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敏
一、 张载的修身养性与实学教育的贡献
北宋以前的儒家都着重用“人性论”来阐述他们的思想和教育宗旨，所以对人性的研究特别重视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创立“性善论”，荀子则论“性恶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等。张载“修身养性”的目的最终也要达到圣人境界，这是张载成身成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提出学者要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怀和以“尧舜之事顺刻日月要得之……此是学之良术也”的方法。以“有志于学者，更不论气之美恶，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夺志也，惟患者之能坚勇”（《经学理窟》）的志向为“君子之道”以“成身成性以为功也”（《中正篇》）。在张载的心目中，学为圣人是每个儒家学者的神圣职责，但要达到圣人的境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修持。所以，他又提出了“既须虚心，又得循礼”（《经学理窟》）的修养之道，虚心是人修养的心理和精神状态，那么首先要打消孔子所批评的“意、必、固、我”。即没有私意没有固定的目标，不固执和局限于自己或空凿附会。接着是“得礼”，包括学礼、知礼和行礼，礼在古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法和人伦道德的规范以及日常行为准则。除了“礼天下更无道矣”（同上），张载认为礼是掌握人生之道的一把钥匙，而虚心是内在用功修养，也是内外结合的修道之路。另外，在修身养性之中还必须“诚”，即：“意、必、古、固、我，一物存焉，非诚也。”（《中正篇》）这就是说必须克服四种毛病（意、必、固、我），才能达到诚与虚心的心理状态。再加上“得礼”就必然成为圣贤的准则。对于日常行为，张载概括为“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张子语录》）。这“六有”以后成了关中学者的学规而被广泛继承。其次是“尽性”，张在哎最大的实学贡献是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地之性是善良的，是本性原有的，而气质之性是后天善恶混杂的。求学教育的任务就是变化气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素质教育。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人之刚柔缓急，有才与不才，气之偏也”（《诚明》）。“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主要表现在他以民胞物与之心，爱乃宇宙、爱乃万物，这是他尽性的精华。此外他还严厉批评了秦汉以来学者弊端。他说：“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弊也。”（《宋史本传》）他为改变这些弊病提出了以下实用口号：“志一能动气”（《理窟》），“学则须疑、守旧无功”，（《张子语录》）“孰能少置意于科举相从天夭舜之域否？”（《行状》）。“为政者在乎足民”（《张子语录》）等等。另外，张载还倡导“穷理”，既弄明白万事万物的规律。他说：“穷理”就是“明”，“明庶物、察人伦、皆穷理也”（《张子语录》）。这里的穷理包括他对天文、地理、生物、井田、宗法、军事、货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他还说“人伦、道之大原也。”（《张子语录》）这里的人伦是张载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社会伦理道德的研究结果。即：穷究其理，达到“诚”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之学的实践性格和张载的修养论、认识论和人格论。张载认为这是最切实用的为己之学。在他以后讲学授徒中形成了“叩问之学和疑问之学”，即“教者如洪钟，洪钟未尝有声，由叩乃有声”。“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而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在可疑而不疑不曾学，学则须疑，守旧无功。”（《张子语录》）和“比见二程，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也”（《行状》）的无门户之见的虚心精神。其高风亮节是难能可贵的。张载的弟子张舜民在追赠他的老师时说：“关中学者摩然就之，谓之横渠教人道，夜间合睡，只为无可接应，他人皆睡，已不得睡。学者少有如横渠用功者。”充分肯定了张载修身养性与求学教育的巨大贡献。
二、张载宇宙万物的实学特征
张载的修身成性与求学教育只是他实学的思想前奏，而深刻的特征反映在对宇宙万物本源的研究与证实，这在他《西铭》和《正蒙》中有专门而深刻的论述。他指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太和篇》）这是张载对天地人的精辟认识（即天人合一论），也是他建立气一元论的本体论。在他看来，宇宙是客观的实有存在而全部统一于气中（太虚），而道是气化过程。他认为，上至苍茫宇宙，下至大地山河、风雨万物、花鸟走兽，皆是气的具体表现。他说：“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形聚为物，形溃反原，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和篇》）这是张载气论的本性特征。但是在这一聚散过程中张载认为气散而死后回归太虚，即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并存的循环不灭，不是形成空无。接着他还进一步证实道：“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他虚即气，则无无。”（同上）“不知来物，不足于利用，不通昼夜，不足于乐天。”（《至当篇》）这是他宇宙真实论的反映和对老子“无中生有”混淆论的评判。同时他还对佛教鬼神论进行了理论上的批判，他说：“释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灭天地，以小缘大，以末缘本，其不能穷而谓之幻妄，真所谓凝冰者与？”（《大心篇》）并与弟子范育论鬼神，他指出：“范巽之尝言神奸物怪，某以言难之。谓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有定形故不怪人，人之陶冶丹车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不见形，此不可以推理……天地变化至著至速者为鬼神。”