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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大道――《庄子》内七篇自由境界的探讨（1）
落庵
从来研究《庄子》者，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其书环玮，其词参差。本文欲寻一方便法门，仅就《庄子》内七篇的材料，对其所言人的自由的问题，作一系统阐释。《庄子》内、外、杂篇的作者、年代问题，历来没有定论，本文也不打算作专门的探讨。但我以为，《庄子》内七篇的思想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不论其作者为谁（极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就其思想深度而言，足可以为一代宗师。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全面地提出个人的自由问题，并作出系统的阐述的。其实，纵观庄子全书，也总是在围绕着个人的自由这一中心问题展开的。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在《庄子》内七篇中，自由这一问题是怎样提出的。
一、“知”的质疑与问题的提出
西方哲学家培根曾讲过：“知识就是力量。”由“知识”的进路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不失为一路径。儒家的圣人孔子也曾说过：“知者不惑。”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人的困惑。从这一点上说，孔子所说的“知者”之“知”，其意义可以是非常宽泛的，甚至可以包含培根所谓“知识”。当然，孔子之“知”毕竟往往落实在“知礼”、“知人”上，进而最终达成“克己复礼为仁”的“仁者不忧”的境界。
庄子同样关注“知”，但是却首先对人的知识的能力表示了怀疑。一方面，我们的“知”是有限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个体之知的有限性，以有限之知焉能达到“不惑”的自由！另一方面，“知”的发生是不必然的，是偶然的：“夫知有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大宗师》）“知”有其客体，有其发生的环境，然而“知”的主体对于客体、环境的遭遇是不必然的，这就决定了“知”的发生的偶然性。以偶然之“知”又焉能达到“不惑”的自由！
这是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讲“知”，所谓宽泛，以“经验”言也。不过，庄子讨论更多的是价值判断意义上的“知”：所谓“是非”、“大小”、“寿夭”、“正处”、“正味”、“正色”、“仁义”等等。这就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没有一个共通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一点上庄子是悲观的。《齐物论》中有这样一个颇似于惠施的命题的命题：“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这样说，并非是为了惊世骇俗而至于纠缠于是是非非无穷之辨的境地，如《天下篇》对惠施的批判：“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这里无非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知”的差异性，进而否定有所谓天下之“同是”的共通的价值判断标准。上面我们提到过“知”有其所待的偶然的环境，这个“环境”，既包括地理的或自然的环境，也包括人文的或社会的环境，同时还有主体的自身条件，譬如“耳聪”、“目明”等。如此这般加诸人心，就构建了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成乎心”，所谓“成心”是也。每个人的境遇是不必然的，也是不必同、抑或必不同的，他所“成乎心”者也是不必然、不必同、必不同的。如果每个人各随其成心而师之――师心自用――的话，那么，甚至连泰山与毫末之大小、殇子与彭祖之寿夭，这样一些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也不能获得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究其实，则是在说“是非”的价值判断：“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标举儒、墨，以其为时代的显学也。儒、墨各执其所谓“同是”、“同非”以相是非，在庄子看来，皆出于“成心”；而儒、墨所追求的“同是”、“同非”，在庄子看来也不过是“劳神明为一”（语见《齐物论》），就象“朝三暮四”的猴子。那么，庄子的是非观又怎样呢？暂时还不知道：“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辨！”（《齐物论》）
看来对庄子来说，由普泛所谓“知”开启“不惑”的自由之路是堵塞了。知是有限的、偶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知的同一性是不可必、不可能的。但庄子又说：“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大宗师》），所谓“真知”是什么？朝三幕四的猴子是“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这里，“同”又指什么？
2000年06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