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据讲课录音整理）
（本讲板书：王献唐 史念海）
1902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先生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刊载《论中国先生思想变迁之大势》。在第一章《总论》中，梁启超先生曾用近于欢呼的语气赞美自己的民族，说道：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今试一游其墟，但有摩诃末遗裔铁骑蹂躏之迹，与高加索强族金粉歌舞之场耳。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此后且将汇万流而剂之，合一炉而冶之。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吾当草此论之始，吾不得不三熏三沐，仰天百拜，谢其生我于此至美之国，而为此伟大国民之一分子也。
我也想为自己的民族欢呼。生为一个中国人，我在心中甚至隐约着永远的激动。
中国古代先民的较早的记载可以上溯到炎黄时期。春秋以后中原民族自称为华夏族，汉以后称为汉族，后世子孙都尊奉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自称“炎黄世胄”、“炎黄子孙”。就像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一样，“炎黄”被认作中华民族的始祖，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但是从史实上看，“炎黄”的冲突与融合不是这样整齐单一的，而是有着十分曲折委婉的情况。
我从1990年开始写《燕赵文化》，1998年再版的时候，我在后记中说：
年轻时喜欢听民族音乐，听了几场民族音乐演奏会，满、回、蒙、藏俱全，就是没有汉族的音乐，汉族不是一个民族吗?我想听的是汉族音乐，确切说是汉族的传统音乐、古典音乐，直接地说，我想听古琴。我把古琴看做是汉族的传统音乐，但是在民族音乐演奏会上听不到。
我由此想写一写汉民族的文化史，地非山岭江海，人非深目高鼻，但是它有它的生存，有它的文化，有它的苦难，有它所最为急待的现代变革。汉民族文化是一种平凡而寻常的文化，给它下个定义，它就是一种平原地区的旱地农耕文化。我以燕赵区域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一个典型，而汉民族文化又是全国各民族文化的典型。
我们现在看少数民族，从边远地区的环境，到衣着服饰礼俗，到相貌，都有自己的特色。汉族是最大的一个民族，但是你无论走到哪儿，自南徂北，自东徂西，除了方言口音之外，饮食住宅，各方面都差不多。从领袖，到学者科学家，到农民，都穿西服。日本、韩国是西化、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可是他们的民族还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汉族是最大的民族，现在没有什么特色。
我在四月份刚刚去了陕北黄陵县，参观了黄帝陵。感觉黄陵全都是象征意义，缺少文化内涵。黄帝族的文化，是在祖庙中祭祀，墓葬是不封不树的，炎帝族才实行野祭。可是后人修了黄帝陵，黄陵旁边又另有黄帝庙，这边祭了，那边再祭。佛教礼佛是使用香火，黄帝族的传统是使用清酒。现在一律烧香燃烛撞钟，这是佛教的文化。工作人员身穿便装，有的就是西服，告诉你香要朝向哪一边，几枝几枝代表什么，财务人员在一边收钱。《礼记》中说：“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孔子解释礼之本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现在人祭祖，是引导人们给自己求福，求宽恕，而不是敬重祖先，继承传统。孔子说：“克己复礼。”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现在既不“克己”，也不“归厚”。
我在黄陵前也磕了头，烧了香，默念着五月开讲“中国文化史”的事。
中国古代自上古至先秦时期，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一次变革是在商周之际，王国维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再一次变革在战国秦汉之际，赵冀《廿二史劄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说：“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至战国则布衣起而游说，又起而为将，汉初则一时将相皆出布衣，为前所未有。汉以后废分封，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除吏皆自天子，行征辟、选举、科目以选官，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法荡然净尽，为前所未有。在这两次变革之前还有一次大的变革，就是炎黄之际的变革。中国古代华夏民族的起源以及很多文物制度和创造发明的起源，均可以上溯到黄帝，因此炎黄时期的变革可以说是古代社会中最早的一次变革。在这次变革中，产生出了古代民族融合的最早模式。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指出：“炎黄之战乃民族之战，黄河流域争夺之战。”
王献唐先生，1896年生，1960年去逝。山东日照人。原名琯，号凤笙，又号凤生、凤南、凤夫、齐伧、泮君、雨窗、三家村人、柱下小史、五砚主人、百汉印斋主人、向湖八二老人、木石盦主，斋号双行精舍、海上蜷庐、五灯精舍、五灯皕玺之馆、泮楼、岫云书窠等。1913年毕业于青岛礼贤书院。曾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兼山东大学教授，中央国史馆总干事、副总纂修。建国后，历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治学范围广泛，历史、考古、文字、音韵、训诂、金石、书画、货币、版本、目录等无不涉猎。工书法、绘画、篆刻。著述甚多，有《公孙龙子悬解》、《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黄县█（上巳下其）器》、《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王镫精舍印话》、《那罗延室稽古文字》、《双行精舍金石文》、《二百镜斋铭文》、《十钟山房金文》、《汉魏石碑残字》、《平东印废藏印》、《齐鲁陶文》、《临淄封泥》、《两汉印帚》、《古文字中所见之火烛》、《国史金石志稿》、《春秋邾分三国考》、《三邾疆邑图考》等多种，编为《王献唐遗书》。对山东出土的商周铜器、汉画像石和邹滕陶文、临淄封泥等多有收集研究。王献唐先生还有一部著作，叫做《炎黄氏族文化考》，是他未定稿的遗著，
