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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道元贞》阐读和品评


韩星

《易道元贞》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者鞠曦先生自云是一个“辟地避世隐居修学的人”(p308),然而他不是古代的隐者,而是一位心忧天下,关注中华文化之复兴,致力于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研究、探讨的一位颇“现代”的学者。他的特点是身在“体制”之外(这有利有弊:利者身心自由,弊者研究条件和与学界交流困难),故能“识得庐山真面目”,比我们这些慌迫于“体制”之内的学人更容易有自由的思想,以超越地判识现实学界之弊端,判释古代文化之误区,从而提出深入、独到的学术见解。

《易道元贞》为其“易道三书”之一(另外两书《易道发微》和《易道纂中》已写就而无力出版),是以其独特的“承诺推定法”研究解读《周易》思想体系,并进而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学术理论问题并作了初步解答的一部学术专著,不但对《周易》这部群经之首,中国文化之原的古经的研究,而且对于二千多年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曲折历程以至穷途末路的正本清源、返本归原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然,由于作者长期在体制之外,隐居于深山,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学而知之,有许多是从其性分所流出,再加上其独特的思想进路、学术理路、理论架构和话语形式,对我们习惯于学院式思维方式,特别是缺乏修炼实践,昧于觉悟的学人来说,阅读此书一定会发生困难。本人不才,然对鞠曦先生神往已久,一拿到此书,感到吸引而深入地吃力,也许是书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是笔者平时有所思而无得少得却借此书有了难得的启迪吧,所以有强烈的愿望想把读了此书的理解、感悟和思考写出来,以与读者交流,因此也是一篇书评。

概括地说,本书所解读的文本是《周易》(以《说卦传》为主),所用的方法是“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学术思想问题是孔子儒学二千年隐而不彰的“性与天道”之学,所采取的理性进路是赋予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以现代的学科理论形式,所构建的是哲学性和科学性统一的中国学术形式(思想体系),最后归宿到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和出路探寻。这样看来,不能把本书当成纯粹的一本《周易》研究之书看。从目录上看大致也符合一般学术专著的写作方法,提出问题,回顾过去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资料考定,进行内容的阐释、梳理,构成一个体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说明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展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深入其中,你所读到和感到的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的、网络的结构,思路是纵横交织的发散的,你读的时候,刚抓住一个线索,还没解决它,为了解决这一线索上的问题,又得联接另一线索;关键的地方,需要反复读,才能抓住要领,但刚抓住了,又仿佛丢失了,你又进入另一思维区域。

总的来说,本书以《周易.说卦传》的解读和孔子修《易》使之卜筮理路终结,开辟“尽性知命”的易学之道,并进而凸现了孔子儒学“性与天道”的“一而贯之”的思想体系,强调了由现实关怀(忧患)以归于终极关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学术理路。对汉宋儒学因曲解儒学元典而导致儒学误区,乃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误区,对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国人思维受控于西人,特别是科学主义导致的哲学与科学的误区作了发人警醒的分析、批判,有振聋发聩之效。

本书给人多方面、多层次的启迪,提出了诸多值得详尽探讨,向学界和社会阐扬,以正视听的问题,我暂谈几点:

