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然政治论
１、中华旧有道德之真义
近代历史政治学派，解剖国家政治问题，必以国性民情为根据。盖一人有一人之生活习惯。一国有一国之风土人情，因其历史的习惯而顺应之、利导之、改进之则费力少而成功多。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实早开历史学派之先声。我中华的历史文明，远在四千年以上，虽国体政体时有变更，而人民犹是唐虞三代优秀之遗民，仍是富于道德思想之国性民情。故道德二字，实为世界开化最早的中华文化之代名词。故了解中华文化之根源，不可不彻底了解旧有道德之真义。真义维何？弃假归真，去腐生新，其真道德的光辉，可分十项证明之。
（一）、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消极的
自来僧道清净，隐士放逸，人以为道德高尚，而不知此乃中华道德之下乘。非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真实道德也。况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者，于个人需引以为大戒。“禹思天下有溺，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犹己饥之，是以如是其急。”可以观古道矣。
（二）、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
尧舜垂裳而治，焕乎其有文章。大易革卦精神，吉在文明以说。盖谓革命事业，
正以炳文蔚文耳。当今社会腐败，不堪言状，正因旧有的道德文明退化所致，非旧有道德原来之腐败也。
真道德是光华灿烂，正大光明之结晶，全无一点腐败黑暗污秽颓唐之气习。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周称“郁郁乎文”。此之谓也。
（三）、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
例如，孝有大孝、中孝、小孝之分。仁有去之、为奴、谏死之异，世俗所传：
“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之说，乃理学之迂阔也。况乎尧舜传贤，禹则传子，唐虞揖让，汤武征诛，形迹大有不同，变通惟其尽利。故真道德
是执两而用中，宜民而宜人，不但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实可以平天下，
造大同而有余。
（四）、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无阶级的
例如，父子有亲，即父子之道。君臣有义，即君臣之道。夫妇有别，即夫妇之
道。长幼有序，即长幼之道。朋友有信，即朋友之道。推之贫而有乐，贫可与富平
等。富而好礼，富可与贫平等。况乎“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
于身也，不必为己。”何有贫富阶级斗争之言。故真道德，是使人人各称其量，各
如其分，各得其所之大平等，真平等。岂是矫柔造作之为平等所能仿佛其万一哉。
（五）、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
中国国家社会以及一切交接往来，悉归纳于礼让范围中，亦即归于自由范围中。
秦汉后之暴君污吏，以礼教为专横作伪之护符。然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
道斯为美”，固斯世斯民所共由。不过有文有节，中矩中规，示人以自由正轨，不
令其流为骄奢淫逸狂乱恣肆败度贬礼耳。故真道德是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换言之，个人之自由，应以不妨碍他人之自由为界，斯为大自由，真自由。
如此，全世界人人得其安乐，个个自在逍遥，无入而不自得焉。
（六）、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是以唐虞三代之休明，无不是家给人足，大畏小怀景象。清末内政不修，百度废弛，日蹙百里，盖有由来。非真道德不足以兴国也。故真道德是富国强种，扬烈觐光之根本。洪范备陈五福，春秋褒美，攘夷，其义可证知矣。
（七）、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
中国古大圣人，无论立政立教，无一不是导人于老安少怀，贤亲乐利境界。只因大道既隐，教化不兴，放僻邪侈之风愈炽。于是，有愤世嫉俗，刻苦自励之宗教出焉。此乃补偏救弊之清凉剂，究非平平荡荡，熙熙
之王道。故真道德是与人同乐之天然性量。“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诗人所以永歌乐土也。
（八）、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
近代西人乐利主义，有以最大多数最大幸福为标准者，遂开多数表决之端。究不免有遗漏偏枯之弊。而中国古大圣人之心量，如有“一夫不获”，则曰：“是予之辜”。推而至于草木。亦必令各得其所，咸遂其生，何况于人。故真道德，是天理人情之所同然，一人可行，万人可推；一方可行，万方可推；一时可行，万世可推；为真正的全民政治之模范。
（九）、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
于人类，主张富寿康宁。于社会，则主张相亲、相爱、相友、相助、相扶持，而以争夺相杀为患。于夫妇，主张久恒。于朋友主张久敬。总期四面八方皆收美满之结果。既极之一物之用，亦必以当时当礼为径，而以暴殄戕贼为戒。所谓并行并育，不悖不害，乃中国真道德之真精神。
（十）、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
历来圣贤学问与事业，无一不是行有余力，然后发为文章，垂为典则，并非徒托空言。自汉儒训诂，所学非所用。宋儒理学，所言非所行。儒术空疏遂为世人所诟病，降至科举，文章取士，只要说得有理，不问品行才干如何，道德之实行实德扫地以尽。此为贪官污吏之所由来，土豪劣绅之所从出也。要知真道德必言行合一，而敏于事、慎于言、推之全国实行之，自可风清俗美，民安物阜矣。
２、中华旧有道德乃世界最高无上之文化
现世界文化可分东西两大流派。中国乃东方文化之代表，盖以儒释道三教，悉于中华大地发其光华。试看中西文化之区别即可知矣。如中国历准太阴，西国历用太阳。中国文字直行，自右而左。西国文字横行，自左而右。其他种种难以详述。仅就思想界言之，西人富于科学思想，故能发明形下之器，增进人类物质文明。华人富于道学思想，（注意，非专指道教而言，或统以哲学名词包括之，而不知哲学乃后天所求之学问，道学乃先天发皇之实德，二者有天渊之别。）故能阐明形上之道，增进人类精神文明。换言之，即增进人类道德文明。物质文明增进，可以助长人类肉体的幸福。道德文明的增进，可以助长人们精神之幸福，并可善用物质完美肉体与灵魂的幸福。若物质的文明愈发达，而无道德文明以范围之，则社会上一方面愈文明，他方面愈黑暗。欧美工商竞争，贫富悬殊。侦探强盗，俱有绝技。皆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若道德文明愈发达，再利用物质文明以推展之，则地球上立成大同世界，极乐世界。
尧曰：“光被四表，百姓昭明”，周称“郁郁乎文，永清四海”，皆道德文明发达之前征。而今不见其盛轨者，三代后大道既隐，暴君污吏迭出。肆其凶残，人民救死且不暇，何有道德文化，此正中华不幸之退堕，国民无上之耻辱，非道德文化本身之过咎也。
其实，中华物质文明并不比西方国家落后。且看三皇五帝之利器尚象、宫室器用以兴，周公制礼乐，造明堂，文物衣冠并盛，即说明中华物质文明开发最早而最美备。由今六百年前，就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游历，并著书记下了中国当时文明，工商艺术之进步，西人尤惊为未有。只因道德堕落，物质文明亦随之沮丧，不如西人之愈研愈精。然而，道德文化之真精神，则固犹遗存酝酿于国民脑海之中，故犹为优秀盛大之民族，温厚和平之民情。若本我国道德文化之精神，利用西人物质文明之实际，则益显人类进化之光辉。
欧战以后，西方好学深思之士，对单纯物质之弊害已有所悟，深感东方文化之优秀，有以天下为公之特征。欲求得永久和平之幸福，必需发扬中华固有道德文化，以逐步走向大同，舍此而外，断无良策。
西方物质发皇之由来，征诸历史，实由日耳曼民族自强不羁之性格，融以希腊罗马精深之哲学，与耶稣基督博爱之教义，而后相摩相荡，相推相演，以至于斯。
要知道德文明乃物质文明之源泉。物质文明为道德文明之流溢。
