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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研究与科学主义的问题


鞠 曦

前 言

今年以来, 国内的《周易》研究开始受到科学主义的干扰甚或批判, 这一趋势由于行政的干与, 使之本应由学术界解决的问题, 成了新闻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这样以来, 使之《周易》研究的方向性问题受到学术界内外的格外关注。由此反映出的问题表明, 尽管自文化热以后出现了《周易》研究的众多的成果, 但是, 这些成果本身所反映的大多是《周易》的应用性, 对《周易》的更为深刻的属于基本的哲学本体论原理, 则发掘的不够, 使之没有完成对现代社会所确证的内容给与本质的反思,所以,当出于某种价值观进而使用科学主义对《周易》和《周易》研究进行批判时, 尽管这些人知道科学所面临的和科学所带来的问题并不比《周易》研究带来的问题少, 然而 ,他们还是毫不客气的挥动着科学主义的大棒向《周易》的研究进攻。我们看到, 尽管这一进攻表现的是那样的软弱无力, 我们还是要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所在, 使对《周易》的研究能够深入进行下去。

对于《周易》研究中出现的问题, 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随着对《周易》研究的深入必将克服的。如果对此利用科学主义进行批判, 不但不能解决问题, 造成对周易研究的不应有的干扰, 而且也背离了科学的发展规律。我认为, 这一问题的出现既有研究者不理解《周易》的主要作用而不正确的使用科学的方法论所造成, 更有一些根本就不懂《周易》的人标榜以捍卫科学主义为目的发生的对《周易》批判。本文分析了这一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科学主义的来源

在西方哲学中, 当理性冲破中世纪的神学束缚, 带来了文艺复兴后的思想解放时, 以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有力的促进了人的存在形式的空前改变, 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 科学主义的思潮产生了。正如辛立州先生所言: “文艺复兴,被历史学家赞誉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两大发现,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扼杀,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对于科学的压制,解放了人的个性使其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无限前景,推开了近代科学殿堂的大门使其迅速登殿升堂”( 辛立洲: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第33页)。

科学的发展和随着科学转化为技术, 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 实现了人对物质的可操作性, 进一步满足了人对物质的需求, 在这种利益面前, 一切唯科学而是从的科学主义开始占据了人类的理性殿堂,使之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取代了对人类的理性的支配的权力,这时人的理性成了科学的理性, 科学成了理性的代言人。使之人类文化的一切都以科学理性作为标准, 科学主义完全垄断了一切。科学到科学主义的转变, 使科学成为一种世界观,这时, 科学成了哲学的主人,而哲学只能成为科学的奴仆。

如果说, 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理性复兴而带来的科学的发展使科学主义成为理性的模式是一种理性的进步, 那么, 当使科学主义成为理性的权威从而取代哲学而成为世界观时却是理性的衰落。由于理性的衰落,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近代科学带来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不断认识,但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问题。正如叶平先生所言:“当代科学技术为人类解决的问题与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一样多, 它对人类的建设性作用与破坏作用几乎同等规模”(叶平:《生态论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 1994年12月第1版, 第250页)。 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它对人类的破坏作用的原因, 辛立洲先生指出: “自文艺复兴以来,处于支配地位的人生目标是对豪奢生活的追求,人为此而贪婪于财富和金钱”(辛立洲: 《21世纪的明珠---中国文化简论》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第37页),这导致了:“一、全球整体意识的空白”(同上书,第44页);“二、人的自我认识的不成熟”(同上书, 第47页); “三、利润、自然、道德三者价值本位的失衡”(同上书, 第58页);“四、科学研究的外向性局限”(同上书, 第68页)。显然, 这是科学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辛立洲先生提出把“调整人生目标,重新认识人生价值和意义, 抛弃积习已久的对经济富裕的贪得无厌的追求,改变把豪奢生活作为人生目标追求的现状,树立一种新的精神追求目标”(同上书, 第39页),而这一新的精神追求目标,正是“东方民族的传统生活观念”。正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研究, 和为了解决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寻求它对人类的破坏作用的原因使我们重新研究以《周易》为起源的中国哲学。这说明, 时代要求中国哲学的的复兴。纵观人类的近代哲学,自从科学成为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主要手段之后,哲学变成了科学的廉价说明书,哲学在科学的外衣下维持生存。终于,怪圈发生了,科学在当代所遇到的认识论困难,终于又重新要求哲学为其解决。由于这一原因,也导致科学的内向性发展,把科学的对象指向人的自身,是“认识你自己”的深入。科学的这样的发展方向,必将改变以往的科学模式而导致哲学的复兴。我们看到,科学的模式从文艺复兴以后,虽有相对论冲击,至今没有多少改变,这个培根---伽利略的物理模式将伴随着内向性发展转向对人体科学的研究而改变自身的模式。反思表明, 哲学的困境表现为本体的失落,因此,冲出困境的方法是哲学本体的回归。具体讲, 就是要反思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的起点, 对应于中国哲学的,则要反思《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谓之器”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去发现存在的更为一般的形式。也就是说,哲学应回到其自在的本质中去建立自身自为的自在存在。而《周易》的哲学模式的本体性, 是实现以上目标的最好的参照系。