1985年由齐鲁书社出版了，作为《王献唐遗书》的一种。现在大家都知道王献唐先生是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考古学家，也偶尔提到他的著作，但是很少有人提到他的《炎黄氏族文化考》，其实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介绍王献唐先生。
从文献方面看，上古时期最早出现而且影响较大的有三个部族，一是太暤帝宓羲氏，二是炎帝神农氏，三是黄帝轩辕氏。这三个部族的姓氏不同，特征鲜明，绝不容易混淆。太暤为风姓，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风、姜、姬即为中国最古的三大姓。《尚书》孔安国序说：“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人们常说的“三皇五帝”，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以宓羲、神农、黄帝为三皇。
太暤宓羲的事情与本讲的主题无关，暂且不说。但风姓为中国第一姓，我自己的书房题为“风波子书房”，“风波”二字来自《庄子》，同时也兼有姓的意思。
姜姓的炎帝族曾数世建国，炎帝不是一人之号，而是一代的通号。神农氏是其始封之君，第二代国君为炎帝柱，又称农、稷，第八代末帝为帝榆罔。《帝王世纪》说炎帝族建国“传八代至帝榆罔亡，合五百二十岁”。自神农氏以下，经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里、帝榆罔，传八世。《路史》又说炎帝族建国共传了十六帝。
炎帝族为姜姓，姜即羌，羌本羊。《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从人从羊。”炎帝族起源于西部的羌族，炎帝神农氏曾在今陕西扶风、姜阳一带的姜水居住。姜水亦名羊水，因西部地多产羊，以牧羊为主，即以羊为氏族名称，又以氏族名称为所居地名和水名。炎帝族最初也是游牧民族，族人头上戴羊角为饰。炎帝族从今陕西西部沿渭水向东迁徙，沿着黄河南岸到达今山东境内，又从山东渡河北迁，与黄帝部落相遇。炎帝族起源于西部黄河上游，鼎盛时期的活动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炎帝族较黄帝族进入黄河流域即中原区、华夏区的时间为早，是在黄帝族到来之前的土著民族。《帝王世纪》说神农氏“长于姜水，初都陈，又徙鲁”。自神农时起，炎帝族开始耕稼，进入中原居陈留、修武、长治一带为中心后，即以农业为主，素有擅长农业的传统。
到黄帝族代立以后，炎帝族多被强迫迁徙到四方边境之上，称为戎狄夷蛮。其中徙居到东部今山东境内的炎帝族后裔最为集中，被统称为东夷。据王献唐先生研究，自商周直到春秋时期，在山东中部、东部都存在着一支庞大的姜姓统治集团。
黄帝族应当也不是一人之号，是一代通号。黄帝部落从今陕西北部向东迁徙，沿着北洛水南下，在今大荔、朝邑一带渡过黄河，又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西麓向北，最后沿着桑干河走出山岭，在今河北北部涿鹿、怀来境内的平原上定居。在与炎帝族发生接触时，仍以游牧为主，擅长狩猎征战。《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族“以师兵为营卫，迁徙往来无常处”。
游牧的黄帝族与农耕的炎帝族发生冲突，战争十分激烈，并且持续反复。比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即黄帝与炎族末帝榆罔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和共工与颛顼争帝的不周山之战。
第一次阪泉之战，是黄帝与炎帝族中末帝榆罔的战争。炎黄两个部落在阪泉地区发生激战，史称“阪泉之战”。《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此事说：“轩辕之时，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第二次涿鹿之战。榆罔战败后，同族中的强项者蚩尤起而与黄帝相抗，战于涿鹿之野，三年九战，被黄帝擒杀。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蚩尤传说，在冀州等地多有蚩尤祠，当地设坛为祭，祭祀蚩尤神。于每年十月祀之，谱以乐章，象以戏舞。祭祀时，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间称之为“蚩尤旗”。古人又称彗星为蚩尤旗，见之必动干戈。相传黄帝还曾画蚩尤像以威天下，后世于是以蚩尤为战神。冀州民间还有蚩尤戏，即角抵戏，将蚩尤神化为牛耳、牛脚、牛蹄、鬓如剑戟、以角抵人的形象，表演者头戴牛角，两两相抵。
第三次不周山之战。到帝喾、高辛时，炎帝的族裔共工据冀方与高辛争帝，壅防百川以敌黄族，被斩于中冀之野。《淮南子》记载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其余较小规模的战争尚有多次，史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凡五十二战，天下大服。
炎黄冲突的结果不是一个部落消灭另一个部落，而是两个部落的文化叠加在一起。部族联盟的名以战胜者一方的名号命名，称黄帝而不称炎帝；在生产方式上，黄帝族则接受了炎帝族的农耕文化，彻底改革了以往的游牧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部族之间的血缘融合和统一兼并战争，这三个重要的因素同时反映在“炎黄”这个最久远的传说上，不是偶然的。炎黄的传说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长久不变的基调。
黄帝族以武力征服炎帝族以后，对于被征服的炎帝族采取了几个措施。
第一，将炎帝族中的桀骜部落驱逐出黄河流域，流放到边远地区。这些部落分居于中原的东南西北各边区，总称为夷，也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后来山东的邾、莱、莒，山西的潞氏、赤狄、白狄，陕西的姜戎、陆浑，江汉的三苗诸蛮等等，均为其后裔。
