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时间能使人麻木，也能使人警醒。高适《宋中别周梁李三子》诗："俱为千里游，忽念两乡辞。我心不可问，君去定何之？"魏文帝《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我读《庄子》始于1982年，本书写于1985年，从成书到出版，已逾十年。十年回首，不堪凄楚。

本书的完成，特别要感谢我从前的几位好友，洪令德、龙耀林、薛东。没有他们有益的影响，本书不会写成。

1979年，我们同入学府。那时候的风气与现在全然不同，人们读新诗，热衷美学，珍重古典的东西，喜爱西方哲学，热情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思想。理科学生喜爱了解中国哲学，而文科学生也都选修高等数学。谁都知道舒婷、北岛，杨练常到北大讲演。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最抢手，社科院的"科学哲学"杂志最热眼，李泽厚的《美的历程》风靡全国，在西单新华书店买一套选印并不佳的《唐宋诗举要》队排成一条长龙。我们在学校里学历史，但我们修中文系、哲学系的课程，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汤一介先生的"魏晋玄学"，张世英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听西语系的"英诗"，数学系的小型学术讲座，直到选修德语、希腊语，同时拿每个月19元的助学金过生活，去食堂买5分钱一个的饭菜。"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当时人们精神上的富足与物质上的贫乏都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蓦然回首，浑如一梦。这固然是由于当时人们心质的淳朴，但与学府中历经已久的活跃的学术风气关系尤切。学府中虽则有十年学术荒疏之虞，但数十年的学术积淀与众多学术大师的风仪沾溉尤存，虽不能得周礼之郁郁文采，但夏礼在杞，殷礼在宋，蛛丝马迹隐然可寻。这一点至今思之，尚有感慨。

一入大学，便读《史记》。我喜欢这个开始，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向想读历史的朋友推荐一套适合的入门读物。后来我知道司马迁不只是史家，还是子家（当然还有最优秀的散文），《史记》中包含着中国古代第一部哲学思想史，其中也包括司马迁自己的思想。

与此同时开始读《论语》，不是当作哲学，而是为了修身。《论语》中所讲的，像"吾日三省吾身"、"君子怀德，小人怀惠"、"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都有很深的体会。

本专业的课程我读得最精心，可惜总不能得好分（除了"历史文选"以外），这促使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学上，并从而对以往泰斗们不拘一艺的治学方法有了更多的认同。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我很高兴这句指点。我尽量广泛地读书，通读了《资治通鉴》、《两唐书》和陈寅恪文集，选读了罗素的《哲学史》和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我听汤一介先生的"魏晋玄学"，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连讲台边的木地板上和课桌边的水泥台阶上也坐满了人，哲学系的学生每人发一份打印资料，而我们这些旁听生则没有，当时看着他们真羡慕得紧。汤先生讲课一板一眼，一个接一个地讲哲学范畴，于平平淡淡之中体现出深刻内涵。后来汤先生的《郭象与魏晋玄学》出版，又读过多遍，可说是我的启蒙之作。听张世英先生讲"黑格尔《小逻辑》"是在大讲堂，那是学校里最大一间"教室"了。先生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从头讲下来，每句话都逻辑紧密，丝丝相扣。当时因为已经读了一阵《小逻辑》，所以听得效果很好，而黑格尔"有"、"无"之说后来对我读通《庄子》启发不小。我还选修过哲学系一位中年学者的"老庄哲学"，其中讲庄子的篇幅还比较多，每次上课我都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可是我什么都听不出来，每次上课都不由自主地趴在桌上睡觉。下一次课我坚持去听，总是希望能听出什么，结果仍旧睡到下课。我就这样听了一学期，睡了一学期，除了望窗写几首小诗，颗粒无收。这件事对我也有影响，我知道了对于一部典籍，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而别人同样可以信或不信。言语不在多寡，解释往往无定；既然解释无定，言语尤须谨慎。"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在学校里学了许多，结诗社作古体诗，入学生社团讨论美学，读电影理论预备考电影学院编历史剧，登山临水，打坐参禅，忙时读书十数日不下楼，闲时飘然远引拄杖游海滨。但大学四年最难得之处，还在于读了大量科学哲学方面的资料。马赫的《感觉的分析》，爱因斯坦的文集，海森伯的《物理学和哲学》，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从相对论到量子物理学、天体物理学都有广泛的流览，能找到的传记《爱因斯坦传》、《居里夫人传》都读了，甚至数学家《希尔伯特传》也读得津津有味。以一位文科学生而读通科学哲学的著作，与其说是难得，不如说是机遇，而这一切大多是由于令德君的影响。当时二人往来论学的快乐情景，犹然在目！这些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哲学知识使我后来关于道家哲学的研究左右逢缘，颇有开悟，而在当时，由爱因斯坦和普利高津等人著述中见到《庄子》的片段引文时的微妙兴奋，也隐然成了一个先兆。

