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原陕西勉县人，七世祖徒居眉县，为眉人。父亲李可教，母王氏，生三子，李柏其仲。李柏的父亲李可教颇有文学造诣，喜读西晋陶渊明的诗文，一生未应考出仕，耕读传家。李柏受父亲影响，幼年时，便模仿起五柳先生陶渊明，在书斋前面栽了五棵柳树，并题诗到：“茅屋果然如斗大，诗风酒月度年华，客来陋巷不知处，五柳柴门第一家”。

李柏的青年时代，正是明朝灭亡，满清统治中国，国家出现了“天崩地裂”的局面，作为知识分子的李柏，深感痛绝，始终抱着复兴大明思想。他在《看剑》篇中写道：“壁上铁龙吼，匣中宝气生，遥知新发日，破浪斩长鲸。”当复明无望时，便又作《除久歌》自勉“……后来二万知多少，力耕心田忙读书！”一个“忙”字充分表达了李柏在躬耕之余，用奋发读书来充实自己的紧迫心情。李柏在携家眷隐居太白山中，读书涉猎范围极广，尤其对经、史、子、集等造诣较深。此外，他还对兵书、佛学、黄老之学乃至琴、棋、书、画都有很深的考究。每当他读到一些忠义感人的传记时，恨不得把这些圣哲捧置上座，百拜而师之，对当时一些为猎取功名富贵而晨昏俯案钻研的八股士子则弃之以鼻。甚至他一气之下把案头的八股书文烧个干净。

康熙三年（1664），梅遇出任眉县知县，在任十年间，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修复“九河”水利工程，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但李柏家乡一带仍受干旱威胁，便建议梅遇修复太白山下的远门口潭古河水利，不久告竣，梅遇请李柏代写了《潭河谷上埝水利碑》。表现了他虽隐居山林，仍关心故乡百姓疾苦。

康熙十六年（1677），李柏四十八岁时，按当时贡举制度，老秀才优等，可由地方贡举出仕杂职，这是满清王朝笼络一般文人的一种手段，被李柏断然拒绝。第二年，关中三李之一李天生被征入京，李天生在京城“数称先生贤”。于是，又有接二连三的征书荐文，但他仍不为所动。李柏在隐居期间，常穿着道家服装，云游古迹名山，关中各地名胜古迹，如华山、华清池、大雁塔、兴善寺、未央宫遗、周原诸陵、周公庙、武候祠、古陈仓、钓鱼台、古斜道、钟吕坪等地，表现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三秦关中多数府县的文武官员、学者、名流都与李柏有深浅不同的交谊，其中也有不少人给过他生活上的资助，但一般说来，李柏不予接受，也不回访。六十一岁时，他的好友茹紫庭调任湖南衡州，邀请他南游衡山。当年九月出函谷关，经熊耳山到南阳，拜谒了光武祠、武候庙，游览了襄阳，写出了颇有军事价值的《张献忠破襄阳》的精辟论文。游览长沙时，凭吊了屈原、贾谊庙，最后抵达衡州，又登岳阳楼、东游金陵……。第二年三月，他买舟北返，游览了三峡，参观了荆王护国寺，写下了《荆王创建护国寺》的精辟论著，抨击了历代统治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官僚属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不惜巨金建寺立刹，遍布天下，但最终逃脱不了国破家亡的命运。

南游之后，使他的思想更为开朗豁达。他曾在《自述》中写道：“结发之后学隐客，爱看家乡雪太白……”但回到家乡，正逢关中荒旱连年，迫使他又携眷踏上了逃荒活口的征途。他悲愤写了五律《西迁》两首，诗中有“……万方谁乐土，四野尽流民……”。“道旁大哭人，老有八十岁……，今日观此老，可知天下势！”他很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认为这些造反的罪魁祸首是当朝统治阶级造成的。

李柏的思想继承了关学创始人张载的节欲观点和朴素唯物主义学说，反对过分追求物质欲望，提倡赞扬精神的能动性。他几次和周至李二曲、富平李天生（时称关中三李）谈讨反思理学，对朱学与王学，体和用等观点进行过多次辩论。他在给《寄张素石》中写道：“宇宙事业有两：曰山林、曰庙廊、庙廊非吾事也。”说明他虽然穿着道家服装，但对佛道的灵魂不灭，封神点将，化羽成仙的论调给予严厉批驳，表现他不愿与佛道同流合污。他曾几次到横渠故里拜谒张子，挥笔题写“正大光明”，以表现他的思想归宿。

李柏去世三十三年后，李二曲的高足弟子王心敬（户县人）为李柏撰写了《墓碑》，高度评价李柏的学术思想。宣统年间，陕西学宪余坤批复眉县知县请再次收集刊刻他的著作，并指出“关中元气酝厚，代有绝学，典型不坠，端在斯人”。最遗憾的是他未能被编入《关学续编》之中。光绪时，宁河人高庚思激烈指出“以张吾（指张载）道门之户，不许为名儒而屏之关学之外……天下名集鲜不著录，而独停于‘关学之编’。光绪十九年，眉县知县毛鸿仪创修“雪木祠”，亲自为祠堂题写了“道继横渠”匾额，以昭贤名，载留史册。

李柏的著作收集有文章、记事、传等265篇，诗词359首共五册十卷，全部收集在《槲叶集》中。（张世敏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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