第二，黄帝族与炎帝族实行通婚的制度。黄帝族男子娶炎帝族之女为妃，如帝喾所娶四妃为姜嫄、简狄、庆都、常仪。姜嫄为有邰氏。简狄为有娀氏，娀即戎。庆都为陈酆氏，陈为炎帝之都。常仪为娵訾氏四人均出自炎帝族。与夷族通婚的习俗直到春秋时仍然十分盛行。
黄帝族与炎帝族所生之子往往又被分封在其母族所居地，以其族女子所生还制其族。最初是以此求得怀柔的效果，但久而久之，则被母族所同化。最初，土著族为炎帝族，君主则为黄帝族，久则不可复分，所以后人有称为黄帝后者，又有称为炎帝后者。如黄帝元妃嫘祖为炎帝族女，生龙苗，传至卞明，降居南方，生白犬，为蛮人之祖。黄帝次妃嫫母生苍林，苍林生始均，居北狄，为狄人之祖。黄帝之子帝鸿，釐姓，炎族所出，生白民，为夷人之祖。少昊之子般，炎族所出，传至虞帝，投之幽州，为阴戎之祖。
第三，炎帝族在农业及社会文化许多方面都较黄帝族先进，黄帝族征服了炎帝族以后，有些文化渐归淹灭，有些则被继承下来
，在继承的同时，又对炎族的文化进行了改造和发扬。
炎帝族的风俗是被发(披发)、左衽，或用黑巾裹头，周秦时称平民为黎民、黔首即来源于此。脚下穿屦，汉以后发展为履。携带重物时，男子用肩负，女子用头戴，即顶在头上。头戴时用竹条编结成篓装物，至战国秦汉时仍有夫负妻戴的习俗，后则传至朝鲜、安南。居室架木为巢，称为重屋，后发展为楼榭。炎帝族的乐舞名为株离，乐器用土烧制成土鼓，即后来所称的缶。炎帝族的起源与羊有关，至秦汉间讹传为牛，将蚩尤神化为牛耳、牛脚、牛蹄，演变为角抵戏，此为体育、杂戏的起源。古代称俳优为侏儒，古有乐人亦名伶侏，因炎帝族人擅长乐舞而身材矮小，故以之命名。古代术士也称为儒，儒也因炎帝族而得名。丧葬之俗，黄帝族不重墓葬，墓葬不封不树，祭祖均在宗庙、宗祠或家中进行，炎帝族则注重野祭，今仍有墓祭之俗，即源于炎帝。古代炎帝族多美女，所以形容女子美貌的字多出炎帝族，如姝，刍（女旁）、婤、媌、婥、姿、娇、媛。古代婚娶最初为劫婚，婚从昏，即昏暮，而娶又写作娵，说明劫婚的风俗曾在炎帝族中流行。又妻字与夷同音，妻之姊妹又称为姨，姊妹同嫁之俗与妻、姨等字也因炎帝族而得。炎帝族信神习巫，跳神祭神都源于炎帝族。八卦、易经、历算及本草等医书最早也都溯源于炎帝。天文中的十二分星之说和二十八宿之名也起源于炎帝。在天有十二分星，在地为十二域，每一星主一域，叫做分野。如鲁在十二分星中为降娄，在二十八宿中为娄和奎，卫的分星为娵訾，燕的分星为析木，本是炎族旧居，因此其上所对应的星宿也以炎帝族名命名。
最能说明炎帝黄帝二族文化之间继承和改造关系的是农业问题。中国古代农业发明的传说有两支，一支为炎帝族的神农，一支为黄帝族的后稷。炎帝族发明农业自然较黄帝族为早，族人中除神农外又有炎帝柱，为烈山氏之子，曾周历名山，辟田垦土，兴于谷帛，化于市鄽。而黄帝族在继承了炎帝族的农业传统的同时，又推举出自己的族人后稷，称他为农业的发明者，在名位上与炎帝族相齐。古代在年终时设祭称为腊，腊有八神，首为先啬，次为司啬，先啬即神农，属炎帝族；司啬为后稷，属黄帝族。今腊八节由此而来。后稷名弃，母姜嫄，为有邰氏之女，帝喾元妃。姜嫄即炎帝族之女。后稷封于邰，从其炎帝族的母家学会农艺，因此在虞舜时，典司农事，有“后稷”的称号。黄帝族为了泯灭炎黄的界线，一再推崇后稷，最初则有炎帝神农为先啬、黄帝后稷为司啬的腊祭，其后则传出两个后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再后，到《诗经》、《尚书》、《史记》诸书，就完全改宗后稷弃，而不宗炎帝柱，炎帝族发明农业的史实反而湮没无闻、追溯不清了。
炎黄民族的这一融合方式，在后来的周秦各代多次沿用。周人、秦人最初僻居西陲，与戎族杂居。周人的祖先弃居邰（今陕西武功），公刘之子庆节时迁居到豳（今彬县），太王古公亶父时又迁到渭水上游的岐（今岐山），周文王武王迁到丰镐（今西安），最后定居下来。周人在公刘时尚处在“戎狄之间”，到古公亶父时“乃贬戎狄之俗”，大力发展农业，后来成为以擅长耕稼而闻名的民族。
秦人都邑的迁徙前后共有十一次之多。初期的都邑西垂、犬丘、秦三处都在陇坻以西，西周的东迁给秦人以很好的发展机会。于是秦人越过陇山而东，沿渭水而下，到达了周人最初的居地，建都于汧渭之会的平阳（今岐山）和雍（今凤翔）。战国时再次向东发展，先后迁至泾阳（今泾阳）和栎阳（今临潼）。栎阳“北却戎狄，东通三晋”，处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界上，于是到秦孝公时又再次迁徙，最后定都在咸阳，此时上距周人定都丰镐已有近七百年。随着都邑的东迁，秦人也由原来被中原各国“以戎狄视之”的偏远诸侯，发展成为注重耕战、堪与中原各国争霸的强盛大国。
周人后来征服了先进的殷商，反而以崇好稼穑自居。而在周人的史籍中，殷商文化的真实面貌亦不见记载。或许在后来周人的文化中原为殷商文化，而为周人冒名顶替的就有不少。秦人征服较为先进的山东六国，自以为功盖三皇五帝，足为万世法式，六国史书均下令焚毁，唯留《秦记》，也具有掩盖史实的目的。
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有一个特点：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华夷之分，中原各国为黄帝后裔，自称为华夏，而称周边各游牧族为戎狄蛮夷。其实这一时期戎狄蛮夷与华夏虽有饮食、衣服、贽币、言语的不同，却已没有种族上的区别。如姬姓、姜姓诸戎本亦炎黄之后，与中原各国同族；白狄为姬姓，应为黄帝后裔；北方的匈奴族尧时称荤粥，周称猃狁，其先祖为夏禹的后裔。戎狄蛮夷与华夏之分，归根到底是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之分。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指斥“蛮夷猾华”，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明夷狄之分”、“尊王攘夷”、“内诸夏而外夷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五胡乱华时说：“怨恨之气，毒于骨髓”。究其实质，也是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之分。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此时不管是什么民族，谁进入中原，谁接受农耕生产方式，谁就是华夏族，否则就是夷狄。夷狄可以进而成为华夏，华夏也可以退而成为夷狄。孔子说：“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如周人和秦人，在接受了农耕文化进入中原以后，照例都由夷狄之俗转为华夏之礼，由“逆取”转为“顺守”，以农耕文化自居，转过头来对于尾随其后试图靠近中原的戎狄部落，即使是其原来的同族，也极力抵斥，划清界线，“贬戎狄之俗”，而“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