读过《论语》，又读《孟子》，喜欢其名言"舍生取义"与"养吾浩然正气"。然而《论》《孟》给人的心理压力太大，以仁义责人则过苛，以仁义责己或者难免孤僻，或者难免懦弱。尤其是在我逐渐全面地了解到先秦儒家的情况，知道孔孟荀都是不得志的政治活动家，而孔子曾说"功求成，事求可"，表明他是一个功利、实用主义者以后，单纯从修身养心上讲求仁义，就变得有些索然无味了。有一阵，我像韩非子写《五蠹》那样，想要破儒家的"良心" 。于是不久便转而读《老子》，果然充满锐气。谈天说地，开阔眼界；说破世俗，使人飘逸。可惜《老子》仅八十一章五千余言，太过简略，不足以畅叙幽情，这时便开始读《庄子》。

1984年5月，《庄子》内篇粗读一过；7月，外篇、杂篇粗读一过。一边读，一边作笔记，一遍下来，昏天黑地，几乎完全不懂。现在知道，读《庄子》有不少障碍，郭象、成玄英注疏是一个障碍，《逍遥游》篇的盛名是一个障碍，甚至老子的盛名也是一个障碍。次年再读《庄子》，细斟原字原意，读内篇，豁然开朗；读外篇杂篇，左右逢源，豁然贯通。回过头来反观孔孟荀韩与老子，逦逦如贯珠，理解又深许多。读完，书也写完。

书成，心里十分地平静，知道自己做完了一件大事，从此可以"衣敝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了。

人不能尽夺天下之美，有可慰心处便也有遗恨处。其一是临毕业，以一息狂狷之气而决定不考研究生，遂留校讲授公共课，自21岁起一讲就是十二年，分心之处自不待言，从此便与学术圈隔了一层。我后来才知道，学术界还是很讲门户的。其二便是朋友们的聚散。和令德的最后几封信是摧他送还朱谦之的大字本《老子校释》，和耀林的最后接触是他自北方归南方途经京城我要去接他而他又改期。在学校的未名湖岸，有一座高塔，塔边一条坡路。一次和耀林散步至此，听他从容对我说，要做世界上第一流的哲学家。当时虽未有言，而心窃许之，一息之念，耿耿不忘，有似言情传奇中所说："只为这一句，断肠也无怨。"而如今，挚友故旧均离我而去，漂泊四海，不知归止。学业是否有成，生计是否甚佳，一无所知。十余载风风雨雨，唯我一人不时往来于湖岸，追思昔游，犹在心目，东望於邑，不知所往。况在当时，诸人之间已不无抵牾，或有因一日之口角，而遭遇平生之错肩。偶翻旧简，看到1984年2月写给薛东的信，道是："今冬不爽，聊无白雪可掬，虽欲举酒嘱客，嗟无天时地利之助！忽念与薛子别已久，举头东望竟怅然。薛子行将结业，平流进取；然而昔年故旧，奔波疏落，知交零落，已非一日，京华亦不敢妄言何。少年诸事，思之若梦，似有恩仇如海，也早泯然熄灭。岁月淹乎，愿及时行乐，无复它望。"以及3月写给令德的信，道是："恍然一别。日来劳顿，曾无暇相视一哂！细雨迢遥，冬寒未尽，岁时嬗替，若未之及，唯古诗三四行，庄老六七行，欣然夜读，聊对三星。琴瑟久绝。相逢故旧，愿言绿草零零！"同月写给耀林的信："别已久，追怀昔游，哑然无语。日来奔劳无暇，餐书度月；冬意未消，四五寒星迢遥孤照，而又不得龙君信疏，怅怅焉实未能如意。" 按其年月，正是我刚刚开始读《庄子》的时候。"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先人有言，人世难逢开口笑，相逢一笑泯深愁。相信百年之内，我们这些故旧还有机会相逢一笑！

1985年成书后，本书曾作过一次修改，主要是加入了对台港新儒家等学者的引证和评论。1990年又在北京图书馆及北大图书馆遍览所有能见到的台港及大陆的有关著作，写出一篇综述文章。所以本书的"部分引用和参考书目"资料截止到1990年，而绝大部分的引证实际上截止到1986年。1990年以后海内外又有许多新的著作发表，并且1990年以前大陆所未能见的台港著作相信还有不少，本书已难列举。1994年，我有幸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校选修课，其中又有体悟，也不及收入。大体上说，本书仍然保持了它初成时的状态。十数年的雨雪风霜，如雨打芭蕉，点滴入怀，甘苦自知。这样做，也算是对往日求学交友的一个纪念吧！

发妻李秀梅女士曾助我誊抄全稿，学术前辈张岱年、李学勤先生于百忙中审读全书并予推荐，社长俞晓群先生、责任编辑赵中男先生慷慨相助安排此书的出版，还有许多关心此书的人们，未能列举，在此一并深致感谢！

张京华 1998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