一、对孔子“性与天道”之学的复原

过去思想史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看法,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哲学框架是《老子》以及庄子构建的,孔子只有政治理论道德教化那一套,没有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哲学,后来儒家的哲学是从老庄那里承受过来的。这主要是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和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的误解,再加上后儒把儒学纳入治国之术(汉代)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遗落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形上基础。鞠曦先生在书中对这一曲解的历史过程作了阐述(见P98-P103),其思路是推定“尽性知命”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形式,并主要体现在《周易》《说卦传》和《中庸》之中,并且开辟了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路复原这一思想的令人信服的工作。作者认为,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不是人们一般认为的“忠恕”,而是指孔子儒学思想的统一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性与天道之学”,但由于《论语》的对象是对中人下以下的,故孔子的弟子知道孔子有“性与天道之学”,只是“不可得而闻也”而已。鞠曦先生通过使《周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内涵外化为哲学与科学统一的理论形式,使“性与天道之学”得以复原(另外相关内容见其所著《中国科学之精神》有关章节)。其实,关于孔子应有形而上学哲学思想(性与天道)本应是不成问题的,以逻辑言,任何一完整的思想体系都应有其形而上学的理论基础。一般的说法老子讲天道,孔子讲人道,或把孔子天道等于天命,加以贬低,实是不能全面、整体地贯通孔子的思想体系。以《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是无可疑问的,但仅此够吗?作者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考定拨疑古思潮之乱,也是目前学界“走出疑古时代”的共识共行。再就是利用考古文献,如《帛书周易》以证孔子的易之道,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其实目前学术界热烈探讨的郭店楚简,在众多的儒家简中,可以见到大量论述天道观的内容。总之,这个问题对复原儒学的元典思想,再现孔子思想的伟大光辉,清理两千多年对孔子思想的曲解误用(或者更平和地说是片面地发展了孔子思想的某些方面),将有很重大的价值。

二、正确推定《咸》卦的意义

关于《咸》卦,在易学史上自古以来理解非常歧义,可谓五花八门,奇解百出。鞠曦先生在考定孔子与《周易》关系的基础之上,认为孔子对《咸》卦不但以《彖》《象》进行推定,还以《系辞传》对《咸》卦进行整体统一性的推定,以形成终极关怀的理论架构。这就揭示了为学界所忽略或否定的孔子“尽性知命”的思想体系。然而孔子以后,后儒均不理解孔子以《咸》卦推定的性命之学。荀子把《咸》卦推定为夫妇之道,误解了《咸》卦的思想,对后来易学研究有消极影响。司马迁由于不知《咸》卦的意义,以百家争鸣的历史形态引证了《系辞传》中“同归而殊途”这段文字,这样就遗失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具有的终极关怀的思想价值。更有甚者,造成今人对《咸》卦的断章取义,以此证明《系辞传》与孔子无关。

作者在本书卷三和卷四中,对《咸》卦承诺主体的终极关怀进行了具体推定,这样就把遗落了二千多年的宝贵思想以现代科学理论的形式找了回来。因为对于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言,是“损益之道”,而“益道三卦”始于《咸》卦,因此,正确推定《咸》卦的意义,对于理解《周易》的思想体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追寻和找回,并以生命科学形式重新推定,便成为当代哲学和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确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提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理路,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自不待言。

三、孔子道、德思想新论

关于孔子老子道、德这些核心范畴及其思想意义的阐释,是笔者一段时间曾感兴趣的,大约是去年,还写了一篇短文《老子的道和德》,主要是有感于帛书《老子》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以及韩非《解老》、《喻老》也是先解德经,后解道经等,考虑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也许是《老子》较古老的文本,当表达了更古老的老子思想,更有感于二千多年来人们把老子的道作为一个处处借用的最高哲学范畴,却相对地忽略了德,另一方面,又过分强调孔子儒家的伦理道德,造成了对老子的架空和对孔子的降低,再加上近代以来西方道德观念传入,使这些概念、范畴更为混乱。

今天,读鞠曦先生《周易元贞》,大开眼界,作者对《周易》之“道”与“德”的推定,不但解决了“道”与“德”统一(以“德”明“道”,以“德”合“道”,以“德”修“道”)问题,而且以哲学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的理路,解决了儒学天道与人道统一,以主体性的人在天地(阴阳)之道的框架中解决人自身的终极关怀的中国式思路。这一理路也不排斥儒学的政治思想,心性之学以及日用伦常,更有意义的是:⑴这一主体性带有个人化的思路,可以解决二千多年来儒学为封建专制政治利用而添加的思想专制,重国家和阶级,轻社会和个人的后遗症;⑵能够解决所谓儒道分裂(其实儒道并未分裂,或者说同根共源,因失误而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一显一隐,一主一辅的两块,特别严重地是造成民族心理结构的分裂,即达则兼利,穷则独善,出儒入道(后来有佛),以及终南捷径等双重人格现象;⑶这一理路有望解决内圣外王问题。内圣外王为《大学》提出的理想,但内圣外王始终难以打通,这个问题实质上是“道”与“德”的问题,由立德(内圣)以达道(外王),道德合一,以尧舜为典范,即是孔子心目中的圣王。可惜秦汉以后,儒家道、德思想失去联系,并被曲解地应用,圣王被代之以“王圣”,所谓道德便成为封建帝王专制的面具。

