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经传的制作、性质及其研究方法
二、读《易》的基本条例
三、《周易译著》的两个特点
第七章 易学史研究
第一节 朱伯崑及其《易学哲学史》
- 关于易学哲学史的界说
- 易学哲学史的发展线索
- 易学哲学史的核心问题
- 对《易学哲学史》的几点认识
第二节 关于易学史的专题研究
- 郑万耕及其《太玄》研究
- 李申及其图书学研究
- 萧汉明及其《船山易学研究》
- 象数易学研究
第八章 《周易》与出土文物
第一节 数字卦
一、甲骨、金文中的易卦材料
二、数字卦中的数字
三、数字卦的符号意义
四、三画卦与四画卦
五、关于重卦
第二节 帛书《周易》
- 帛书《六十四卦》研究
- 卷后佚书的篇目及成书年代
- 帛书系辞的研究
- 帛书《易经》与帛书《易传》的关系
- 帛书周易的历史价值
第九章 《周易》思想的现代诠释
第一节 余敦康及其人文易研究
一、《周易》经传：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成
二、易学史：中国文化精神的展开
三、回到轴心时期：易道的现代诠释
第二节 董光璧及其科学易研究
一、易学中的科学原理
二、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
三、易学与近、现代科学
四、科学易与易科学
第三节 张立文及其易学哲学研究
一、和合学的意蕴
二、和合学的总体构想
三、和合学建构的内在机制
四、和合世界的整体贯通与生生
第十章 四九年以来台湾地区的易学研究
第一节 《周易》经传的研究
一、屈万里及其《周易》经传研究
二、高明及其《易象探原》
三、戴琏璋及其《易传之形成及其思想》
四、黄沛荣及其《周易》经传研究
五、朱高正及其《周易白话例解》
第二节 易学史研究
一、高怀民及其易学史研究
二、黄庆宣及其《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
三、赖贵三及其《焦循菰楼易学研究》
第三节 易学思想研究
一、方东美及其易学思想研究
二、罗光及其士林派易学思想研究
结束语
后记
前言
《周易》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一部筮占之书，约成书于西周时期。起初编篡此书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占算时检索吉凶的结果（1）。但由于该书的卦爻结构形式十分特殊，卦爻辞的内容也比较抽象，为占者解释占断结果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空间。所以，在其流传过程中，人们对它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人依附于它的卦爻形式发挥哲学思想。战国、秦汉之际，一些儒家学者系统整理了一批解说《周易》的作品，并把它们编篡成书，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易传》。到了“独尊儒术”的汉代，由于《周易》相传曾经有过“人更三圣，事历三古”的光辉历史（2），因此被奉为儒家经典，成为经学家们研治的一项专门学问，这就是易学。自此以后，《周易》经、传、学始终稳居中国封建时代学术的核心地位，成为人们观察宇宙人生，锻炼思维能力，建构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3）,对于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嬗变，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易学已不在象经学时代那样居于学术中心的地位（4），但仍然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还出现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5），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易学的新问题：如八卦是否伏羲所画，六十四卦是否文王所重，卦、爻辞是否文王、周公所系，《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孔子是否读过《易经》，《易传》是否孔子所作，《易经》是否如历代经学家所说的那样，包含了深刻的哲理，《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易传》对《易经》的解释是否合乎《易经》的本义，历代易学家为解释《周易》经传所创设的种种体例是否符合经传的精神，《周易》经传的哲学性质是什么，研究《周易》经传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特点的形成、与中国传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形成等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本世纪的易学研究中遇到的、为传统经学所没有或不太注意的新问题，属于本世纪所独有的易学话题。如何看待这些新话题，它们与传统易学有什么关系，对易学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与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精神有什么关系，在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等，都需要作出分析和总结。研究20世纪的中国易学，就是要以上面这些问题为对象，通过对他们的探讨，揭示本世纪易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说，20世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古今中西”的问题。“古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新文化建设的关系；“中西”，指的是中国文化与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周易》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学术——经学的核心，对于形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古”；它在本世纪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观念对它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把传统易学推向了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今”。因此，研究20世纪的中国易学，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本世纪的学者们究竟是怎样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古今”问题的。而且，借助于本世纪的易学发展来讨论这个问题，较之一般蹈空踏虚式的抽象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更容易让人把握，更容易为人所理解，也更容易把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表现出来。所以，20世纪的中国易学，虽然属于专题史的研究，但却可以窥斑知豹，具体呈现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主流精神。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说，传统易学，如果从春秋时期算起，至今也已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易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易学史学观，这些独特之处可以说是“中”。而本世纪中国学术，为了摆脱传统封建学术的束缚，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自觉地全方位地接受了西方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说是“西”。用这种西方色彩较浓的观念和方法整理和研究体系已经完备的传统易学，有没有困难，有什么样的困难，二者能否有机地相结合，由此产生的本世纪的易学新话题，有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问题，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本世纪的学者们究竟是怎样探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中西”问题的。研究20世纪的中国易学，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融合会通等本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时代课题。