春秋战国时期以农耕方式作为划分华夷的界线的观念是进步的，即使到了汉代以后，在汉民族与北方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昭武九姓胡、契丹、女真、蒙古各族在血缘和体貌上的差别重新显著起来以后，这一观念的影响也仍然存在。
华夏族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变动的开放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都有新的因素加入其中。关键是看谁能更好地完成农耕方式的转变，谁能对农耕文化有所维护、发展和创新。这就真好比是河海容纳百川，汪洋澎湃而不厌其多了。
说到农耕方式，就不能不提到史念海先生了。史念海先生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述，指出在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北部农耕地区与游牧地区之间有一条分界线。
史念海先生，字筱苏，山西平陆人。1912年6月24日出生，于2001年3月在西安逝世，享年90岁月。早年就学于北京辅仁大学，1946年以后先后执教于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任教授、历史系主任。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唐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名誉院长、唐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主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与上海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齐名，世称“南谭北史”。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是顾颉刚先生，史念海和谭其骧都是顾颉刚先生弟子。史念海先生的主要著作有：《河山集》1－7集、《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先生合著）、《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与曹尔琴、朱士光合著）、《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古都和文化》、《唐代历史地理研究》、《西安历史地图集》（主编）等。其中《河山集》第一集，三联书店1963年出版，论述了很多关中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以及农牧分界线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与现代主权概念完全不同。古人所说的国家、天下，用东南西北四方表示，东面南面到海。北面到燕山、大漠，西面到垅坻、葱岭、沙漠。基本活动区域是以地形地貌为局限的。这东南西北四方，从东北到西南划一条斜线，就是农牧分界线。
据史念海先生所说，秦汉时期的农牧分界线是在碣石到龙门一线。从东部起由滨海的碣石(今河北昌黎)向西偏北，沿着今燕山南麓西行，再折向西南，经过恒山(在今河北唐县西北)和汾水上游，循吕梁山而至龙门(在今山西河津、陕西韩城之间)。南方多清江，北方多雄关。在燕山、恒山和太行山北端排列着有许多关隘和塞道，从东向西有渝关(隋筑，今山海关)、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居庸关(又名蓟门关、军都关)、紫荆关(又名五阮关、金陂关)、常山关(又名鸿上关，今倒马关，有飞狐口、飞狐道)、井陉关(又名土门关)等等，有太行八陉之说。这些边邑关隘和塞道都是联系汉地农耕地区和北方游牧地区的门户。
中国古代的农牧冲突与民族融合，基本上沿着这条分界线展开。
自炎黄以后，各个时期的民族融合还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注重华夷之分，归根到底是游牧生产方式与农耕生产方式之分，前面已经说过。
秦汉时期，北方匈奴曾一度强盛，但是不进入内地。匈奴仍然保持着其原有的游牧传统，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说：“汉人得匈奴地，则泽卤不可耕；匈奴得汉地，亦终非能居之”，且匈奴“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说明匈奴人与汉人在物质利益的需求上是互相排斥而不相通容的。在汉武帝时强大，三次主动出击以后，匈奴举族西迁，经西域过葱岭到达中亚，连带着月氏、乌孙各族也都西迁而去。这一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融合只是以少量部族和单个人的方式进行的。
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先接受汉族的影响，再逐渐融合；先汉化，再进入中原。当时有所谓“五胡”：匈奴、羯、氐、羌、鲜卑。史称“五胡乱华”，很多人认为五胡时期中国社会一片混乱，一篇黑暗，其实不尽如此。
南匈奴自从东汉初内附，世居今山西忻县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刘渊曾作为匈奴侍子住洛阳多年，随汉儒习经史、用汉名，建国后自称大单于，又称汉王，以刘汉正统自居。羯族役属于匈奴，称为“匈奴别部”，西晋时已入塞，在今山西榆社一带与汉人杂居。石勒曾被汉人捕卖于山东茌（chi）平，取汉名，建国后称赵，推崇儒学，战乱中将汉族士大夫编在一起加以保护，名为“君子营”。慕容鲜卑西晋时在今辽宁锦州一带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很多北方士大夫和汉族百姓前往避难。慕容廆重用士人，创设制度，讲授经学，至其子慕容皝时建立前燕。氐族和羌族在西晋时多已移居关中、益州，不少人散处中原。公元329年，后赵迁秦雍氐羌十五万落于中原，后由氐人苻健率领西归，回到长安建立了前秦，重用汉人王猛，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后来到羌人姚苌建立后秦时，仍能讲经论道，提倡儒学。拓跋鲜卑世居盛乐(今内蒙托克托)，后迁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前后，曾强徙山东六州汉族吏民等三十六万口到平城，配给耕牛，计口授田，重用汉人崔宏、张兖等人，同时向北极力防御游牧的高车和柔然。
