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远
90年代以来,在眉县召开过三次关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尤以1999年9月15--18日由眉县政府、中国实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陕西省哲学学会、陕西省社科院联合发起召开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影响为大,在座的不少学者亲历了这次会议,通过这次研讨,初步构建了中国实学的理论框架和范畴系统,在张载关学和明清实学的关系,实学与理学的关系,张载“太虚即气”本体的价值义蕴,张载哲学本体与价值相融通等问题上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推动了关学思想的研究。1998年以来,眉县政府又多方筹资修复扩建了张载祠、张载墓,接待了近百名国际学者,并尽最大努力,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做了一些关学思想的普及教育工作,我深深体会到物质建设固然不易,而弘扬先贤思想更难。我从一个非学者和更多现实性的角度审视思索关学思想及其研究,以粗陋之见解请教于各位专家。本文涉及三个问题:一是关学思想是否已经终结,关学研究是否有现实意义;二是关学研究与关学复兴的困惑;三是发扬实学精神,推动关学研究。
(一)
关学是否终结?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儒学经历了汉唐经学,宋明道学(即“新儒学”或清儒眼中的“宋学”)之演变,至清学乃已走向终结。”(陈俊明《道学与宋学、新儒学、新理学通论》)。当然,关学也就走向终结了。关学终结论者中有的认为终结于李二曲,有的认为终结于刘古愚。总而言之关学已成为绝学。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影响了九千年中华民族历史,而且在当代华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维系民族美德、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纽带。不可能终结,更不可能灭绝,相反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呈现出复兴之势。关学自在其中,自然不能说终结了。我认为,应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一是关学学派。关学作为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派,从张载到关中三李、清末刘古愚止,800余年间,师承流传,未曾间断。而在此后,至今的百余年中,再无公认的关学代表学者。民国时的于右任先生自认师承关学,为张载祠题有“母校千秋”一匾,但其终久少有著述,入不了思想家的行列,不为学界认可。至今,张子之学后继乏人,这确实是事实。从这个角度评判,其终结似乎是有道理的。但一百多年未出关学代表人物,与百年来的历史政治情况有很大关系,非独关学本身使然。二是关学思想。关学代表人物的终结,并不说明关学思想的终结和消失。哲人的伟大在于他们探求的是真理。他们的生命如同普通人一样是短暂的,但他们的思想却能彪炳千秋,甚至永存,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思想的流动并不像时间那样匀速和平稳,而充满了曲折和起伏。一部儒学史,其实就是儒学屡遭打击和冲撞,充满曲折变化而最终前行的历史。孔孟之学在北宋时不也被认为是“绝学”吗?但张载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与北宋诸子一起,把儒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夫子评价张载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段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之蒙注序论》)。代表人物的缺失并不标志着其学术思想的断流、终结。几百年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是历史之常。一部《周易》几千年来无人尽解。宋之后,大概没有几个是公认的“易学”代表人物,但没有人讲易学的终结。从张载思想内容上看“张子所言无非易也”(王夫子语),易学不绝,关学何绝。张载思想在多方面具有的独创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其永存的价值。如张载的“太虚即气”和“一物两体”学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再说张载“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在人类遭遇生态环境危机的今天,显得格外的先进和宝贵。还有他“学必为圣”,关注生民,实事求是,精思力践,经世致用,虚敬谦和的哲人精神更是后世学人永远的榜样。三是对关学的研究。当今国内外有众多学者正在不遗余力做这件事,期望关学思想的复兴。如果儒学包括关学已经终结,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便可以划归历史学的领域中去了。
总而言之,关学思想没有终结,由于他的创造性、先进性和对历史影响的活力,决定了关学仍是有用的学问,今天对关学思想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人们在充分享受现代化物质文明的同时,也经受着社会道德缺失和生态恶化,生存危机诸方面带来的精神煎熬。人们渴望从古今中外圣贤哲人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更好地认识未知,应对未来。渴望哲学家、思想家们直面时代,研究现实,为迷妄者指点迷津,为开拓者磨利武器,推动国家更好地发展,社会更好地前进。
(二)关学研究的困惑与艰难