另外，就易学的本身而言，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一种“哲学教科书”，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冲突和观念转化中，《周易》都曾扮演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的角色，如汉代学者用它融合儒学、自然科学及阴阳五行学说，魏晋学者用它会通儒、道两家的哲学，宋代理学家又用它合流儒、释、道三教。易学也在这一次次的充当“哲学理论基础”的过程中不断地充实和发展了自己。那么，在“古今中西”大合流、大融合的本世纪，在十分重视民族化，又特别强调世界化的今天，传统易学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又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现实而具体的问题。研究20世纪的中国易学，可望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参考和帮助。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作是研究本世纪中国易学的意义。从中不难发现，20世纪的中国易学，绝对不是一门远离时代精神的孤立的学问。它虽然不再象在传统学术中那样有着经学之首的地位，但在本世纪这样一个思想潮流不断发生变化的时代里，它也同样是站在前台，接受了各式各样的新观念、新方法的洗礼的。
目前，对于20世纪的中国易学，尚没有系统、整体的研究。但也有学者在一些阶段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如台湾已故著名学者高明先生于60年代初期发表的《50年来之易学》，就是一篇讨论本世纪上半叶易学的专论。90年代初，湖南出版社出版的《周易研究史》一书，特辟一章，对“上起民国初年，下迄80年代末期”的“现代易学”进行了研究（6）。这些都是对本世纪易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对于人们理解20世纪的易学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是，这些阶段性总结，基本上是按照专题分类的方式进行的（7），就研究方法说，尚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是不易揭示出本世纪易学研究过程中新旧之间批判继承的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思想变迁的关系。因此，也就难于准确描述出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发展特征。
20世纪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社会形态三变（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都对易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本世纪初的二、三十年代，反封建的新史学思潮、特别是其中的古史辨派兴起之际，作为传统经学之核心的《周易》就首先被拉下经学神坛，接受了清算。本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大陆确立之后，《周易》一度成为学者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的热点。本世纪的后20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展开，《周易》又在文化大讨论中被部分学者视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重视。这些都充分说明，易学的研究及发展，虽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也是与时代思想的嬗变分不开的。因此，总结20世纪的中国易学，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原则，既注意发现易学之为易学的特殊性，又注意揭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所普遍具有的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准确地把握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发展线索、内在规律和总体价值。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正确把握易学研究与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易学，出现了许多新话题，运用了许多新方法，也形成了许多新观念，这些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们的产生与本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的发展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在研究和总结这些新话题、新方法和新观念时，有必要反过头来从产生它们的背景入手，揭示其之所以如此的根本原因。以《周易》经传关系的研究为例，传统易学认为，《易传》系孔子所作，而孔子是删订六经的圣人，他的解经之作自然也就应该成为经的一部分。因此，向来的经学家都把《易传》对《易经》的解释视为标准的解释，视为理解《易经》的唯一正确的途径。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由于新史学的崛起，实证主义方法的运用，经学家的易学史学观被破除，有些学者开始对传统的“以传解经”论提出怀疑。他们提出了两条理由，一是《周易》经、传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分别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念；二是《易经》为卜筮书，《易传》为哲学书，二者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著作。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以传解经”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该是“以经观经”、“以传观传”、“经传分治”。毫无疑问，“经传分观”论，是20世纪易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话题，但如果离开了上述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的考察，要真正明白它产生的原因，恐怕是非常困难的。产生的原因无法明白，则其在易学发展史中的意义也就难于说清楚了。
