宗法和文物制度的直接渊源，既然黄土高原上的黄土被称作“经典型”黄土，因此我认为中华文明在它的起源时期，其实也带有“经典型”的特点。在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之中，我们称黄土高原上的仰韶文化为“经典型”；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有学者称之为“中华型”。
黄土高原的气候较河北平原地带为干旱，生态资源较为缺乏，土质为风成的“经典型”黄土，文化遗址全都是建立在大河支流附近高出河谷的台地上。种种自然条件综合在一起，决定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必然要选择旱地耕作的方式。黄土高原旱地农业的自然环境在许多方面都是严酷的，但是在“经典型”黄土和“小米群”的原生粮食物种这两个特殊的方面却非常有利，从而使旱地农耕方式得以长久保持下去，不断有所发展，扩大和影响到周围的其他地区。
尤其重要的是，从今天来看，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旱地农耕方式的选择和确定实际上是确定了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代文明根本不同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保持其自身在血缘和文化两方面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所以，劳干先生在何炳棣先生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这本书的跋文中就指出，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十分严酷，自然环境只给予我们的祖先以极少的特殊机会，这极少的特殊机会就是黄土和小米。在这极少的机会之中，究竟是否必然会产生出农业和比较高度的文明，很难肯定。但是仰韶时代的人们居然能够充分利用这极少的机会，创立了“中华型”的农业（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产生出灿烂的彩陶文化，这都是由于他们特殊的天才和果毅，由于环境、人事和机缘的多方配合。
这里所说的天才和果毅可以分析为两重意义，一是具有长久生存的坚强自信心，二是随时准备坚决地消弭所遇到的一切冲击。既不是绝对不能生存，也不是绝对优越。能够生存，因而使人具有积极、乐观的精神；境遇艰难，故此需要时刻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
由耐旱到耐苦耐劳，到忍受周围的一切严酷环境，由此而铸造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和独特性格。过去，土壤的盐碱化和河洪淤积，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随之而来的食物资源的缺乏，加速了两河和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衰亡，只有中华文明以旱地农耕方式为基础，成为全人类历史中最持久的文明。
在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人们提到孔子，经常说起“周文疲弊”、“礼崩乐坏”、“栖栖惶惶”等等，说到“忧患意识”。说起朱熹，他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宋明理学的体系，也是因为有佛教、道教等等的压力。这些经历和表现实际上都是“中华型”农业文明精神的一种继续。
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的著作《历史研究》，解释世界各文明的兴起和衰落，也是提出了“挑战－应战”的模式。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殷商、西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粮食作物的品种一直是以“小米群”粟、黍、稷为主。根据于省吾先生对殷商甲骨文的统计，黍字在卜辞中有一百零六例，稷有三十三例，麦有六例，禾有二十一例。又据刘毓瑔先生对《诗经》的统计，黍字有二十八例，稷有十六例，黍稷连称有十六例，粟有十例，菽有九例，麦有十一例，稻有六例。但是从战国以后，农业状况有所发展，以小米群为主的作物品种结构发生变化。首先是菽的生产不仅超过了黍、麦、稻等作物，而且与粟并驾齐驱，成为人们的主要粮食。据《孟子》、《荀子》、《晏子》等诸子及《战国策》等史籍分析，当时的习惯是以菽粟二物连称，而不再以黍稷连称。菽就是大豆。所说的粟可能就是殷周春秋时期的稷。
到了战国末年和秦汉时期，粮食作物的品种结构再次发生变化，主要粮食作物由菽粟变为粟麦，占据主食地位的菽又被麦所取代。
大豆也是中国的原生物种，尤其是在华北、东北等雨量比较丰沛的低湿地带，野生豆种很多。从营养的角度上，粟、麦等粮食作物的成分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大豆的成分中却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可以弥补缺乏肉类、鱼类的不足。
麦不是中国原生的物种，而是原生于高加索山脉西麓及西南亚、地中海一带，中国是后来引进的。但这一引进过程在史前时代晚期已经完成。到殷商和西周时期，在卜辞和《诗经》中已经有“麦”字。
从字形上看，谷类作物名称均从“禾”旁，惟独麦类从“来”旁，也反映出麦类是从外间传入的。
大豆和小麦的种植特点是需要更多的水。大豆的需水量比粟高，几乎是粟的三倍。小麦(冬小麦，汉代称为宿麦)是两年生植物，秋冬春三季都需要相当均匀的水分。这时候就需要有另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农业灌溉。
中国古代农业灌溉的记载，一般认为始于《诗经·白华》中的“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一句。到春秋时期，《左传》中最早有关灌溉的记载是襄公时期郑国子驷、子产的“为田洫”和使“田有封洫”。另据《淮南子》记载，春秋时期还有楚国的孙叔敖“作期思之陂，而灌雩娄之野”。不过这三条记载都不明确，过于简略。所以，也有学者如黄耀能先生在《中国古代农业水利史研究》一书中认为，到战国初年西门豹引漳水溉邺，才是“中国古代凿渠引河水灌溉农田的最早记事，也是中国古代北方经营渠水事业的开始”。