四、“形而中论”对推定《周易》思想形式的价值

“形而中论”是作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命题就是对《周易》之“卦”的高度概括。在本书中,作者对《周易》“形而中者之谓卦”到“形而中者之谓人”再到“形而中者之谓神”进行了贯通的推定。作者以《系辞传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出发,认为“道”与“器”的关系,是以“卦”承诺形而中的主体,以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之主体者,人也。故以“卦”承诺的主体可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也就是说,形上和形下统一于形而中之主体,形式为卦,承诺和推定者是人。在这里,作者以“形”作为主体推定的基础,以形而中者谓之卦作为承诺和推定的形式,从而推定形上和形下,构成形上、卦、形下统一的哲学体系,使《周易》的哲学模式得以外化,再现了中国哲学的独特体系。这就告诉我们,《周易》哲学具有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完全不同的体系性,就在于以其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形而中论哲学体系,推定和承诺了主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科学价值。这就使《周易》成为哲学性及科学性统一的思想形式,使中国文化传统活水源头的《周易》焕发出真正的本色本光,同时也将改变中国人近现代以来受西方思想观念影响而形成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学者们的思维定势,已使中国人的思想能力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如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还有如二元对抗思维模式,形上形下之分,进化论、螺旋式上升等。如近几年学界把中国哲学特征说成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即是西方人说的“自然”,人则是人类社会,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等。其实中国思想并不是二分的,作者以《周易》的三才之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推定和承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价值,就是说,穷理者,地道也,在地成形者也,形而下者也,器也;尽性者,人道也,形而中者也;以至于命者,天道也、形而上者也,道也。这样,三才之道就成了承诺和推定本体与主体的逻辑形式。作者由形而中论对三才之道模式的追寻,对彻底改变国人的思维混乱,整合古代、现代思想文化于一体,意义巨大。笔者也觉得三才模式可能比天人合一模式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过去对“天”探讨太多,对“地”注意不够,这是否与后来形成的尊上卑下,尊君卑臣,尊男卑女心理思维有关。作者还译注了韩国典籍《天符经》,是以三才模式为基本结构的,这似乎说明是中国人在后来扭曲了、忽略了三才模式。这个问题值得正本清源,历史反思。

五、对“神”这一范畴承诺人的形而中主体性的推定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神”是一个被模糊了几千年的没有被正确认识的概念(P252),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宗教、哲学的引进,这个概念被弄得更为歧义,且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在唯物主义哲学一边倒的时代,“神”或者被作为宗教概念遭遇“批判”,或被作为鬼神迷信而遭遇贬斥,或者被冠以神秘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等哲学帽子,弄得人们不敢谈神,神的真义潜隐不彰,只留下常用“精神”一词也被弄得大而无当,处处套用,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把物质以外人的心理、情感、态度、观念大杂烩成一锅,来表达主导意识形态的主观意识。(《辞海》说:“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哲学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