（《性理拾遗》）在这里，张载一针见血地对佛道“幻化万物”“有生于无”“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太和》）的自然之论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批判。此外，张载还用地理地磁作了深刻证实，“凡圆转之物，动必有机，既谓之机，则动非自外也。古今谓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论尔，不考日月出没、恒星昏晓之变。愚谓在天而运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为昼夜者，直以地气趁机左旋于中，故使恒星、河汉因北为拿，日月因天隐见，太虚无体，则无以验其迁动于外也“（《参两篇》）。张载把恒星的昼夜出没，地球的自转归于内力（地磁）或地球自转，是由气的漂浮旋转而形成的运动规律。张载不仅探讨了地气乘机左（右）旋于中，即地球自转的内在根据，而且把日月五星这些有形的天象与无形的太虚加以区别，借以强调‘太虚者天之实也”（《张子语录》），由此得出“由太虚，有天之名”的结论。他用这些结论既批评佛教离天象谈太靴和把太虚天象神秘化的观点。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郑文光、席宗泽这样评价说：“宋代唯物主义张载是古代地球运动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对地球的自转和地球都有十分确切的认识。”清末思想家谭嗣同评价说：“注家不解所谓妄援古者，天文家不精不密法，强自纯律，俾昭著之，文晦涩难晓，其理不合，转疑张子之疏，不知张子，不乌知天。”（《谭嗣同全集》上册）也就是说，不了解张载这方面的知识，就不能真正懂得天体的本。张载的宇宙万物本体论的特征之深，远远超过了历代圣贤。张载还在《西铭》中把天比作人类的父亲，把地比作人类的母亲，人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万物都是我们的伙伴。告诫人类不要随意破坏生态平衡。大家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连君主只不过是人类长子而已（即一切人的大哥），宰相只不过是大哥家中的管家。张载这种仁民爱物的思想和要求社会平等的思想在一千年前提出，应该说是很崭新的口号、，虽然《西铭》中也包含着许多保守思想，如：宣扬传统的“乐天”“安命”“勇于从而顺命”思想。但这诋毁不了张载的博爱思想对后世的影响。笔者认为：《西铭》是张载实学思想的纲领；《正蒙》《经学理窟》《语录》等是他的理论基础。
三、张载仁政爱国的渐变务实精神
民本思想是张载仁政爱国爱民的渐变务实思想的重要内容。北宋建立政权以后，朝廷采取“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和承认了大官僚地主享受种种特权，这些人占据了全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土地，加上佛教道观所占土地不征税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农民起义经常发生，加之饥荒之年灾民四起，民不聊生。张载三十四岁那年，关中歧山一带大旱，至人相食，先生耻曰：“饥殍盈野，虽荒食且自愧，又安忍择乎！”（《年谱》）加上与西夏的民族矛盾非常突出，百姓时常遭受党项人的入侵骚扰，州府县衙夜闭门庭，莫知所为，百姓失措外逃关中。张载目睹耳闻身受严重危机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忧患意识和富国强民的仁政渐变改革思想。首先他在边议九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城池之实，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实，欲其坚不可攻；营阵之实，欲其虏不可摇；士卒之实，欲其人之致死力；讲训之实，欲其伎无不精；兵矢之实，欲其中无不彀……盖实，未始讲而不致实。”（《边议第六条》）他认为讲求实际是对事物的起码要求。他还给蔡挺守帅在《边事划一》中要求因地制宜，实行全民皆兵，要向种家军驻守环州那样“僧逍饮酒犯禁，能射则纵之；百姓系者以能射则必免，租税速免，以能射必宽。……则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帅而守（《边议》）。如遇青苗不接时取军营之粮救济及时解救安抚百姓的灾荒，百姓也乐于保卫家乡。张载在反抗异族侵略中，为保卫民族利益，能够看到民众力量，确是他注重实际爱国的表现。其次，张载还提出一些为政口号，如“为政者在乎足民”（《有司篇》），“利于民则为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语录》）。“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为政必以身倡之”（《有司篇》），“大君者，吾父母宗子”（《西铭》）等。他以强烈的渐复三代制度要求皇帝应该向尧舜那样尊重民心民意。要求统治者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为百姓造福。认为利于本身，利于皇帝之事都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皆非利也”。勇敢的继承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那么，张载仁政都有哪些内容，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治，皆荀而已。”（《行状》）张载还十分推崇《周礼》，重视礼的推行。张载提出仁政的首要之一是行“井田”，而井田的核心有八大纲领即：“正经界、分宅里、立敛法、广储蓄、兴学校、成礼俗、救灾恤患、敦本抑末。”（《张子道统录》）其此，张载还主张设立“市易之政”，既利国家，又利百姓，与王安石的“市场法”基本吻合。在这里，笔者认为从历代至今大多数学者和官方书籍刊物只承认张载是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大学者，不承认他是伟大的具有务实奉献精神的改革家。在熙宁变法中，历代几乎是一致“是王非张”。笔者认为，张载一是主张改革根本问题（即土地的井田制），二是变法要与人为善，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三是没有详细论证理财。在新旧两党的变法斗争中，张载采取了温和的中立态度，翻遍《张子全书》，没有批评新法的一句言论。究其原因，明末大思想家王夫之在《正蒙》注序论中指出：“张子教学于关中，其门下未有殆庶者，而当时巨公耆儒，如富、文、司马诸公、张子皆以素位隐居而未由相为羽翼。”可以公允地说，张载在私人关系上和旧党人物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二程、邵康节交往较多，但这不能抹杀他在变法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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