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 这一切都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带来的必然结果, 然而, 在我们寻求以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 反思人类的理性的时候, 却有人挥动科学主义的大棒, 口诛笔伐。这恰恰证明了日本学者星野芳朗的观点, 他说:“在现实中,……有自己坚定主张和信念的科学家是极少数。并且, 他们还经常遭到来自行政和政治方面的敬而远之的冷落。另一方面,那些丧失了学术能力, 投身到政界的科学家们, 在政治舞台上却倍受欢迎, 所以对于这类科学家的言行著述, 如果认为都符合科学本身的发展逻辑, 那将是大错而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只不过是用科学术语粉饰起来的某种政治逻辑的辩护士罢了”([日]星野芳朗著《 未来文明的原点》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78页)。

二、不能用科学主义的方法研究和应用《周易》

所谓的科学主义的方法, 是指把在科学技术中应用的方法推广应用到人类的一切理性领域。

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是: 以培根--- 伽利略的机械论物理模式作为理论基础, 把客观世界的内容不断的逻辑的分解区分为独自的要件形式, 以此, 使要件具有自身的被机械割裂后的逻辑的规律。显然, 这一方式是西方哲学把物质作为与精神独力的要素带来的结果。当我们寻求走出这一方式的方法而研究《周易》时, 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 有人也使用科学的称号冠以《周易》, 其用心是好的, 但是, 由于上述的科学方法论与《周易》哲学原理的相悖, 这不但不能正确的发掘《周易》的宝藏, 而且给科学主义的大棒留下了挥动之处。所以, 正确理解《周易》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 是研究的前题。

《周易·系辞传》曰: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陈, 贵贱位矣。动静有常, 刚柔断矣。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吉凶生矣。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 八卦相荡, 鼓之以雷霆, 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 一寒一暑。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易则易知, 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传上,第一章》。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 失得之象也。悔吝者, 忧虞之象也。变化者, 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 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 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而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 吉无不利”《周易·系辞传上,第二章》。

显然,《周易》对之成书和使用方式都有相应的解释,“乾知大始, 坤作成物。乾以易知, 坤以简能。易则易知, 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 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 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是说不能简单的运用《周易》的“三极之道”,而是要以此训练自身的思维能力,修养自身,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 爻之辞也。 是故君子居而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以此成就“贤人之德, 贤人之业”。此中揭示了人的修养过程, 即由君子到贤人的修养之路。

然而, 对于更高的修养, 则应进一步, “夫易, 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 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 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周易·系辞传上,第十章》。这里, 是讲了由贤而圣的研《易》之路。