以希腊哲学而言，相当于周秦时代之诸子百家，耶稣教义究不能摆脱简单拘束之宗教思想，于道德文明犹有偏而不全、美而未善之处。惟我四千多年开化最早之中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作述，皆是以道治国，以德化民。分而序之，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体而行之，用智、仁、勇三达德。蕴之为内圣，格物、致和、诚意、正心。发之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纲纪人群，则立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其维持社会，则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诚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美不备，无用不周也。况乎佛说极乐世界，惟震旦阐大乘之光辉。耶说天国永生，自老子已泄长生之秘。中华大地，实集道德文化之大成。今物质文明，日新月盛，道德文明，犹酝酿未伸。则以物质犹枝叶，道德犹花萼。枝叶必当先茂，花萼然后盛开。物质文明实为道德文明之先驱，而道德文明乃完善物质文明之实用。
窃闻之，先知先觉者云：只要中国统一，实行真道德、真仁义政治，万邦自然协和，大同极乐世界，如示诸掌。
３、道德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
在先天言，道德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故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凡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道德水准高的国家，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随之而起。以个人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乃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要知有道者兴，无道者灭。有德者昌，无德者亡。乃天道人事之常经。
欲保全身心性命家国天下，得享人间幸福，必需按《大学》一书实行之。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一层有一层的次序。一事有一事的实功。既不是荒谬无稽，亦不是空谈无物。而物如何格，如何不格。知如何致，如何不致。意如何诚，如何不诚。心如何正，如何不正。身如何修，如何不修。家国天下，如何齐治平，如何不能齐治平，又分条叙述，反复说明。诚能躬而行之，实而践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故《大学》一书实为古今中外道德之结晶。任何学说、任何教义，不能出其范围。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目，实为人类进化必由之正轨，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唯物论者以为，物质朽坏，万物都归无有。换言之，则认为人死，万事亦归无有，否认灵魂的存在。今科学证明，物质尚且不灭，而主宰人体之心灵，岂有有尽归消灭之理。若果主宰身体之心灵，随身体死亡而消灭，则人生数十寒暑，全无意义。为善为恶，俱是空忙。还说什么尧舜仁，桀纣暴，周公圣，王莽奸。就是羿善射，夏荡舟，不得其死然，也不过是一死。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亦仍是同归于尽。而禹平水土，稷教稼穑，文王日昃不暇，周公夜以继日，岂不尽是自寻苦恼。况如释迦佛本抱出世主义，不管世事。何以菩提树下顿开觉悟以后，反出来讲经说法四十九年，岂不是无事自扰。盖物质有变坏，精神自长存。肉体有死亡，心灵无生灭。譬如薪炭有尽，火传无尽。是以伊古圣贤君子，不敢为非作歹，实恐有损心灵。故勤勤恳恳，立功立德，成己成人，为万世模范，留下高尚人格。
道家言：“谷神不死，是谓玄化。”佛家言：“佛寿无量”、“不生不灭”。儒家之“大德必得其寿”、“未见蹈仁而死”。皆是尽心知性，过来经验之实言，不得尽以迷信二字一笔抹煞。
中国道德之内修学问，以团聚人之精气神，延长人类生命。儒释道三教心传，莫不有养生正法，奉行而实践者，自然得福寿康宁，亦可证道德文化高尚之一斑矣。
４、有秩序、有主义、有建设之革命思想乃真正道德思想之发皇
社会风气腐败黑暗，影响人民正常之生活自应改革之。国家政治不良，致人民辗转死亡于天灾人患，穷凶极恶之时，亦当起而改革之。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故经一度改革，社会国家必增一度之进化。不但当世人民悉蒙其福利，天下万世且赖其生成，乃为有秩序、有主义、有建设之大革命。即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责任之心之大发皇。例如上古穴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因改革而进化之事实，不胜枚举。即如伏羲正夫妇之伦。一革野蛮自恣之陋劣，而启四千年文明华胄之大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一革游牧部落之落后，而开礼乐会同之秩序。凡所应兴应革，无不宜民宜人。况乎夏桀肆虐，成汤革之。商纣暴厉，武王革之。伐罪之所以救民，取残即所以救国。故大易革卦象辞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之时何以大？即在顺天应人。何为顺天应人？即革其逆天道、拂人情之不道德的残败行为，而恢复兴起上合天道下顺人情之仁爱行为。俾斯世斯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解倒悬而得安乐耳。所以唐虞揖让，汤武征诛，虽革各不相同，其为圣人则一。一者何也，曰仁心仁政，救国救民而已矣。
或有人问：尔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答：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之。
试看中国之现状，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为有良心者所不忍言。平心而论，讵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毋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之正统道德思想，即人人继承的仁爱思想，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故而横决溃溢，不可收拾。
目前政府表示，要提倡道德固有智能，民国发达，实从此启。但拭目以观其行耳。
５、民生主义必实行道德乃克有济
中国于民生主义，本极容易实现。而今全国呼穷，是何缘故？或以为科学不发达。生产力不增加，致受外人经济力之压迫，日陷于困穷之绝境，故竭力提倡科学，以救中国。表面观之似有一定理由。然自清末变法以来，所谓教授科学提倡实业之声，已洋洋盈耳，而科学究不迈进，实业反多倒闭，国愈困而民愈穷。何也？则因徒在物质上摹仿，而不知有精神的作用。愈摹仿而愈见其支绌。换言之，即徒知摹仿外人物质文明，而不知发扬吾人固有之道德文明，以厚其根，以荣其华。故国家多一种新政，国民加一层负担，未受其利，先蒙其害。实业、财政、教育，尽能害国殃民，且增长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助长骄奢淫逸之恶潮。
倘若，举国上下稍稍发现其道德心、天良心。则上不见贪官污吏，下不见土豪劣绅，一切鱼肉善良苛刻平民之风悉泯。自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开源节流，各谋其生。唐虞帅天下以仁，而民康物阜。成周定天下以礼，而仓盈粟陈，可以知治本矣。
且中国人民富于家族思想，与西方国家习俗不同。凡谋以赡其身家者，无不尽心竭力，思深虑远。只要国家政治不阻碍其发展，便自足以臧谋。海外华侨之富有，是其明证。
故欲民生之安全，但须以最和平、最稳健、最实在的道德力量促进其实现。即使全国人民各安其业，各谋其生，各尽所长，各如其分，因势利导，自然富源开，实业振，民生遂而不可遏也。故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之大同景象，必以“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发其端，孰谓民生主义可用武力趋之耶。