据《史记·河渠书》记载，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邺为魏文侯时都城，其地在今河北临漳西南，北距后来赵国的都城邯郸仅六十里。河内为地区名，春秋战国以黄河以北，漳水、太行、王屋山以南为河内。褚少孙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又详细补记了西门豹发民开凿十二渠的经过，同时也生动叙述了西门豹惩治河伯娶妇恶俗的著名故事。又据《吕氏春秋》记载，梁惠成王(魏襄王)时，上距西门豹治邺已近百年之久，所凿十二渠荒废，所以又有史起继为邺令，重新加以疏通。《汉书·沟洫志》、《水经注》、《括地志》等书都曾论及此事，左思《魏都赋》中也有“西门溉其前，史起濯其后”之句，说明到汉魏时该渠仍然存在。至于十二渠的成效，《水经注》说它所流经的地区“咸成沃壤”，《吕氏春秋》中并且有“终古斥卤，生之稻粱”的记载，说明它成效显著。以后，灌溉技术由魏国西传到秦国。秦国相继兴修了都江堰和郑国渠两个水利工程，掀起了战国秦汉兴修水利的高潮。西门豹所凿十二渠的长度不超过二十里，而郑国渠连接泾水和洛水，自西向东绵延三百余里，灌溉面积有四万多顷。渠水所经之处咸成沃野，每亩所收高达六斛四斗。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先后开凿了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和湋渠等。这些水利灌溉工程大都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集中在关中一带。与此同时，淮济之间的鸿沟、邗沟古运河水系，河南及淮汉流域的陂水事业也日益开辟和完善。特别是由东汉庐江太守王景所修复的芍陂（又名期思陂），周回百二十余里，尤为著名。
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灌溉开始得特别晚，比古印度文明几乎要晚四千年，是世界各古代文明中灌溉起源最晚的。在史前、殷商和西周的考古遗址中，至今未发现灌溉的痕迹。古代先民所居住的地方均为台地或小丘冈，在有效地防止水害的同时已难以再从事灌溉。即使是在灌溉云起以后，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常常是为了许多其他的目的，比如漕运和交通、以邻为壑、防治水患等等，许多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直到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才骤然开始。与此同时，由于有了铁器和牛耕等新因素的介入，到战国秦汉时期，北方的农业就由过去比较粗放的经营转为比较集约的经营，过去遍布各地的分散的农业“点”也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统一的农业“区”，冀朝鼎先生称之为“农业基本经济区”。
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冀朝鼎先生。
冀朝鼎先生号筱泉，山西汾阳县人，生于1903年。1927年加入共产党，
1916年考进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9年因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而被拘捕。1924年清华毕业后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历史，一面学习，一面担任芝加哥留学生会会长。1927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帝反殖大会，遇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经过中共代表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低潮，而冀朝鼎先生成为了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留美学生。1940年初，冀朝鼎先生回国。起初在国民党政府内从事秘密工作，历任平准基委员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要职。建国后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等职。1963年逝世。冀朝鼎先生的弟弟冀朝铸，也很著名，哈佛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周恩来翻译，被称为“中共王牌翻译”，“第一翻译”，历任驻外大使、联合国副秘书长。
冀朝鼎先生工于书法，尤擅魏、颜两体。据传，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魏碑字是他所写。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原名叫做“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文书名是冀朝鼎先生改题。
但是，冀朝鼎先生有一部著作，就是他的博士论文，1936年在英国出版，在英美经济界享有盛名，被当作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李约瑟博士评价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这本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名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应当是中国文化史里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但是学者对此书很少提起了。
在这本书中，冀朝鼎先生解释“农业基本经济区”的含义是：不仅农业生产较其他地区优越得多，呈现出高度的自给自足，而且还处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直接控制下，是国家政治的强有力支柱，“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
冀朝鼎先生指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基本经济区的范围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地区，也就是关中、中原、齐鲁三个地区。稍后，四川、巴蜀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到三国、晋和南北朝时期，长江下游逐渐得以开发，隋唐至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迅速发展，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冀朝鼎先生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农业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不是单纯的农业概念、经济史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概念将农业与政治连接起来了。从从政治的角度上看，中国古代文化以政治为核心，重视政治行为，孔子说“人道政为大”，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从旱地农耕方式的角度上看，中国古代文化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农业文化”、“中华型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