五胡及北魏在进入中原建国前后，已普遍接受农耕方式，普遍重用汉族士大夫，其经学水平之高，就是正朔所在的东晋南朝也未能远过。自西汉以来兴起的北方门阀士族在此时期也发展成熟，以其不同的特点而与南方士族分庭抗礼。这就大大减轻了五胡乱华中民族冲突的一面。因此，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前秦与东晋的对峙，公元450年瓜步之战北魏与元嘉之治下的刘宋对峙，以及东晋的数次北伐，都已不是民族战争，而是统一兼并战争。后来隋、唐两个政治集团都源出于北方，也说明正是五胡比较深入的汉化和比较深入的民族融合，为后来农耕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迎来了转机。
正是由于北方五胡汉化的程度较为深入，以至出现了胡人忧虑汉化速度过快的现象。与此同时，汉人则又往往主动安排胡人内徙。早在西汉初期，投奔匈奴的燕人中行说就曾比较胡汉的短长，提醒匈奴说：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但逐水草而居，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事简易行，宽则人乐无事，急则人习骑射，是匈奴之所长；汉族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疲于作业，是汉人之所短。曹魏时，拓跋鲜卑力微之子沙漠汗留质洛阳，居住了八年，回国时部落大人害怕沙漠汗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将他杀死。拓跋珪之子拓跋嗣继位后，曾急于迁都邺城，崔浩担心拓跋族汉化程度太快，会失去所长，因此极力阻止，说：“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我轻骑南下，百姓望尘慑服，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到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用汉语、汉服、汉姓，改代人籍贯为河南洛阳籍贯，死后葬洛北邙山，并任用汉人儒士，于是宗室及族人往往不乐，以至发生了太子元恂和大臣穆泰、陆叡等人的谋反和叛乱。孝文帝曾经对陆叡说：“北人每言北俗质鲁，何由知书，朕闻之，深用怃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顾学与不学耳。朕修百官，兴礼乐，其志固欲移风易俗。朕为天子，何必居中原，还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闻乃广博。若永居恒北，复值不好文之主，不免面墙耳。”其深思熟虑及坚毅决心，正与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相类同。所不幸的是，北魏自迁都以后不出三十年，由于北方汉化程度最轻的六镇发生兵变，终使北魏被后起的政权所推翻。北方各胡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在接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对汉地原有的生活习俗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时，洛阳贵族“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裤口”。北齐时，颜之推说中国南北方音是：“南染吴越，北杂夷虏。”自两晋时起，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一些最具特色的部分都发生了变化。如坐卧由用席、跪坐变为用床用椅，烹饪由以烹为主变为多用炙法，服饰由宽口变为紧袖，语言由古雅变为白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北方各胡族的首领凡是略能通晓汉籍的，也首重史书、兵书。刘渊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刘聪通《孙吴兵法》，刘曜尤好兵书，石勒使刘征、任播授石弘以兵书，刘和习《左氏春秋》，刘宣好《左氏传》，石勒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经书和史书是两种不同的分类，“经书”意为最重要的典籍，其中《诗》是文辞，《礼》是交接，《书》是政事，《易》是变通，《春秋》是记史。《春秋左传》既是经书，又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史籍。经书和史书如果不考虑其繁缛的注疏与空洞的微言大义的话，都是实用性很强的书籍，所言不外王侯将相取位守成之事。所以经史之文尚质平，而诗词文赋则贵在曲折动情。
隋唐时期的民族融合，具有“胡化”和“汉化”二种倾向。
隋唐皇室的血统中，就多有鲜卑民族的混血，如隋文帝皇后独孤氏是鲜卑显族，唐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之妻窦氏，唐太宗李世民之妻长孙氏，也都是鲜卑显族。元初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
唐玄宗时，设十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王朝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不是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间的华夷之争。唐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间始终处在长期藩镇割据之中，节度使的建置一度几乎遍布全国，藩镇割据的核心称为“河朔三镇”，河朔三镇等节度使独立行使地方军权、政权、财权，土地民赋非天子所有，号令征伐非天子所出，实际上处于地方割据的状态。