对于《周易》中的卜筮及其的运用, 古人有“善易者不占”之谓。春秋以前, 《易》之一书, 藏于王室, 寻常百性, 不得一见, 故孔子有“纬编三绝”之举, “假我数年”之叹。可见, 《周易》的最大的功用是加强理论思维的能力, 而对于理论思维的训练, 正如恩格斯所说:“ 建立各个知识领域互相间的正确联系, 也同样成为无可避免的。因此, 自然科学便走进了理论思维的领域, 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 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练, 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练, 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 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 关于思维的科学, 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 是一种历史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第465页)。正因为《周易》“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 《周易》才有群经之首之谓,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训练理论思维能力的必读之经。在当代引起的对《周易》的研究热潮,更是由于下面的原因所形成:

一, 思维方式的困境, 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遇到的哲学问题, 需要时代给予回答, 而以往思维方式或哲学表现的软弱无力。

二, 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的迷惑, 自然科学不能给与正确的解答, 甚或由自然科学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的危机, 人们要求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所以, 当代的《周易》热潮, 是可以理解的, 也是必然的, 更是需要的。《周易》提供给当代的最重要的作用只能是提高我们的理性能力, 具体而言, 她将为人类的哲学在当代的进步提供一个最好的参照系。

三、《周易》不是科学, 科学也不等于真理

自从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丰富的物质利益以后, 对科学实验以证实经验到的实在作为存在的唯一形式成为科学主义的本体论依据。西方哲学以这一转变为内容表现出自身的失落。然而, 当科学主义的无限制的发展, 给人类的存在也带来来自于科学技术对生态的破坏的危机时, 科学主义必然应当受到哲学的反思, 这应当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这表现为哲学失落而引起的问题, 我们的学术界对此重视的相当不够。(鞠曦: “哲学的失落与生态危机”载《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管理的理论研究》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36页 )。

即使我们不从科学技术带来的生态危机这一点看科学主义的失误, 只从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存在的那些“进步”来反思, 科学主义的有限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 尽管科学技术能使人类“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但是, 科学技术并没有使人类的“生老病死”的存在有所改变, 人类的生物性存在的本质和几十万年前的人类并没有因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任何改变。我们看到, 科学技术仅仅带来了人的更高级的享乐, 从而带来了人类迅速的从自然界的异化。

因此, 科学技术的有限作用, 使科学的方法论受到反思。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 科学并不是唯一的和万能有效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为了寻求更好的方法, 从而在反思理性的过程中研究《周易》, 这是可以理解的必然。即然如此, 如果再把《周易》说成是科学, 不但没有理解《周易》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悖离于《周易》热的宗旨。

然而, 把科学说成是唯物的因而夸大其作用的理论却屡见不鲜, 对那些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人认为, 科学是不能受到怀疑的, 随着科学的进步是可以解决的。对此,我们不仅要问, 有许多问题, 在科学还没有能力去认识之前, 却要人去相信科学, 难道这不是唯心主义吗? 所以, 对那些存在的问题,人们有理由选择他认为他应选择的方式去认识,而不一定非要采取(当然也可以采取)科学主义的方式去认识。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表明 ,科学只是在发现真理, 科学自身并不代表真理, 否则, 科学将不是科学, 而仅仅成为一种世界观。所以, 科学和科学主义是内容不同的两回事, 科学主义把唯科学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宗旨从而上升为世界观, 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当我们利用人类创造的三种知识形式来进行对世界的探索时(即: 哲学、科学和宗教,见鞠曦: “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载段长山主编《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一版, 第599页)。无论利用那一种, 都是自由的, 要人们仅仅相信其中的一种, 除非它具备独特的能认识世界的能力,非此,任何唯我独尊的学术态度都有害于理性的进步和真理的发现。

到现在为止, 在哲学、科学和宗教三种知识形式中, 还没有任何一种知识形式能单独的全面的完成对世界的认识, 所以, 当《周易》的哲学模式能对问题的认识有所启迪而加以研究时, 科学主义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 反而对此进行刻意的的批判, 不但毫无道理,而且显得毫无价值。

一九九五年九月

注:本为是提交给:“第七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200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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