关学思想的研究的确有诸多困惑。我们希望尽最大的努力把关学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使张载及其思想在社会上产生更广泛地影响,从而提高地方的知名度,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公民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出发点,可能为学者所见笑,但这是实话)。但几年的实践使我们觉得何其难也。一是整个社会对于哲学的漠视。哲学研究活动在学界圈子中很高尚,但在社会面上说是另外一番光景,全社会尊崇哲学和圣贤的风气没有形成。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从孔子到宋明清的多少鸿儒宿学受到彻底批判,尽管是非混淆,但也算在民众中普及了一回,在当时一代人心中留下了印痕,只有张载关学是特例,既因其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术特色而免遭全民批判,也因其属儒学体系未被刻意追捧,知名度便大打折扣。即使在领导干部中知张载关学者鲜矣。二是缺乏权威机构和权威学者大胆而有效地提倡。审视儒学史,兴衰起伏都与统治者态度有关。宋明清三代是儒学的辉煌阶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得了官学地位。得到了政府的倡导。而近百年来,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多、倡导少,批判实、倡导虚。关学的研究完全局限在少数专家学者的圈子里,远离了社会现实,脱离了社会民众。三是关学思想无法融入普通教育,即使作为历史常识,也没有通达民众的渠道。我们曾编写张载关学思想的乡土教材,设想在中小学生中进行普及性教育,因某些规定而未获成功。试想我们年轻一代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知之甚少,对圣贤先哲知之甚少,或根本无知,人的精神家园里会是何等景象。四是国内关学思想研究者后继乏人,敢于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研究现实的学者更少,关学本身关注生民的淑世精神没有充分的展现和发挥。哲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指导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关学的精神和意义也在于此。
(三)
关学与实学的关系曾是1999年9月的张载关学与实学国际研讨会上争论热烈的问题之一。认为关学不是理学而是实学和认为关学不是实学两种观点十分对立。诚然,关学并非实学,但确实自张载开启了儒学的新学风,他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这是关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由此发端奠定了明清实学的基础。张岱年先生评价张载的学风特点:“第一,他比较重视实际问题,重视自然科学的探讨;第二他比较注意创立新说”。(《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张载》。)今天我们研究张载关学思想,要坚持实践和发扬它的实学学风,首先,关学研究者要像张载那样始终坚持高度关注国家、社会和生民,积极参与社会的变革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问。要保持高昂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激情,这是做学问的内在动力。张载不管是年轻时的上疏边议请缨戌边,还是三次出仕参与变法,或是设馆讲学,试验井田,无不洋溢着这样的激情。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张子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概括了哲学家的最高境界。每个关学研究者也应该追求这样的境界。第二,铨释关学经典,择其精华古为今用。由于古今语文的巨大差异,关学经典显得晦涩难懂,成为众多人了解学习关学思想的障碍,这就要专家来做许多铨释译注的工作。铨释的目的是为了今天有更多的人学习和研究,扩大关学思想的影响。为今天的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关学是有用的学问,我们研究者除了做铨释阐发的功夫的同时,还要研究其在当代发挥作用的问题。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反对过去几十年贯行的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框架和观点分析评判关学的简单作法和用马克思主义排斥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的观点。也要反对完全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把关学研究完全局限在传统哲学的圈子里的方法。中国的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它哲学派别都有各自的特色。他们往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用不同的语文和思维方式关注研究着共同的问题。没有哪个绝对正确绝对完美的哲学,也没有哪个是绝对错误,绝对丑陋的哲学,相反,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继承性和联系性关系。因此,关学的研究应该有一种比较性研究,特别要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比较关系,把继承性关系和相同、相差、相异的地方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哲学思想的主流,具有“官学”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通过比较研究,有利于人们理解关学,有利于丰富关学,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此逐步地将关学融入哲学的主流中,共同前进,这正是弘扬关学、复兴关学的出路。第四,关学研究要介入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近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以德治国,要求全体干部学习历史和哲学,这是前所未有的,哲学家大有作为的时代已经开启。这就为关学研究介入普通教育和干部教育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我们恢复了横渠书院,准备招生,我们还要继续编写宣传张载和关学的乡土教材,发给中小学校,我们要以张载“试验井田”的精神做好这件事情。第五,关学研究要争取党委和政府认可、提倡和支持。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当然包括传统哲学的复兴。弘扬关学对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利,对国家繁荣、社会稳定、民族素质提高有利,对党和政府有百利而无一害,关学研究机构和学者要说服和影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支持和参与关学的研究。上述关学研究面临的现实性问题,实际也是整个儒学研究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200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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