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彧
一 . 问题的提出
清儒胡煦（1655—1736）于《周易函书约存》中列“古河图”、
“古洛书”，并有“旋毛龟坼志古也”、“此郑氏《通志》所定”之注。
刘牧《易数钩隐图》所出《河图》、《洛书》，皆以黑白点为作图元素。其后朱熹于《易学启蒙》中，虽易置二图之名，但并没有更改这样的作图元素。胡煦所列“古河图”、“古洛书”，则以“龙马旋毛”、“龟甲坼文”为作图元素。这样“旋毛”、“坼文”的作图元素，果真如同胡煦所说，是南宋郑樵（1104-
1160）《通志》所定吗？胡煦此说又是如何而来的呢？
二.胡煦“郑氏《通志》所定”说的由来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所列“古河图”、“古洛书”，先见于明儒章潢《图书编》卷一。其说“古河图”：“龙马出于河，马身旋文具五十五数，一、六下，二、七上，三、八左，四、九右，五、十中。
圣人则马身旋文画为河图，然各点皆圈而旋转者，亦取其象之圆而圈之，
故名为图也。 ……此图于世所传之图异，故名古河图云。”
其说“古洛书”：“灵龟出于洛，龟身甲坼具四十五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中。圣人则龟身之坼文画为洛书。然各点皆直如字画者，亦取其象而画之，故名为书也。……此图与世所传之书异，故名为古洛书。”可知，于此二图之前加上“古”字的人，是明代的章潢。
章潢说此二图与世所传黑白点《河图》、《洛书》有所不同，而以“古”名，则说明他认为此二图是先于黑白点图而存在的，同时也说明此二图不出于章潢之手。
从胡煦书中所引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的内容来看，所谓“郑氏《通志》所定”之说，是源于明末方孔
召之说：“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马毛、甲坼，郑渔仲载之，
蔡元定言之。’”（见《图象几表》卷一）而方孔
召此说，从《周易时论·图象几表》引用“朱升所定”七图来看，又源于明代先于章潢的朱升《周易旁注》：“郑渔仲《通志序》曰：‘河出图，有自然之象，洛出书，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之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郑氏虽非精于《河图》、《洛书》之学，然其所撰《通志》与《六书略》，有《图谱略》。盖谓《河图》之如星点者，为诸图形象之祖，洛书之如字画者，为六书之宗，故曰自然之象、自然之理。象犹天象之象（日月星辰），理犹地理之理也（山川脉络）。旁观暗合有见图、书二名之异，故其言亦精当。使龟书如旧作字画，而不作圆圈，则图自为图、书自为书，无由紊乱矣。”
实则朱升此说乃引用元初吴澄《易纂言外翼》之说（只是个别处有所不同，如改“窥”为“观”，改“二种不相紊乱，又安有误以书为图、误以图为书者哉”句为“无由紊乱矣”，原文无小字注等）。
吴澄为元初名儒，他从历代有关“河出图”、“洛出书”的传说中看出了一些问题：“一片之图”、“一卷之书”如何从黄河、洛水中负出？如此之图、书以何物为“载体”？它们黑白点“映象”图又是如何得到的？等等。他评论宋真宗“欲以人力伪作天书”，问杜镐
“古所谓河出图、洛书书果何事邪？”，杜镐一时漫对曰“圣人以神
道设教尔”这一史事时说：“盖君臣问对之言，皆是不曾见《河图》、《洛书》，而又不明其义。直以为马负一片之图而出于河，龟负一片之书而出于洛，又疑其未必有是事，而以为人之所为也。”由此可见，他认为河出“一片之图”、洛出“一片之书”之说是不通的。于是他
便在图、书的载体问题及“映象”图的作图元素方面大动脑筋，并终于有了“合乎情理”的新说。他于《易纂言》注《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说：“《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
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
以象旋毛如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其阴阳奇偶之数，以画卦生蓍。《洛书》者，禹治水时洛出神龟，背之坼文，前九后一，左三右七，
中五，前之右二，前之左四，后之右六，后之左八。以其坼文如字画，而谓之书。禹则其自一至九之数以叙《洪范》九畴。”
吴澄于《易纂言外翼》中，列“马毛之旋如星点之圆圈”之《河图》、列“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之《洛书》。朱升《周易旁注》所列图与吴澄二图同，至章潢《图书编》所列“古河图”，则改作“旋毛”状（奇、偶数旋毛旋转方向相反，清初高雪君《易经来注图解·周易采图》中所列“古河图”、“古洛书”
旋毛方向画得更是清楚），胡煦所列二图，即出于此。
至此，我们已经清楚胡煦所谓“此郑氏《通志》所定”之说，是源于方孔
召，方氏“马毛龟坼，郑渔仲载之”之说又源于朱升，而朱升则引自吴澄之说。那么，吴澄之说又有何根据呢？此说果真是郑
樵《通志》“载之”的吗？
三.郑樵《通志》有关“图”、“书”之说及记载
1. 有关“河出图”、“洛出书”之说
《通志·总序》：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
一纬，错综而成文。 古之学者左图右书，
不可偏废。刘歆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
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臣乃立为二记，一曰“记有”，记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记无”，记今之所无，不可不求，故作《图谱略》。
按：吴澄所引并非此“通志序”中语。
《通志·图谱略·索象》：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圣人，使百代宪章必本于此，而不可偏废者也。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须而成变化。见书不见图，闻其声