其二，正确把握易学发展中新旧之间、不同流派之间批判、继承、创新的关系。20世纪中国易学研究中的新话题、新方法、新观念，固然与时代的文化思想背景有关，但也是易学本身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易学发展中新旧之间、不同流派之间批判、继承、创新的结果。拿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来说，虽然号称新史学，但在易学研究的方法和观念方面，又深深地受到了传统经学的影响。他们的疑古观念，部分地或者大部分地来源于宋代以来经学研究中的怀疑之风。他们的实证方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续了清代乾嘉考据学的精神。而他们在对《周易》的看法上，又很多地接受了清末今文学家的观点。可见，“新史学”之“新”，并非完全排斥“旧”，而是在批判继承中有所创新。如果不注意发现这些新旧之间的辩证关系，用孤立的眼光看待古史辨派的易学研究，就很难发现他们的价值。又如在三、四十年代的易学研究中，存在着一股新探索思潮，他们中的许多易学家，既重视继承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合理因素，又不同程度地认肯或接受了新史学观念及方法，他们的研究很有特色。但如果不注意考察他们与传统及不同流派思想方法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也很难发现他们的这种新探索之新究竟有什么意义。
其三，正确把握本世纪易学研究在本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对于本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来说，20世纪中国易学研究中的新话题、新方法、新观念，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本世纪中国易学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也值得引起高度重视。我认为，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辩证地处理好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关系。具体到易学的研究，就是要注意发现在本世纪的易学新话题、新方法和新观念中，哪些在思想发展史方面的意义相对较大；哪些在学术发展史方面的意义相对要多；哪些在两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对于那些学术价值相对不高而思想意义很大，或者相反，思想意义相对不大而学术价值很高的易学研究，分别作出合理的评价。仍以古史辨派为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关于易学的许多结论，难免“疑古过勇”之讥。因而，其学术价值也就颇值得怀疑。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他们为本世纪的易学研究引进了新方法和新观念，提出了新问题，有的观点甚至激荡了半个多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说其思想价值是不容抹杀的。又如尚秉和的易学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观念上，都对本世纪的思想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其《周易尚氏学》也是在他死后30年才有机会公诸于世的。但该书在易象的研究方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发前人之未发，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因此，其学术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就本世纪易学发展的总体情况而言，思想与学术是不能、也是无法绝然分开的。但具体到每一位易学家来说，由于其知识结构、生活背景、行为观念乃至兴趣追求的不同，又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作出不适当的判断。
最后，谈谈本书的选材标准和章节体例。本书以20世纪的中国易学为对象，拟对1900年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前的近百年的易学研究进行总结。对于这百来年的易学发展，我们将以1949年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一个时期又分为大陆和台湾两部分，其中的大陆部分又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为了相对准确地把握本世纪易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同时也为了站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发展史的立场，关照易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本书将坚持学术史与思想史并重的原则，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力求突出学术性、思想性、创新性和代表性。在章节体例的安排上，49年以前，易学研究是在打破旧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呈现出新旧并存、对垒和除旧布新的特征，因此，本书将按大致可分的几个易学流派分三章予以介绍。49年以后，大陆的易学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的，虽然也存在观点上的不同和争论，但“派在学内”，所以，本书在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进程的同时，按大致可分的几个专题用六章分别予以介绍。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台湾的易学研究，经历了与大陆不同的发展历程，本书也将以专题的形式用一章的篇幅进行概述。
注释：
1、朱伯崑：《请来认识〈易经〉》，《朱伯崑论著》第586页，沈阳出版社,1998年。
2、《汉书·艺文志》
3、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前言”，华夏出版社,1995年。
4、本书所谓的“经学时代的易学”或所谓的“传统易学”，均特指中国辛亥革命以前的封建时代的易学。
5、参见林忠军：《近十年大陆易学研究述评》，《文史哲》1995年第5期。
6、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399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
7、例如：高明先生在《50年来之易学》中，将所涉及的五十余位易学家，按其著作的性质分为四类：其一为注视派，“民国初年言《易》者多属之。其人多为逊清宿儒，盖有感于国变，自以为忧患而作《易》者。其书多不标民国年号，但书甲子，亦有不仕新朝之意。其人既守旧不移，故其治《易》亦唯有沿袭旧法，不能出于注视之外。”其二为论述派，“此则就前儒易学加以论述，而己见亦寓于其中”。其三为考证派，“此则言《易》而侧重于考据，立说必凭借乎证验者也”。其四为创新派，“此则援引欧西思想以入《易》，而为《易》注入新血液，组成新体系，表现新面目，创造新生命者也”
（《五十年来之易学》，[台湾]《中国一周》第558期，1961年1月）。《周易研究史》在对“现代易学”的介绍中，则仍然沿用了传统义理派、象数派和考据派的分类方法，并分别以“现代义理派”、“现代象数派”和“现代考据派”为题进行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