６、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
以地大物博开化最早，人口众多之中华民国，本具有统一全球，协和万邦之优越资格。反顾国内现状，反为后起之小国所压迫所束缚。呻吟死亡于帝国主义侵凌之下，诚奇耻大辱，违逆天道人事之常经。每见打倒帝国主义之标语，稍泄吾人胸中之怒。但一经回想，试问如何打倒，谓兵可以打倒耶，而吾国之兵，用之乱内则有余，用之对外则不足。谓枪炮可以打倒耶，而吾国枪炮制造之材料，无一不仰给于外人。漫说制造不如外人之精利，恐积十年、二十年、亦未必能及外人之完备。而至于今，除自家相争相杀，犹未见外人实行瓜分政策者。可知非兵与枪炮之能为力，乃全凭世界人类一点公理，人道的一点正义维持之，保护之，得以苟延其命脉，任凭何人，不能否认此事实也。
故欲解除中国现在之国际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舍昌明中国古大圣人两千余年前所发明的大同主义外，别无他法。而此大同主义，即实现世界永久和平之福星。
此大同主义之推行，不用兵卒，不用枪炮，不用外交诡谋，个个同情“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道德思想，举而措之而已矣。
或曰：武力为外交的后盾，空谈道德，徒唱和平，其谁听之。然，要知太平洋会议，国际上对中国的束缚，早已解去大部分。外人对于不平等条约，无意义的租界，早已同意修改。世界思潮，已不是武力万能旧习。只因自己年年打仗，同类相残，凡外人有意放弃中国应得收回之一切权利。反至无人过问。无人主持。大好机会，一误再误，毕竟与人何尤。果使中国内争不起，盗窃乱贼不作，人人遵循雍容礼让之范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敢断言，不但从前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即解其纷纠，且世界人类和平，必以中国为师法，将爱戴恭维之不遑，何敢有鲸吞蚕食之野心。
再说欧洲战争，中国未出一兵一卒，凡尔塞和议告成，居然站在占胜者地位。虽曰因人成事，亦可证明二十世纪后之天道人事，公理的威权，要超过强权之上。由往事以测将来，只患吾国固有之道德文化不修明，不患大同世界不成就。况乎物质文明是我所短，道德文化是我所长。只可弃短取长，万不可弃长取短。如是有本有末，有质有文，安中国而和万邦之日必不远矣。
今有部分学者，极力鼓吹物质文明，而对中国固有道德文化深恶痛绝。以为中国文学过于虚假，不如西方科学之真实。中国道德过于顽固，不如破坏开放之有益。殊不知前清科举时代之文学，系伪儒假借道德，而未彻底了解圣贤载道之经文，君子躬行之实德也。
然而，推行中华固有道德，亦非空谈理想所能竣事。究竟如何实施方能奏效，
依一管之见，略陈三事：
㈠综核名实
道德非空谈理想之乌托邦，智能非浮光掠影之虚词，正所谓实践伦礼，实践科学也。汉儒训诂，有其名而无其实。宋儒理学，得其似而乱其真。至于科举文章更是愈离愈远，道德遂成迂阔无用之代名词。今欲救弊起衰，首须综核名实。例如，为人君者，必须作到为人君止于仁，才是名符其实。为人臣者，必须作到为人臣止于敬。否则，一为残贼共弃之独夫，一为蠹国病民之乱贼。（君臣二字，可视为如今作官的代名词，则仁敬之意可通古今。）不但桀纣暴虐，幽厉荒淫，失其为君之实。即梁惠王移民移粟，梁武帝施衣施食，斤斤于小恩小惠，而忘却发政施仁之治安大计，岂是为君之道，故同样难免败亡。推之一官有一官的实职，一职有一职的实事，一事有一事的实行，文武固不可兼权，轻重尤不可颠倒。故官吏军阀万能，钱谷兵刑任其掌实业，教育为所欲为，不管名实符不符，一一混而乱之，无怪万事腐败。苟能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设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三代治国必以礼，礼也者，履也，即实践其名分之谓也。
㈡表彰先圣
水必有源，而后不绝。木必有本，而后向荣。物性使然，何况人类。中国有地大物博之广土，坚忍耐劳之民众，广大高明之文化，原非一朝一夕凭空卷地而来。实远自四千年前，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孔、孟诸大圣人，或创制于朝，或仪型于野，浸推浸长，以致有今日之盛大。古之诸大圣人，乃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近代有灭国新毒计，必先灭其历史悠久之文化，以为灭种的预备，亦可反证表彰先进之价值矣。
而今教育当局，不积极讲究发扬先圣光大之道，反而通令废止春秋祀孔。虽曰持之有故，但对发扬固有道德以莫大打击。
或以为孔子是专制时代之祀典，民国不应举行。然，须衡量事理是否恰当。谓专制时代之作为概可屏绝，则是极端之言。其时之君主假借孔子为愚民之具，乃是小人之惯技，非孔子之过也。元、清入主中国，尚有些爱民保民之善政，尚且崇祀孔子。而我文明华胄，反数典忘祖，造一自灭文化之大影响，孰是孰非，孰得孰失，愿与国人共静思之。
㈢尊重师道
自古一国家之盛衰，必以其国家风化之隆污为标准。而一国家风化之隆污，即以其国家教育之兴替为标准。乃历史昭然之事实。
何为教育，即不外“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何能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第一前提）
必执掌教育权衡者，确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实德，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知能，足以为人师表。而后可以端形而直影，为模而范金。（第二前提）
受教育之弟子，循循于入学考校，敬业乐群，博习亲师之范围，自强不息。古人云：“教也者，所以长善而救其失也。”教育之目的，既在长善而救失。若教员无真智能、真德行，徒依赖于饭碗问题。学生不遵约束，不依训练，仅望得一文凭，则善何由长，失何由救，教育目的何以达到。故必须重视师资之审查，凡无真智能真道德者，不得滥竽充数。前清科举塾师，虽其所教无实用，而师位之尊严特著，故记诵之学问有成。今教育之目的，内容不同，其尊师之善良习惯可法。况黄帝生而神明，犹就正于广成子。孔子亦问礼于老聃，足证师道之贵重。语云：“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一国都是善人，而国犹不能长治久安者，未之有也。上述三事，是国家治化根本，亦是现时对症良药。不但恢复旧有道德，固有智能，有推行之必要，乃实现民族精神、民生主义、民权运用之大经。盖教育善，而后国民会议可得真民意，实事求是，而后士农工商百业俱举。前事不忘，而后百世上下，赖以兴奋，是在司大政权衡者一反省一倡率之力耳。盖自古国家有乱政无乱民。例如，尧舜此民，桀纣亦此民，何以尧舜则治，桀纣则乱。况汤武之民，原是桀纣之民，何以桀纣大乱而汤武立治。再以鲁民而言，何以孔子为政前，孱弱不振，而孔子为政三月，治化大行。及其去位，又复孱弱如故。足见为政在人，上行下效，乃治国安民之常轨。如上有道揆，以身作则，则天下不劳而治矣。
二、大同主义诠真
１、明伦
世界愈文明，人道主义愈进化。虽古今中外，昌明人道主义之学说不同，理想不同，设施不同，而求其最文明、最切实、最美备者，莫如中国大圣人创制之五伦。五伦之维持人类社会，圆满无缺，犹规矩之应用方圆，时措咸宜。盖任何人类社会，断不能于君臣、（君臣名义详见后解，请勿存成见）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者之外，别生何种关系。任何工作亦断不能离此五伦之外。故人类虽形形色色万有不齐，可以五伦概括之。人事虽是是非非万殊不一，亦可以五伦判别之。五伦实是人道之中枢，昌明人伦，正所以昌明人道主义也。
以郅治言，本来浑浑噩噩无为而治，说到伦常似乎末事。故老子云：“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然，人类情欲日开，天地否塞，大道既已废矣。若复无仁义孝慈之教，范围陶铸乎人心，则不和者愈不和，昏乱者愈昏乱。为此，圣人乃制为纲常，列为伦纪，得相安于无事，人类社会乃有进化之可言。