安史之乱的首领安禄山、史思明等就多为胡人，安禄山为“羯胡”或“柘胡”，羯胡就是昭武九姓胡，本月氏人，以曾居祁连北昭武城故名。唐史中又称昭武九姓胡与突厥族的混血为“杂种胡”，安禄山父是昭武胡人，母是突厥人，故又被称为杂种胡人。史思明也是杂种胡人，其余各游牧部落胡人如契丹、奚、高丽、渤海等还有不少。安禄山用来作战的精兵有“曳落河”(同罗、奚、契丹降卒)和六州胡(河曲六州突厥)数万人。“曳落河”是一种义子制度，使军中将帅同时也具有父子关系。不仅蕃将习于此制，汉人将领也习于此制，如田承嗣、薛嵩等人虽是汉人，实同蕃将。唐史中称：“彼幽州者，近染禄山、思明之风，”“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陈寅恪称河北之地是“胡化深而汉化浅”。其军队不论是何种族，实亦同于胡人部落，所以称之为“胡化”。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说：“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有胡人子胤，又从而萌发胡心，说明胡化程度已经比较深了。
“胡化”是与“汉化”相对而言的，是在汉化之中又保留有胡族的若干特征，而不是完全成为胡族。唐代河北的藩镇可以说是汉族农耕经济与游牧族部落军事制度的结合。司马迁称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地边胡、数被寇”，其民“羯羠不均”、“雕捍少虑”，呈现出“胡汉杂糅”，胡化、汉化同时存在的现象，自古而然。唐代的藩镇自安禄山时即特别重视农桑，大力发展军屯，作为长期割据的基础。“河朔三镇”的将帅中，有不少人世居河北，并且能够保持自古以来尚豪侠、工骑射、务农业、崇儒学的文化传统。如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以豪侠闻，既得志，使老弱耕，壮者在军。田悦，轻财重施，剽悍善斗冠军中，开馆宇礼天下士。罗弘信，魏州贵乡人，善骑射。罗绍威，少有英气，性精悍，多聚书，至万卷。江东罗隐工为诗，绍威厚币结之，通谱系昭穆，因题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刘怦，幽州昌平人，少为范阳裨将，积功至雄武军使，广垦田，节用度，以办治称。李济，游学京师，举进士第。李载义，自称恒山愍王之后，性矜荡，好与豪杰游，力挽强搏斗。张仲武，范阳人，通《左氏春秋》。李匡威，范阳人，性豪爽，恃燕蓟劲兵处，轩然有雄天下意。刘仁恭，深州人，为人豪纵，多智数，有大志。可见胡汉的影响是双方面的，既有胡化的一面，也有汉化的一面。河朔三镇中的胡族将领固然普遍工于骑射，而世代久居燕赵，娶妻生子，受汉人影响，居然也能披读汉籍。如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人，为范阳将张锁高义子，其子李惟诚尚儒术，其孙李铢好学多识，有儒者风。王廷凑，本回纥阿布思族人，自曾祖为成德将，喜读《鬼谷》、兵家诸书。
但是到宋元明清时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先进入中原，再逐渐汉化；先军事和政治统一，再恢复和发展经济。
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出现了蒙古汗国那样空前绝后的强大势力，达到了高潮，而汉地的官僚政治统治却日趋僵化，由盛转衰。在此以前，汉地对北方游牧民族一般都采取和亲、册封和使其内附的政策。在此时期，已不再和亲，除北宋曾册封西夏为夏国王和明朝任满人为建州卫都指挥使外也很少册封，像后晋称臣于契丹、南宋称臣于金的情况以前没有过。
南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失去均衡，北宋与辽长期对峙在燕云十六州一线，幽燕以南千里之间地平如砥，自古以来素无险阻，于是宋人决通河陂，依水为寨，据守瓦桥、益津、高阳三关，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
契丹和金攻克后晋和北宋的都城汴京，金攻克南宋都城临安，长驱直入又迅速返回，这种情况以前从未有过。北方游牧民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入中原腹地，像蒙古和清更是以游牧民族在汉族农耕区内建立统一政权，这种情况以前没有过。
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国都城建在华北北部的燕京(今北京)，以后历朝也都在此建都，这种情况以前也没有过。
各游牧族的汉化进程比较缓慢，先进入中原，再逐渐汉化。
女真在1115年建金国，1129年就已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1133年，金下令从东北地区迁徙女真人于华北汉人地区，“命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到华北后，便“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但是到1214年遭受蒙古的攻击南迁开封时，仍有屯田军及其家口百余万人相随而往。女真族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得地不能以自活”，全靠金政府供应的口粮维持生活，其融合之缓慢，上距进入汉地已有80余年。
契丹在907年建辽国，936年即已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地。至1125年辽亡，其间190年，契丹族人仍主要居住在以上京临潢府(今内蒙林西林东之间)为中心的宜牧地区，以渔猎畜牧为主，幽燕地区基本保持汉族人农耕的原状，官吏也多由汉人担任，胡汉分治，二族在血缘与农耕方式上的融合并不显著。
蒙古自1215年攻占燕京，至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其间将近半个世纪一度处于异常混乱和黑暗的状态。掳掠人口，重税勒索，许多州县被分封给贵族、功臣作封地，封地内的人民被看做是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徙。元世祖即位后政策虽做了很多调整，但元朝的民族融合仍十分缓慢。元代的皇帝自忽必烈到元顺帝，没有一个通汉文。元人、色目人官吏也“多不能执笔花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元朝的民族矛盾也是历朝中最为尖锐的，迟至1368年元亡前不久，伯颜等人还提出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而汉人也提出了“北人是主南是客”和“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先进入中原、先军事和政治统一再逐渐汉化和血缘融合：