作者在书中从“形而中论”哲学原理出发,把《周易》中的“神”以形而中的方式进行了理性推定,认为“神”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质,即人的主体性是以“神”的方式在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之间运用,主体体道是在“一阴一阳”的相感中“形神中和”实现的,具体操作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这是人的“神明之德”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形神中和”统一。由于“神明之德”与性命之理是统一的,所以作者认为过去的鬼神迷信是由于人不理解自己的“神明之德”可以进行主体性操作,一般百姓处于浑然状态,对鬼神抱着“日用而不知”的状态,并因此在敬畏中流于迷信。这里,人的主体对天地之间奥妙的认识(即具神明之德)消解了鬼神迷信,使“神”哲学化、科学化了,并可以在操作中把握。

同时,由于使内化的“神明之德”外化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学原理,使人作为主体在认识上具有了客观性,不致走向主观神秘主义。但是这种客体性又是主体与客体统一的,是主体进行“观”(上观、中观、下观)的结果,主客体的相通,所以《观.彖》中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就不能理解为宗教,而应理解为圣人以“神明之德”进行“神道设教”。

总之,“神”之概念提升为范畴,并赋予哲学性、科学性含义,就使得许多学术疑难化解了。

六、生命科学与终极关怀

鞠曦先生的《易道元贞》使《周易》研究超越纯粹的易学领域,通过发掘“尽性知命”的易学之道,使其承诺了中国生命科学的科学性建构和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解决思路。

建构中国生命科学的学科体系,以解决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为归宿,是作者一系列学术研究活动的最高目的。为了这一最高目的,作者对《周易》中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进行挖掘,推定其哲学和科学原理,走出以西方科学的理论架构为坐标系推定中国生命科学的理论误区,其目的是正确理解中国的生命科学,同时从中国古代浩如烟海而杂乱无章的生命科学资源中提升出现代的学科理论形式。这就是他研究中国生命科学的理性进路。

中国文化中的生命科学(传统叫养生之道)原本是有很深奥的哲学原理内化于其中的,但历史上由于儒道的分为两途,儒失去“性与天道”之学,道退为避世、化为道教,越来越具形而下性(养生之术)。近代受西学东渐、西化思潮的冲击而受制于西方思想的影响,并在激烈反传统过程中形而下的养生之术也被斥为封建迷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自发的大众性的“气功热”是对前30年压制的一种反拨,在众多气功大师和气功功法中虽然也提到“生命科学”,但真正向形中、形上进行理论研究和思想体系构建的几乎没有,最多不过进行一点“多学科的综合”(其实是拼凑),缺乏一而贯之的哲学理路。而官方或半官方的“生命科学研究”也是试图以西方科学技术思路和手段来揭示中国气功的“神秘”,弄了不少数据最后还是没搞成什么,直至气功误入金钱和政治陷阱无疾而终,留下了不能出声的哀叹。鞠曦先生以深厚的中西哲学、科学功底和超人的思辨能力为中国生命科学体系的真正建立提出了哲学与科学统一的理路,并在不断地进行研究,是令人敬佩和受鼓舞的。该书的理论架构的主体方式就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形上性原理与操作的具体方法及其形而中哲学原理。

关于终极关怀问题,作者认为西方形式化的思想制式和形而下的科学思路对解决终极关怀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及形上性科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都有决定性的意义,并且将是解决目前人类文化困境的出路,西方文化的终结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七、如前所说,本书的“思想进路、学术理路、理论构架和话语形式”是“独特的”,但正因为如此,却也造成了此书的阅读困难,由此使其思想难以为人理解,成为一种局限。依笔者看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内因大致有二:一是作者问题意识强、思辨能力强,在书中构成了问题的链和环,以及分析、探讨、解决的严密逻辑推展,特别是所运用的“承诺推定法”,都使得本书有极强的专业性;二是我猜想,作者有意或无意是报着为中人以上读者写书,试图是对当今没有思想、肤浅、随意、生编乱凑的学术界腐败风气的一种逆反。

依笔者谬见,若要论缺点,就是语言拉长,引文反复,论述重复之处不少,要读此书,需要悟性、思辨,还需要耐性,这对读者要求是高了点。总之,这本书确实是值得一读、甚至再读、三读,所谓哲学者,思辩启智而后已。

200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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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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