何谓人伦？譬如车轮，井井有条，不相凌铄。故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又如车轮，圆转自如，翕然无间。故孟子曰：“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然人伦而以五叙者，人道有五伦，所以通力而合作。犹之天道有五行，所以对待而周流。凡自然界之风调雨顺，即五行相生之休徵。人事之俗美风清，即五伦攸叙之表现。若五行不相生，所以春行秋令，冬令夏行，一切水旱、风虫、夭扎、瘟疫之天灾随之而起。五化不相叙，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一切盗窃乱贼，争夺相杀之人患缘之以兴。固历史昭然之事实也。且天地间，无论何种事物，无不受空间、时间的天然支配。而五伦各不伦，称为天秩天叙，原非凭空捏造而来。依以空间、时间之天然秩叙，用之于人的社会，以维持人类之生存并促成进化，此圣人所以为人伦之至，参天地赞化育也。
五伦创制，原是上合天道下顺人情，而又旁通物理。故欲昌明人道，俾人类社会达到真正的文明境界，必自昌明人伦始。
或曰，五伦是宗法时代的产物，封建旧思想，不适用于文明进化之今日。岂知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不过仅具五伦之雏形，其弊病尚多。如重男轻女，夫权独用等。文明进化到天下大同之时，乃见五伦之美备耳。故可谓，人伦之道无古今，无中外，凡为人类所共由。一方面言之，人类愈进化，人伦愈昌明。又一方面言之，人伦愈昌明，人类愈进化。人类与人伦实有互为因果兼程并进之关系。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此天下之达道也。”
《易经系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足证夫妇为人伦之始，万化之原。故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将欲昌明人伦，以昌明人道，自应先从夫妇一伦明其大义。
夫妇之伦在有别
“别”者，一为分别，一为特别。
所谓分别，需明夫妇之界线，维持真正之自由，即“男有分，女有归”，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西方法律以奸淫有夫之妇，为侵犯他人主权之罪。试问夫妇若与他人无分别，任意奸淫，成何人类社会。故夫妇一伦，取分别之义，所以限制人之放纵，正所以保全人正当之自由耳。自伏羲正夫妇之伦，伉俪永偕，华丽文明从此大启。夫妇一伦，“别”与“无别”，实人类社会文明野蛮所由分，亦人禽界域所由判。我数千年文明华胄，国屡亡而种族不弱，主权易而教化犹存，不至沦为蛮貊夷狄者，正惟此大端不坠所系赖。故真正夫妇有“别”，即各个人之自由，以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为界耳。
何谓特别？即夫妇感情与其他感情不同之特别也。所谓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夫妇恒久而家道兴。普通形容夫妇和谐者，则是如胶似漆，实深明夫妇特别之义。夫妇一伦，何以如此特别，盖阴阳和而后万物生，乃天道之适然。夫妇和而后家道兴，亦人事之必然。试看今日社会有如此夫妇，今日自由结婚，明日自由离婚。爱之欲加诸膝，恶之俗坠诸渊，如此苦境，岂有生存安乐可言。今之昌言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者，确与古人所言夫妇特别之交相合。但需知夫妇之正，互敬齐眉，终身偕老，乃是真恋爱真平等，真特别也。
易曰：“家人利女贞。”贞者，正而固。所以维持夫妇之道于永久，诚如是也。夫妇如此和偕，不但琴瑟钟鼓，群兴和乐于家庭，而旷怨咸无，且洽太和于宇宙。故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后世僧道出家，重在断绝夫妇一伦，乃宗教小乘教法，非人道正规。老子子系分明，释迦有妻有子，可以证知。）
父子之伦在有亲
为人父止于慈，亲亲之道也。为人子止于孝，亦亲亲之道也。亲亲之道，原本于天性人情之自然。然，父母亲子，其亲顺而易，爱子之心人人共有。子亲父母，其亲逆而难，故孝亲之道，百不一尽。自古圣人垂教，莫不以教孝为第一根本者。世有倡非孝无亲之邪说者，无论其理论如何，引证如何，人情毕竟无由通达。试问：人于抚我育我顾我复我之父母，尚薄亲爱之情，天下宁复有可亲可爱之人？天下既无一可亲可爱之人，其人之刻薄寡恩，可想而知。既对生我养我之父母，不讲亲爱之道，反而引出一些无缘无故之他人；冠以痛痒相关，同类相亲之词藻，岂非悖逆之尤。其所谓同情劳动者，不过为达个人权利之目的，假借利用耳。亦人道之大厄也。
圣人于父子之伦，重在有亲。正示以循顺天性之自然，合乎人情之本体，而后人类相似相续之源不绝，即天地生生不已之德长存。不但弑逆之祸不得而生，而仁爱之风普及民物。故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弟即为仁之本。
父之亲子在于慈。慈，非姑息溺爱之谓也。将欲爱之，必固劳之，养以生之，教以成之，而后慈爱之分量尽。子亲父母在于孝。孝，非服劳奉养己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首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而后孝亲之能事终。世有以积金钱遗产业，为慈爱子女唯一之目的者，此非亲亲之正道也。亦有以卧冰得鱼，埋儿获金，为孝顺父母，此乃附会穿凿之谈，执泥顽固矫揉造作，反乎天性人情之自然，戾人道之正轨，适足予非孝无亲者以非议之口实。故真正亲亲之道，乃社会人群发于天性之自然。出于至情而不能自己者，此其为人道之根本也。
君臣之伦在有义
君臣一伦，旧多误解。或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之传言。为菲薄忠孝之口实。岂知此等齐东野语，不见经传，原不足以议君臣。即秦汉以后之皇帝，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秦汉以后之臣僚，奔走趋承，希荣固宠，亦非君臣本义。
君者，主也。臣者，从也。天地间无论何事，离不了主从的关系，即离不了君臣的关系。国家、社会、个人均离不开主从关系。庄子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由此可知，君，并非皇帝之专称。臣，非奴隶之性质。乃一社会、一国家、一团体间，作事兴工建功立业相互之团结也。不过有主有从而已。固不得以一提到君臣二字便是有皇帝思想，为帝国主义也。
君臣关系在社会中极为重要，必须以义来衡量。何为义也？义者，宜也。即彼此团结作事，必令一人可行，推之万人有益；一方可行，推之万方有益。一时可行，推之万世无流弊。乃为义，乃为宜。
新学家所谓以政见相结合，主义相团结，庶几近之，若分析而言，为人君止于仁，以爱国爱民为己任，为君之大义也。否则，为残贼害民之独夫。为人臣止于敬，以致君、泽民、为己任，为臣之大义也。否则，为逢迎长恶之小人。换言之，即主持一国家一团体事业之人，必以一国家一团体之全体利益为标准，而后合乎为君之义。助理一国家一团体事业之人，必对于其所承当之事业，切实负担责任，而后合乎为臣之义。故凡事宜民宜人，实为君臣一伦之主脑。如彼此同恶相济，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固不得为义。即以个人碌碌无能，或竟尸位素餐以误事，亦大反乎实义。故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但所谓主从的关系，古人立义亦是相对的。孔子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并非只听一面主张，若既相合以义矣。则主事者必有指挥命令之主权，从事者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实人道当然之典则，办事不易之常经。
或有以为君主国体是忠于一人，共和国体当忠于一国。然，忠之本义，在教人为善，忠人与忠国其致一也。盖善则忠人忠国，不善则逢迎个人危害国家，不可言忠也。
故曰：“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贼其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君者事君，贼其君者也。”
兄弟之伦在有序
兄弟一伦，实即长幼的关系。言兄弟以示亲切，言长幼以示先后。
今之倡小家庭主义者，或以为兄弟一伦为大家庭之遗风，是宗法、封建时代旧思想，应摈弃排除之。需知人类先后之天然之次第，无论大小家庭，均莫能外。以社会而言，一切事物，均需有条不紊之秩序，而此等秩序之自然标准，于家庭兄弟间最显而易见，故敬兄敬长之礼习为伦常，实本天道人情之自然。兄弟至亲，如犹相倾相轧，何况他人。圣人以有序，明兄弟之伦，一以循天道自然之顺序，一以本人类天性之良能。同室操戈，为人伦之大变；同种相残为历史所羞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为社会全秩序，亦即为兄弟树楷模。不但可以和家庭，而且可以和人群，兴礼让。所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朋友之伦在有信
