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彧先生的易学研究有一个特点：于易学疑难问题而考其来龙去脉，坚持以《经》、《传》为体，从而作出一家之解。显然，能有这样的成就，是由于其把握了充分的易学史资料和得益于辨析精微的易学功力。郭彧先生的这篇“易卦唯变所适论”，更加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易》之谓“变易”者，卦之用也。所以，卦之所变和所变之卦与《周易》思想形式的统一，是《易》学中的又一疑难问题。卦之所变与所变之卦的逻辑理路能否与六十四卦和八经卦的逻辑推定一以贯之，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关健所在。而厘清《易》学史上的相关问题，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显然，郭先生的这篇“易卦唯变所适论”，正是基础性工作之一。

显然，郭先生这篇文章所进行的辫析，是以《彖》传为体，以爻位的“刚”“柔”之用，适中之法，进而推定“唯变所适”之理。这一思路，必然把经卦相重所形成的六十四卦之“序”“位”问题涵泳其中，从而上升到《易》学思想体系的问题，也就是郭文所讲的“归一”问题。由于《易》学史上能够以这种逻辑理路进行思想的易学家难能达到孔子“一以贯之”的理论高度，所以逐步形成了“两派六宗”，实为易道广大而统续无宗的《易》学史。因此，对一句“唯变所适”的所造成的曲解之多，也就成为必然，郭文为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郭文的重要性正是在其对“唯变所适”的论证中，提出了，“《易》变有道，爻之变亦有道，仅仅着眼于“唯变”而不能有“所适”，则不可谓之有道”，进而提出了“‘唯变’者必有‘所适’”的思想，这些思想是重要的，因为这是推定《周易》思想体系不能回避的问题。

众所周知，“唯变所适”来自于孔子所作《系辞传》中的下述话：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也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上述话中的“唯变所适”，与郭文所辨析《易》学史中对“唯变所适”的理解，显然具有承诺与推定的非统一性。《易》学史中的“唯变所适”，重在“唯变所适”的“象数学”解释，由于悖离孔子的一贯之道，所以，形成了“‘唯变’而不能有‘所适’”的问题。孔子的上论表明，“唯变所适”是在《易》学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形成的《易》变之理，使之在“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的推定中，形成了“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的《周易》，使“所适”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只有在这一理路中解读“唯变所适”的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把握经过孔子序传解经所形成的《周易》。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通过怎样的“唯变”，实现的“所适”又是怎样的价值。

笔者认为，上述“唯变所适”的思想原理是以《说卦传》进行推定的，即：“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是谓“唯变”者也；“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是谓“所适”者也。“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唯变”者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所变之“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之《周易》也。而“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是“唯变所适”的统一；即“唯变”的具体方法和形成的《周易》之“所适”，从而形成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的科学思想体系。这是由《周易》思想理路所决定的，因此是《易》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鞠　曦

　　　　　　　　　　　　　　　　　　 　200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