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
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按：吴澄所引本此，但有意去掉“天地”二字。“天地有自然之象”，则非“龙马旋毛”，“天地有自然之理”，则非“神龟坼文”。
“旋毛”与“甲坼”不能“相错而成文”、“相须而成变”。
2. 有关“河图”、“洛书”之说
《灾祥略·序》：
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中妄学务以欺天。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则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
按：郑樵以“河图”、“洛书”为祥瑞。又斥本“河图”、“洛书”以明《洪范》五行之说为“欺天之学”。显然，郑樵并不拥护所谓大禹则“洛书”作《洪范》九畴之说。既然如此，他亦不会把“洛
书”定之为龟甲坼文。
《三皇纪》：
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中则观万物之宜，始作书契，以代
结绳之政，始画八卦，卦有二爻，重而为六十四，名曰《连山》。
按：“伏羲德合上下”句引自《礼含文嘉》，仰观、俯观、中观句引自《易乾凿度》：“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由此可知，郑樵引《礼纬》之说，是视“河图”、“洛书”为瑞应。“圣人受命，瑞应之至”（《易乾元序制记》语），
河洛瑞应先至，伏羲受命而已。引《易纬》之说，则是赞同圣人仰观俯察画卦说。
伏羲有河图之应矣，而黄帝复受河图；伏羲命子襄作六书矣，而黄帝复命苍颉制文字；伏羲已造律历矣，而黄帝复有律历之作；伏羲作《易》矣，而神农、黄帝复作《易》。学者不能无惑。于古帝王受命之符，皆有应，所以伏羲、黄帝各受河图者也。古者书契未一，用字亦希，故随时而作，务在应用。
所以周有史籀、秦有李斯，皆一时制字之人也。乃若律历之所
更、易象之所作， 亦在适时。
所以三代之前，律历不同，而《易》亦异。
按：郑樵于此亦将“河图”当作瑞应。其说三代之《易》不同，显然不以“河图”、“洛书”为画卦之具。
《河图》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食沙石，作兵仗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度。天授轩辕神符，伏蚩尤。
按：今见黄
辑《河图》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句，《鱼龙河图》亦有“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
威振天下， 诛杀无道，不仁不慈。
……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内容。博览群书的郑樵于此引纬书《河图》之文，足见他心中十分明白汉代人所说的“河图”是甚么货色。
3.有关“图谱”之说
《图谱略·索象》：
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
至今虞、夏、商、周、秦、汉上代之书具在，而图无传焉。
按：既然郑樵有见于此，他当然不会以刘牧《易数钩隐图》中所列之《河图》、《洛书》作上代之图。他于《图谱略》“记有”中载
《荆定易图》、《先天图》、《汉上易图》、《八卦小成图》、《乾生归一图》、
《龙图》、 《伏羲俯仰画卦图》、《陈希夷易图》、
《刘牧钩隐图》、《稽览图》、《尚书治要图》等。黑白点《河图》、《洛书》则见于刘牧《易数钩隐图》中，但不见记有甚么“旋毛河图”、
“甲坼洛书”，即使于“记无”中，亦不见任何“河图”、“洛书”的记载。
四.吴澄发明“河图”、“洛书”新作图元素的“根据”
吴澄尝说：“河图之马不异于凡马，洛书之龟不异于凡龟，初非怪事。至今马背之毛，其旋有如星点，特其旋无此十数尔；至今龟背之甲，其坼有如字画，特其坼无此九数尔。”（见《易纂言外翼》卷七）吴澄此说的“根据”何在呢？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发明的“河图”、“洛书”新的作图元素同南宋郑樵的《通志》扯上关系呢？原来这是吴澄读《通志》“望风扑影”的杰作。
郑樵于《通志·昆虫草木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释《尔雅》“五曰文龟”时说：“文龟，甲有文彩者。《河图》曰：‘灵龟负书，丹甲青文。’”
释马名“马 马 马 ”时说：“音晏郎的，又曰回毛。
……回毛，旋毛也。”
吴澄所说“今马”、“今龟”即本于此。然而，以今马、今龟推至“龙马”、“神龟”，谓“龙马”旋毛有此十数，“神龟”甲坼有此九数者，则完全出于吴澄的新“发现”（实臆推妄说），根本不是郑樵《通志》所定或“通志序”中所言。而是吴澄对“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之说产生了怀疑之后，从《通志》的《昆虫草木略》的记载中获得了“灵感”，进而又断章取义地引用“通志
序”中语，为自己的新发明张目。惜乎方孔
召、胡煦不通读《通志》，
以人之误而成己之误，以讹传讹，遂有“载之”“定之”之说。
五.结语
读郑樵《通志》，开卷有益。《通志》中无任何映象“河图”、
“洛书”的“记有”或“记无”，当然也没有“旋毛河图”和“甲坼
洛书”的记载。博学多识能撰二百卷《通志》的郑樵尚不见上代有甚么映象“河图”、“洛书”流传下来，其后百有余年的吴澄如何能知之？非臆见妄说而何？不啻上代无“旋毛河图”、“甲坼洛书”，即
或黑白点“河图”、“洛书”，亦非上代之旧。胡煦所谓“古河图”
与“古洛书”之非是，可用郑樵一言以蔽之：“隋家藏书富于古今，然图谱无所系，自此以来，荡然无纪。”如此，所谓“古河图”与“古洛书”为“郑樵《通志》所定”说，则不攻自破。
写于1997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