有人类社会即有交际往来，此即朋友之伦。无论国家交际或个人交际，将以尔诈我虞，为交际不易之原则乎？抑以信、义、和平为交际不易之原则乎？今之国际外交家，任是如何逞强凌弱，以势欺人，皆言国际信义为本。个人相交，任是如何使贪使诈，弄巧行奸，必言朋友信实为本。可知信字，乃人人心理所同然，交际成立之要素。
中国古大圣人，于朋友一伦，以信为主，确立亘古不易之常经。世有朝订金兰，暮成仇敌者；亦有外结盟誓，内藏祸心者。然其结果，阴谋必然败露，从此失信亦失人。故曰：“人而无信，譬如车无
”，必不能行。
在先天言。信者，准也。即人生本来真面目。在后天言，信者，准也，即心口言行如一。试观宇宙，如日月往来不准，则明无由生。寒暑往来不准，则岁无由成。造化如此，何况乎人。人若言行不准，欺人终归自欺。岂仅朋友关系无好结果，必事乃皆无成就。
古人造字，人言为信。正以信固对人而立，相交乃成。朋友之交若无信，则其人之心口言行一切无准，与人相交，全是相欺相负。故曰：“民无信不立。”然，信非固执不通之谓也。必合乎人格之交际，协乎义理之行为，乃有位实之可言。若彼此相约，为非作歹，奸盗邪淫，此丧人格之交际，不足言朋友，亦不成其为信。故交友所以辅仁，忠信所以进德。
再者，信，不在形式而在精神。今有歃血拜盟者，而后又暗相仇杀，则信不由衷，虽盟而无益。
又，信者，原在自信。自己心口言行不一，即是不自信，焉能取信于人。今言男女社交公开，以为格外文明，仍不过是交友之一道。若是男欺女，女欺男，浑成一拆白党之社会矣。
《大学》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名词虽古虽旧，其理确真。吾人主张文化革新，即主张革除现社会一切鬼崇欺诈，非人道之黑暗交际。而提倡相友相助，讲信修睦的真人道主义之文明交际，其他可推类耳。
现已明白，昌明五伦即是昌明人道主义。五伦亦即人伦。然，人伦与天伦、人伦与师道之关系，又如何呢？
天伦者何？所以变通人道，权宜人道，譬如方圆，可以随宜应用。举例明之：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人伦也。而尧舜传贤，禹则传子，唐虞揖让，汤武征诛，君臣相与之际，当传贤则传贤，当传子则传子，当揖让则揖让，当征诛则征诛，即是行乎人伦之中，合乎天道，自然变化之天伦。然，天伦之事，非聪明圣智达天德之圣贤君子不能体行。即就夫妇一伦而言，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本人同意，人伦也。真正至情相感，始终如一之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实即合乎天伦。诗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之谓也。但如浪荡男女，放僻邪侈，与禽兽几希。故天伦乃君子淑女之实德也。
无论天伦人伦，必须施以善良教育。使人人知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意义，并实行之，则天下有幸也。
现再讲师弟一伦。师弟一伦实为人伦之主宰。盖师道立，则人伦天伦俱增美满，人道即增安乐境界。师道废，则人伦天伦俱失皈依，人道即入苦境。“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古者，君即是师，师即是君，君师一体。）是其明证。无如周公以后，道不在君相而在师儒。而儒自孟子、佛自六祖、道自邱祖以后即大道失传。师弟一伦，遂致若有若无。即西方耶回两宗，亦俱有名无实，国家离乱，人道黑暗，有由来也。
今姑下一预断曰：将欲昌明人伦，以昌明人道主义。必由有道之师，由昌明师道开始耳。
２、正 纲
语云：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今人将此三纲訾为最专制、最黑暗、最不平等的杀人礼教。岂知三纲正义，不但不专制，而实最自由。不但不黑暗，而实最文明。不但非不平等，而实为最大平等。真正人道主义，必由此完成而进化。盖以纲字而言，非谓君可任意杀臣，父可任意杀子，夫可任意压制妻。乃以凡为人君、为人父、为人夫者，必要整躬率物，以身作则，为臣、子、妻之模范，以共保人道之平安也。此等礼教，正将维持人道纲纪之责任归之于上，重视主事人之责任，非重视其权威也。
谚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已从反面道破三纲真义。“而中养不中，才养不才，贤父兄所以足乐也。”三代以降，真正之礼教凌夷，三纲失坠。为人君父者，往往自己专横放纵，而反责臣子以忠孝；为人夫者，往往自己奸盗邪淫，而反责其妻以贞节；一班伪儒曲士，又从而推波助澜。此篡弑所以相寻，淫僻所以多罪，人道之沉沦，皆由三纲不正起也。若为君者，先尽君道，足以为群僚之表率。为父者，先尽父道，足以为子女之仪型。为夫者，先尽夫道，足以为妻室之仰望。则“纲举目张”，“上行下效”，一切善良政治，美好风俗，由此而生。社会上又安有不自由，不平等，不文明之腐败现象。
大凡不自由，不平等之腐败行径，多从专横黑暗，以上压下所酿成。故五伦所以明人道相待之关系，各尽职责。三纲所以树人道之仪型，正人道之本源。明于五伦，人道乃得大平等。正自三纲，人道乃得真自由。
书云：“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即此义也。
３、大 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此至圣孔子昌言于两千多年前，以今日之中外环通，物质文明发达之情况而言，只需辅以精神文明，大同世界决非空想而几近于现实矣。
然大同世界将别有神妙莫测不可思议之设施乎？抑仍是人类往来平平常常之景象乎？据孔子在礼运大同里预言：“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云云。活现一幅敦厚和平贤亲乐利之大同境界。而选贤与能，即君臣一伦之究竟也。讲信修睦，即朋友一伦之极则也。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即父子一伦所推及。男有分，女有归，即夫妇有别之大义。至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是长幼有序所流演而发皇也。
大同世界，仍是人伦昌明之世界，并非另有神奇玄妙不近人情之异端。不过，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伦常之演绎谨而严。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伦常之演绎大而化耳。若夫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人俱存一大公无我，一视同仁之高尚思想，则不但伦常中不生悖逆问题，而资本劳动，既无相对立异之情形。自然贫富均安，亦无发生阶级斗争之余地。故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如此大同世界平等之中，贤能为主。自由之行，安分之规。劳资之间，公德为尚。乃为真平等，真自由，实人道昌明之极则。
以平均思想而言，乃是出于对贫富悬殊之愤世私情，故奖励斗争，其手段则利用社会上不肖愚人，以为破坏工具，故错杂纠纷，莫可究诘。而大同思想乃出于人类天性之普通公道，故主张亲睦。其手段则利用社会上贤能分子，以为建设中坚，故固革损益，时措咸宜。
故有知道者言：平均思想不过一时的冲动现象，或反为大同礼运之先驱。而人道昌明乃人类永久的平安幸福，终必以大同为归宿。
三、时务放言（略）
四、国家问题之根本研究
国家之成立，由于多数人类相结合，依共同之组织，达共同之目的，而成一单位的团体。故其团体之意志，乃以自然人之意志为意志，其行为乃以自然人之行为为行为。否则，内无以保持社会的秩序，外无以缔结国际的条约。若以人格论，团体的人格，亦与自然人的人格相等。
兹就此问题研究之。国家能使多数人服从其主权，是必有赖于强制力。故法律问题放第一位，政治问题属第二位，经济问题属第三位。虽然，法律、政治、经济诸问题能保持国家之存在，倘无道德贯输其间，国家前途危险殊甚。以次分别详述之：
（甲）法律问题
法律之说，上古无之，自禹谟明刑弼教，吕刑、敬刑、成德，始具法律纲要。乃魏李悝作法经六篇，法律之规定始备。汉萧何效法经作律九篇后，法律之规定益备。后世不察，往往失之苛刻，大为儒者所诟病。至若道德一项，乃我国数千年，历圣相承的一种优美学问。如“惟精惟一”之心传，“无党无偏”之王道，固然灿若星辰，因后人多半以伪淆真，失去本旨。故讲道德说仁义之士，又为法家所诟病。讵知察其性质，溯其源流，二者有同有异，且互相关系密切，尤不可偏废也。
先就其异点而言：
㈠法律之范围狭，道德之范围广。
㈡法律之发生系人为的，道德之发生系天赋的。
㈢法律之施行，出于强制，道德之施行，出于自然。