蒙古和满族都是在初次进入华北平原以后不久就能够麾兵直入，几乎不经过反复，很快就可以控制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所有版图。蒙古占据河北和灭金，时间都很短，灭南宋只用了40年。满清的崛起是最为迅速的，清兵自入关至俘桂王不出20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建立后金，2年后开始向明朝进攻，5年后攻取了辽东七十二城，18年后控制了长城以北广大地区，28年后借助李自成灭明的机会攻占北京。攻占北京以后20年内就攻灭了福王、鲁王、唐王、桂王以及其他各支抗清势力，并于1683年攻下台湾。
满清在先进入中原、先军事和政治统一再逐渐汉化和血缘融合一点上，最为典型。
宋代以后的民族融合比以往规模更大，进行的过程更快，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间的差异更为显著，冲突也更为剧烈。从北方游牧民族的方面来说，战争主要是掠夺式的，而不是地方割据或统一兼并式的，因此它首先就表现为极大的破坏性。
公元946年9月，契丹耶律德光引兵南下占领后晋都城大梁，翌年春在大梁举行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但契丹人并没有在大梁留下来，而是尽载府库珍宝回了北方。同样，1126年金兵南下占领北宋都城汴梁，也没有停留，而是搜刮府库官民金银币帛、皇宫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书籍、府州县图，裹挟徽钦二帝、后妃、皇子皇女、贵戚、倡优、工匠等共三千余人，一并北去。说明在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很快，而生产方式上的汉化过程则要缓慢得多。
耶律德光占据大梁时，赵延寿请给契丹兵颁发廪食，耶律德光说：“吾国无此法。”乃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谷草”，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城市和村落受到极大破坏。庄季裕《鸡肋编》说：“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元好问《遗山文集》说赵州在蒙古攻金的战争结束后，“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房屋之外，树木特别是极具经济价值的桑、枣等树也遭到彻底毁坏。《辽史·兵卫志》说辽军作战，“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填壕堑。又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战争还造成人口锐减，《清世祖实录》说清初直隶“极目荒凉”，“百姓流亡十之六七”。
和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情形相比，南方这时已失去南北对峙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游牧族在实现了军事统一以后，也是以征服者战胜者的姿态出现，不让平原地区汉族原有的农耕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蒙古在占领河北以后，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在游牧族占领初期，政策上仍具有很强的军事化性质。耶律德光时契丹实行胡汉分治的制度，部落之事归北面宫，汉人租赋之事归南面宫，“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蒙古早期也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人之分。州县一级政权，辽有“头下军州”，以所俘掠的人口封赏契丹贵戚功臣而置，蒙古在河北时，仍是将州县作为“投下”封地分封给诸王功臣，所掠人口实际上具有官奴隶的性质。在土地政策上，金人内徙后将其原有的军事组织“猛安谋克”转为屯田军，计口给田，以充口粮。清初也令满人圈地，近京各县圈地总数达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四顷之多。旗人索保住在宛平县“横霸一方，田连阡陌，所招佃户，供其驱使”。焦国栋在宝坻县“横霸田土千余顷”。猛安谋克所占耕地又多不肯亲自耕种，或者佃给汉人，坐收租课，或者役使奴婢，金元所用奴婢多有二三百至上千者。更有甚者，则听由良田荒芜，砍桑伐枣，以为刍薪，经营上极趋粗放。土地荒芜之后，再重新圈占汉人良田，不二三年仍旧荒废。由此造成荒地日旷，即使在风调雨顺之年，田之荒者也动至百余里，“草莽弥望，狐兔出没”。蒙古初期还专占民田以为牧场，“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往往在所占据的汉地抓丁派役，《金史·兵志》称：“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边衅，辄下令签军，使远近骚动，民家丁男若皆强壮，或尽取无遗，号泣动乎乡里，嗟怨盈于道路。”不平等的民族压迫政策也给经济、文化带来极大破坏。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战争是有其必然原因而频繁发生的现象。战争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既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又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两个方面的影响不是均匀发生的，而是分为前期、后期而各有侧重。前期与后期的界线，就以唐代中后期至两宋间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重心的北移为标志。