㈣法律之表现多消极，道德之表现多积极。
㈤法律具有国界性，道德推行，有大同主义，具有世界性。
次就其同点而言：
㈠法律与道德均为无形的科学。
㈡法律与道德均以使人各全本性为目的。
㈢法律与道德均适合平等之原则。
㈣法律与道德均能支配人类之行为。
㈤法律与道德均能维持人类之生活。
㈥法律与道德均保持社会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此其同点也。
终就其互相关系而言：
㈠道德得以弥补法律之缺陷，道德所不及者，法律得以济其穷。
㈡有道德以保障法律，人类无幸免之心。有法律以扶翼道德，人类无虚伪之习。
㈢人类固服从法律，有道德心者，从服之意愈坚。人类固尊崇道德，有法律心者，尊崇之意愈切。
㈣法律既服从以后，则整躬者必率物，能守法自能成德。道德既尊崇以后，则居仁者必由义，不失德自不遗法。此其相互之关系也。
法律与道德，既于人类社会密切关系。如我国幅员广漠，民族众多，若无法律范围之，则强凌弱，众暴寡，尸骸四野，国无宁日，而生灵涂炭矣。然，纵有法律，而无道德涵濡之，则虽象魏悬书，虎门读法，五申三令，终成具文。亦有狡黠者以身试法，而民风敝凋矣。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此意也。
不观唐虞三代乎，尧何以平章百姓？曰：由于“允恭克让”故。舜何以风动四方？曰：由于“温恭允塞”故。他若南巢之主，太白之悬，汤武诰诫一颁，万方咸服。乃一则曰：“予有惭德。”一则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可知革命成功之易，皆由道德之感人深也。法律与道德，实如辅车相依，而不可须臾离也。
抑更有进者，我国近年来，国势凌夷，日趋贫弱，内患外患，相逼而来。揆厥原因，非法律不备之咎，乃不知道德之咎也。
例如，民法，有赡养亲属之义务。刑法，有重婚、略诱、诈欺、取财诸罪。商法，有限制商人各种规定。其立法本意，何尝不以道德寓其中，惜行之者，未能体用兼备也。况时至今日，各省政府崇尚廉洁，煌煌文告，遍示通衢，而一考及各县，官吏之贪污如故，绅富之豪劣如故，加以邪说朋兴，淫书四出，废贞非孝，蛊惑人心，似此情况，恐非数千百条法律所能奏效。惟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至感化日久，“而谋闭不兴，盗贼不作”，自能导世界于大同。
（乙）政治问题
今日之政治复杂矣。就政体而言，或最高机关属于君主，其统治权纯由君主一人专行，是为君主制独裁政治。或最高机关属于人民，其统治权，另设数种机关分行之，是为民族立宪政治。或最高机关虽属人民，而其统治权，仍由一种机关专行之，是为民族制独裁政治。（如共和时代之罗马，拿破仑第一时代之法国，是为共和专制国乎？）或最高机关虽属君主，而其统治权犹设数种机关分行之，是为君主立宪政治。
要知道，无论何种政治，欲巩固国家稳定，自应以组织国家要素之人民于前提。
在立宪国家，政治上一举一动，固以民意为依归。即独裁政治国家，亦当以“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恶之”，则民心悦服矣。非然者，不恤民厄，不畏民言，措置乖方，孤行已意，卒至国破家亡，为天下笑，良可叹也。
兹择政治上荦荦大者，说述如下。
先以军事言，国家养兵，原以卫民也，岂以卫民而害民乎。如米粟之征，力役之征，任意诛求，民力已敝。加以大军压境，军券横行，民房杂处，百姓心惊。以至村舍邱虚，四民废业，惟以道德为救济，必励行裁兵，始能减轻人民之负担。而裁兵后，必须采取移兵支边，以固我国防。或改编成团警，以卫地方。如此，方能消纳被裁之官兵。
……
我国为共和体制，苟不能刷新政治，则陈陈相因，毫无建树。试想诸先烈辈，碎头颅，裂肝胆，血飞红，骨暴白，所再造之锦锈河山，黯然无色，良堪悲痛。纵能刷新政治，而不尊崇道德，舍本逐末，虚伪成风。弃一己之精英，拾他人之糟粕，其结果必然不佳。春秋之杂霸，战国之浮夸，六朝之淫靡，五代之奸邪，此争彼夺，徒苦吾民，享祚不长，终归消灭，其往事也。然，有道德树之表、谆信明义，庶绩咸熙。德以保民，同登仁寿。德以化民，同履荡平。斯军民可以联欢，官民可以一体，教化可以大行，熙熙
，如登春台矣。孟子云：“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又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足徵道德一端，实可推行政治之实行耳。
我国自辛亥革命后，非不尊重立法，民国十二年，曹氏贿选成功，立法机关，名誉扫地。袁氏称帝，行政机关，秽德彰闻矣。均由无道德所致也。
倘有道德，举国上下，同心同德，政教日新，治臻上理，不特可奠民国于磐石之安，苞桑之固，并可称雄于世界。商书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诚哉是言。
（丙）经济问题（略）
经济问题与生活问题直接相关……
五、民生问题之解决（略）
六、人治与法治
何谓人治？根据为政在人之理论立基也，其大体则以人治为重心。
何谓法治？根据依法保障人权之理论而立基者也，其大体则以法治为重心。
自欧风东渐，政治潮流趋重法治。以为偏重人治，迷信一人，适为专横专制，政治黑暗之大原因。不如公立一法，以资信守。俾人人于自由，平等原则之内，于是立宪制宪之声，风动全球万国。中国自前清末叶，朝野上下即皇皇于立宪制度。民国改元，约法以立，国会召集，宪法草案，几经蹉跌而成全文。民法刑法，亦均有旧案，法制之规模备矣。人有醉心法治者，津津乐道，人所引领望治者，亦切冀法制盛轨，或可驾欧美而超日本。讵料法已多矣，依然盗匪横行，疮痍满目，国家乱而不治。何也？岂真如西人所云，欧洲宜立宪，美洲宜共和，亚洲宜专制，中国人民不适宜法治裁？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纵有善法，必要有善人，而后能见诸实事哉。现就此问题分而述之：
（一）有治人无治法
就形式而言，国家之组织，与人民一切权利义务以及种种自由，大皆可以法文明白规定，俾人人工作于法律范围之中，所谓法律之下万人平等。然精神上之实际作用，原不在法律之条文而在其运用。
且看历史事实，周官周礼一也。何以周公制之则安周室平天下，王莽用之，反以篡汉室乱天下，足见在人而不在法。故先儒谓有关睢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周礼，诚为确论。且不说汉后之王莽，而夏桀之世，夏礼犹存也。殷纣之世，殷礼犹存也。幽厉之世，周礼犹存也。何以禹汤周公成郅治，纣桀幽厉酿成大乱。可见守礼者人。故治，是人治，非由法治也。不守礼者亦人，故乱，由人乱，非是法乱也。此不独中国政治史的表征如是，即西人号称法治之国家，亦莫不皆然。
考之立宪政治史，有成文法有不成文法。前者，属欧陆诸国。后者，属英吉利。然，不成文法，何以英人独行而治，而大陆诸国不能效英人之治而治？则因大陆诸国之国民性，与英吉利之国民性大不同耳。亦足见治与不治视乎人，法与法无一定也。且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之宪法亦是成文法，且甚为完备，何以不如德法两国之富强。南美诸国之共和，亦均有成文法，何以不如北美合众国之兴盛。由此可证，一国之盛衰兴废，全关系当国人物之善良与否，并非其法律条文美备与否。试问，若以谦让未遑之华盛顿，移作法兰西革命之元首，则终身总统制，从何发生？若以野心勃勃之拿破仑，移作北美合众国第一届总统，则第三次辞不候选之惯例，从何兴起？反复对照，谈法治者，应知治本。
昔哀公问政，孔子告之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由此亦可见，归本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实确定古今中外政治之公例。可以“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
（二）有治人自有治法
人可以制法、行法、守法，又可以坏法、犯法、乱法。漫说古人之成法，外国之法文，可以抄袭假借，即凡国家社会，一切之伟大创举高尚事业，莫不由其伟大人格高尚理想，发以辅相裁成之。
《易经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是宫室栋宇之法，由圣人所创有也。古之葬者，百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是棺椁丧葬之法、亦由圣人所创有也。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是治百官察万民之书契法，亦由圣人所创有也。
由此可知，一切法制，无圣人莫能创有，因又有历史昭然之陈迹也。况乎法是死物，在人治用。有其人则当因者因，当革者革。师其意，不必师其迹．唐虞禅让，汤武征诛，因革不同，其治国安民一也。尧舜传贤，禹则传子，亦因革不同，其治国安民一也。岂假僧古人成法哉。
或谓，有治人，自有治法，固矣。其如圣人，不常见何？故不如言法治者较有根据也。然，要知国家有何等人才，即有何等治法。创制显庸之大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自有其经天纬地过化存神之治法。而循循礼让之善人君子，如成康文景，亦有其循规蹈矩休养生息之治法，固不得向桀纣要求保障人权，亦不得向盗跖要求合法自由也。
故孔子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总以有何等好人，然后施之国家社会，自有何等好治法。今人耳食皮相，第炫惑西人为法治国，而不知西人亦是人治，盖其一切政策，与其一切物质文明发皇，皆西人有恒之一念所流演，策励而出之者也。西人有恒心，故物质文明发达。“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有其人自有其治也，所以真正言治，根本在人。
《大学》教人修身，能修身之人，而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古今中外未之有也。故反复申言：格、致、诚、正、修。并断以修身为本。于治平章内，不立法律条文者，正以治人，必以学识才德为标准。治法可以随时变通而自创制，非圣贤不解法律条文也。
（三）有治法无治人 法，即等于空文
纵观历代开国之初，无不有一代致治典章，以资后人法守。无如夏礼虽备，杞不足徵。殷礼虽备，宋不足徵。千古如出一辙。
再看墨西哥之宪法宛在，而国人好乱，拘束无功。中华民国之约法谨严，而军阀擅权，反遭摈弃。漫说强制人的外表行为之法律，无真能实行之人，势必等于空文。即本诸人人天性同然之道德仁义的教训，苟无真能实行之人，亦不过流为口头禅语而已。例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真能躬行实践者有几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条目，而真能全体大用者有几人？秦汉以后，大道失传，每况愈下，所谓道德仁义，多半名存实亡，何况法制乎。
今人患中国无法，汲汲贩取泰西之法文，以削足而适履。吾则患中国无人，殷殷望治世之人才，以修己而安人。即如前清律法，非无明文也，因无人斟酌损益，实力奉行，故因循腐败，以致灭亡。
有人无法，法由人兴。有法无人，法由人灭。故法纵美备，人仍贪污。法纵详实，人仍诈伪。孔子云：“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正以有法无人，法为废物。故“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重人而不重法也。
（四）有治法无治人 法，反为作奸犯科之护符
法如一物，因人不同，解释不同，宽严不同，而其作用不同也。
如同一盗窃罪，初犯与累犯不同。同一杀人罪，谋杀与误杀不同。即同一谋杀罪，律师甲可引某条文加重，律师乙可引某条文减轻。以罚款论，甲警可罚以一元，乙警可罚以十元。以此类推，法既可以活用，人自可以逃法枉法。若徒有法，而无廉明执法行法之人，则老实者必受烦苛。狡猾者逍遥法外。不仅如此，且可借法文为护符以诈他人。
前清之讼师，民国以来之律师，舞文弄墨，兴风作浪，靠唆讼诈财鱼肉乡民。大者权奸盗窃国柄，军阀肆虐殃民，假国法为强国之工具。袁世凯借口于国民当兵纳税之义务，行个人聚敛财富之阴谋，是依法治国耶？！
老子云：“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西人有言：法律是保护恶人之工具。推而言之：一切法度，莫不如是。如君臣之分，国家之一种法制也。而桀纣幽厉，反假之以屠戮忠良。仁义之施，政治当然之法则也，而齐恒、晋文乃假之以图谋强霸。至于王莽之假周公，曹操之假文王，不特假其法，且并其人而假之，则更有何法之可言。今之以旧礼教为杀人凶器，欲一举而破弃之者，亦因见历来专制恶魔，假礼教以自用自专之护符，故激而出此。岂知舍古礼而言今法，齐失而楚未得，结果或更多流弊。究其根本，皆是有法无人，故小人得而假借之利用之也。
（五）人为主体 法为作用
重人而不重法，必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诸大圣人当国而后可。盖此诸大圣人，贯通天地人，具备智仁勇，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量，无不与天地人物息息相通，故能参天地而赞化育。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无所谓成法也。然，其言即为天下万世之法言，其行即为天下万世之法行，从心所欲不喻矩，无一不可师法也。等而下之，则非所论矣。秦汉以后，治少乱多，即人非而法亦不备也。若重法而不重人，除少数愚民可以愚弄强制外，任何国家社会，无一可治者。
欧洲大战之产生，民国以来之各种乱象，即口讲法律而人为鬼蜮也。故国家政治作用，不论何种国体，何种政体，亦无绝对的优劣。总要为政者，为贤明有德之人，然后因时制宜，因事立法。国家不劳而自治。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亦谓有治人，亦须有治法也。不过法由人立，人可因革损益法，必以治人为体，治法为用，方无轻重失序，无本末颠倒之流弊。且孟子《离娄》章论证，一则曰：“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再则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三则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四则曰：“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细绎其义，一则以人治，须谙乎治法。再则以治法，必本于治人。三则以真正治人，必依国性民情为治法。四则以非治人自无治法，无治法即非治人。近人有谓当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莫可奈何之叹。是徒见抄袭法治之滋乱，而不知大圣人自有经天纬地拨乱反正之大经纶。亦由圣人不出世，鱼目多混珠。故聪明自恃者，反谓圣人不若己也。然孔子为政三月而鲁国大治，及其去位，鲁复孱弱如故。足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明证。即如俄国之彼得一世执政，变法图治而致强盛。至尼古拉二世执政，改制立宪，而竟灭亡。岂不亦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确徵。
故可得一结论，有治人自有治法。与其邯郸学步，矜言法治，何如选贤与能，尊重法治。
（六）人有善恶 法无善恶
人类有史以来，有一事必有一法。例如火食兴，即沿用钻木取火之法。陶器兴，即沿用范土为器之法。故大而礼乐刑政，小而饮食衣服，莫不因时制宜，各有其当然之法守。或国家著为法令，或社会沿为习惯，有成文法，不成文法之区别，其足为法守则一也。
考其立法原本，无论何等法制，皆是利人群，维护社会之需要，固不得有是非善恶分别褒贬于其间。其所以积久弊生，或腐化或恶化者，非法之本质原来如此，都因行法之人或腐化或恶化，法乃随之而腐恶也。若人尽尧舜，则禅让之法，万世可行。人尽启贤，则世及之法，亦可万世可行。故孟子云：“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亦无所谓善，无所谓不善。而有启、有太甲、又有桀纣、以致世及之迹同，世及之实异。况乎同一刑法，皋陶作士，则足以明刑弼教，刑期无刑。桀纣肆虐，乃借此焚炙忠良、残民以逞。同一官制，周公为相，则足以位置贤能，安辑周室。幽励当国，乃反以宠容谗谄，复灭宗周。
遍观中外古今历史，立法皆为求治。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可言。而从古及今，由中推外，人类莫不有智愚贤不肖，君子小人之分途。故国家之治乱兴衰，社会之隆污升降，完全在人而不在法。所以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近代政治学家，分析国体与政体，有国体共和而政体专制者，拿破仑时代之法兰西是也。有国体君主而政体立宪者，为宪政鼻祖英吉利是也。故一部分学者谓，国体无绝对的是非，政体则以立宪为优美。岂知政体亦无绝对的优劣，悉因人而分高下。盖德意志有宪法，中华民国亦有约法，何以治乱不同。（论君主立宪，则德为先进论。共和立宪，则德犹后起。）意大利有宪法，土耳其亦有宪法，何以强弱互异？皆因所同者法，所不同者人耳。故“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此之谓也。再以浅显易明之婚姻制度而言，有专制婚姻，有自由婚姻。然专制制度下，有夫妻不和者，亦有夫妻好合者。有家庭黑暗者，亦有宜尔室家者。自由婚姻制度下，夫妻亦有好与不好者。诸如此等，总而言之，还是人的关系。