唐中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北移，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折，古代社会的总体格局为之一变。在此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一向都是沿着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作东西向移动，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两者基本上是重叠吻合的。在此以后，则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相分离，形成南北纵向的结构以及两个重心的两极化局面。
上古传说中的部族大都不是沿着渭水向东迁移，就是沿着黄河向西迁移。到夏商周三代，大体是夏朝的政治中心范围在中，商朝在东，周朝在西。在较早时期的部族和王朝中，以周人和秦人的迁移过程在史料记载上最为清晰。周秦时期，周边游牧部族的冲突主要来自西面，周人和秦人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及早脱离近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一方面为了抵抗游牧部族的侵逼，都曾一次又一次地自西向东迁移，直到最后定居关中和中原为止，二者的迁移过程竟也十分雷同。
周、汉、唐三朝的政治中心均在长安至洛阳一线上。西周都丰镐，东周都雒邑；西汉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唐以长安为西京，以洛阳为东都。三朝的情况大体上是国家强盛富庶时都长安，不强盛不富庶则东迁洛阳。东周是由于躲避戎寇和王室衰微而东迁的。西汉初，高祖欲建都洛阳，娄敬进言劝阻，比较洛阳和关中一带的形势，说洛阳的“形势弱”，“居天下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关中的形势为“全胜”，“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如遇山东有乱，退则易于自保，进则可以“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张良也认为洛阳虽有东成皋、西殽渑、北黄河、南伊洛的险阻，但“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则东有殽函，西有陇坻，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汉高祖听后，即日发车驾前往关中。到东汉建立时，国力明显不如西汉强盛，远不足保有西域，近不足克制西羌，以至一度使关陇尽失，因而只有建都洛阳。在唐初，一旦关中地区遭到天灾，供给不足时，皇帝照例要率领百官到洛阳就食。直到唐玄宗时，国力强盛富庶，漕运成效显著，这一情形才得到改善。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南北纵向结构和政治经济重心南北两极化局面的出现，说明自古以来已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至此变得更加剧烈了。宋元明清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或者南下侵凌，或者入主中原，此起彼伏，构成了中国古代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不同生产方式间的冲突浪潮。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和政治重心的北移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虽然传统的农耕方式仍旧得以维持，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经过多次强烈的外部刺激，使得政治更趋集权，政治传统更趋保守和封闭。
这种变化对于我们个人也不能没有影响。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可是有时候细想起来，我自己不免有一些疑惑。
从血缘继承方面来看，在每一次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农耕民族的战争冲突之后，汉族地区特别是河北地区，都要经历一次汉族人口相对减少、北方民族人口相对增多的过程，战争平定以后，再逐渐地增殖。每一次反复之后，都有更多的北方民族血缘融合进来。我有时会想，经过多次大的融合之后，现在北方人血缘中的炎黄的成分是不是可以作一种匡算，到底还剩下百分之多少？可能数值非常小。
古代的民族融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以后，即使速度很慢，最终还是要汉化，包括改变姓氏。不出数十百年，移居汉地的北方人口一旦更易姓名，就很难再加区别，积习一久，两相忘怀。只有个别地方，经过专门的社会调查之后，才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发现。比如经过社会调查和文献印证，可知现在居住在山东章丘的术姓（原为术虎氏）、傌姓，河南固始县的祝姓（竹负之后），洛阳孟津、新安、渑池等县的李姓（木华黎之后），平顶山的马姓、宣姓，镇平、内乡、淅川、新野、南召、南阳六县的王姓，福建惠安的出姓，南安的黄姓，很多是元代蒙古人或者是色目人的后裔。又如清嘉庆年间，留居云南的蒙古人与丽江纳西族人融合后，以“和”为姓，时间久了，自己也以纳西族人自居。后来通过其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的印证，才得知其祖籍原系蒙古，于是将姓氏从“和”改为“元”。
像这种情况，如果说其中的一些希姓还会引起人们偶尔的注意，那么其中的李姓、王姓，粗略一看，恐怕谁都会以为它们是汉族大姓。像这种尚能得到某种印证的情况，在上古以来的民族融合中自然百不余一，绝大部分民族融合的痕迹都已不复可寻。登台怀古，而物去人非。如果要想从血缘上获得自觉的追念，严肃的继承，是非常困难的。隋末唐初的“山东豪杰”不复得知，北朝豪强士族之迹不复可识，炎黄之迹更是不复可识了。
所以还是春秋时期的华夏观念最具合理性：不管是什么民族，谁进入中原，谁接受农耕生产方式，谁就是华夏族。民族融合问题，归根到底是农牧冲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