故中国圣贤言治，重人而不重法。
（七）法恶，人善法亦善 法善，人恶法亦恶
法无善恶，因人而分善恶。
故为政者果系善人，天下无恶法。为政者若系恶人，天下无善法。
例如，杀伐与仁让的比较，杀伐为恶法。然舜放四凶，禹征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孔子诛少正卯，或以拨乱反正，或以除暴安良，遂成顺天应人，治世宜民之大业。故古之诸大圣人，其出谋发虑，仁让固所以爱人，杀伐亦所以成人，“惟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若暴戾恣睢之桀纣秦政，敢于杀人以逞，则真为万恶之残贼矣。
又以慈悲与残忍比较，则慈悲为善法，而宋襄公之不重伤，二擒二毛，致战败受创，而几乎亡国。梁武帝之斋僧供佛，面代牺牲，卒饿死台城，反以酿乱。此岂慈悲之反恶于残忍哉？则以宋襄公、梁武帝一流人物，乃假道德假仁义耳。其言其行无非欺世愚人。质而言之，此种小人，纵有时假借慈悲，亦仍是私心作用，到头不免身败名裂。而道德仁义慈悲之善法，反为小人蒙迂阔无用之垢，空疏寡效之议。所以孔子曰：“恶以是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
夫德本善法，而乡愿乱之。信本善法，而利口乱之。义本善法，而佞人乱之。仁义慈悲本善法，而宋襄公、梁武帝之流乱之。
由此可见，法恶，人善，法亦善。法善，人恶，法亦恶。法，需由人善处也。
（八）万法由人兴 万法由人灭
立法行法者人，奉法守法者人，毁法乱法者亦人，法不能离开人而存在也。
是以古之伏羲氏，“仰观天，俯察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由是卦象之法兴。伏羲氏没，神农氏作，教天下稼穑之法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治天下之法兴。推而至于佃渔杵臼舟车弧矢之属，以及近代声光化电机械技巧之类，凡足以利济人群，幸人类幸福诸法制，无不由人所创造，所兴起。亦无不由人所利用，所流传。
以形上之道言，儒家一贯之法，孟子以后无传人；佛家心印之法，六祖以后无传人；道家薪传之法，邱祖以后无传人。因无载道之人，大道从而晦隐。中华文明之退化，其所由来久矣。即如希腊哲学，何以沉晦于中古，而光明于文艺复兴以后，近代乃有人认识。而佛教大乘，不传于印度而传于震旦。耶稣救主，不信于犹太，而信于欧土。亦以印度犹太，无认识佛与耶稣之人。震旦欧土，有认识佛与耶稣之人。以形下之器而言，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何以不传于后世，因无人研究也。声光化电之术，何以不兴自中国，亦因无人用力发明也。国家政治法律之作用，社会文明风化之传布，亦犹是耳。
司巴达（原翻译如此──编者）雅典盛大之文明，由司巴达雅典人自兴之，亦由司巴达雅典人自灭之。中国唐虞三代，盛大之治化，由中国人自兴之，亦由中国人自灭之。有禹汤文武周公，而礼乐教化大行。有桀纣幽厉，而礼乐教化崩坏。故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徵。我观殷道，宋不足徵。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均足证无人则无法，徒法不能行。即有人立法，而后起之人不能继承光大，其法必反滋弊害，以至毁灭。所以辟雍钟鼓，重在作人。周公吐握，急于得人。而近世教育家，政治家，亦知教育培养人才，为国家根本。又就谓人治是中国的古训，便可随便抹煞。法治，是西洋名词，竟自贸然信奉耶？
（九）大同世界必定先有治人后有治法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试问，大道何以行？还是人能弘道。天下何以公？还是人秉公心。有大公则天之尧，而后能让舜。有重华协帝之舜，而后能让禹。亦惟有玄德升闻之舜，而后能受尧之禅。有不矜不伐之禹，而后能受舜之禅。故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有志焉，而未之能逮也。”又曰：“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明于其义，达于其利，而后能为之。”已明揭示，要有大同人才，而后能开公天下之大同世界。
大同世界之治法，简单明了，“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已。而选贤与能，仍是治法之中，首重治人。讲信修睦，乃于治人之下，行好治法，其风声所播，人人乐从。“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岂非全民政治之极则。“男有分，女有”。男女天然平等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劳资安然合作也。“是故，谋闭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则一切法令禁令皆归无用矣。而其根本全在于兴三代之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之人也。
七、天下为公的实行
世界到了大同的时候，人人以良心作主。确认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满存相亲相爱的仁慈，毫无自私自利的野心，即是天下为公。
如何达到天下为公那样的境界呢？即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八个字，便将治国平天下，造大同的政治学问，满盘包括了。
现分别述之：
（一）选贤与能
办事需人，故说为政在人。
现讲法治者多说，只要治平考虑得周到完美，天下便可治平，人才犹在其次。譬如一部机器，只要机件配备完善，任何一个会作用机器者，都能驾驭。试问，假如有人懂得如何利用机器，达到他自私的目的或者害人的目的，这机器岂不成了害人的工具？又譬如，同是一把刀，法官拿去杀恶人，盗匪拿去杀善人，就看拿刀的人如何使用。又譬如，当律师者，根据法律条文替人辩护，各有理由。替原告说原告有理，替被告说被告有理。一件讼事，数十年不能解决。原告被告两败俱伤。律师从中取利。可见法律要紧，而人才问题更要紧，所以说，“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因而必须选贤与能。
贤者，是何等样人？能者，又是何等样人？
先讲贤者。贤者，乃是躬行孝弟之人，必要孝道弟道完全尽到，真正成为国人模范。做到格致诚正，身修家齐的，才称得上为贤者。如果真正选得如此贤者，开诚布公，德政所孚，必然近者悦远者来，天下大治。犹如孔子为鲁司冠，三月而鲁大治一般，这是贤者在位，立刻生效的明证。
至于能者，其人品在贤者之下。必须有贤者之管束，其所作所为，方能利国利民。古人说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亦是乱世之奸雄。可见能者，以才能为主。如有贤者管束，便成治世的能臣。否则，便行奸弄巧，妄自尊大，无恶不作。有的能者，虽无行奸弄巧的坏心，但躬行孝弟之功比不上贤者。但具有农工商等某种技能，亦在能者之列。但其胸襟、心量、及心性自修的功夫均不如贤者。因为贤者即是儒家所谓的君子。君子不器，却可统辖治平之大成。此即贤和能的大略区别。
再说选和与。
选贤的方法，古今来颇有几种。如尧的选舜，是我们中国真正天下为公的选贤办法。考试，是一种选才的方法。现今投票效法西方。选法虽多，其原则总不外由道德智慧高者中选，方能选得真正人才。所谓英雄识英雄，圣者知圣者。譬如初学加减法的人，叫他去考代数必不可能。反之，则毫不费力。选贤的方法，按此行事，决不至误事。所以，真正选贤不但被选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智慧，即是选者，亦必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学问，上合天道，下顺人情，方能圆满。所以，选字含有推崇的意味，而不是用金钱或欺骗的手段来达到被选的目的。其选字的分量极其重要。
与能二字，有给与、许与能者的含意。即有提拔和奖励的意义，故此与能之权必须握在贤者手中。以贤者的目光决定与之或去之。且又要因人而宜，因才器使，大公无私。不但天下无废弃之才，且人人争先恐后，勇猛直前，向道德与人格方面迈进了。
所以，必先选贤而后方可与能。如所选不贤，便不能够与能。譬如曹操的才能，原可大用，可惜无贤者驾驭奖励使用，便流为乱世奸雄。西方物质文明发达，是其奖励专门技艺之结果。故而与字亦极为重要。
这等贤能的人才，有在现今学校里造就的，但亦不完全在学校里造就的。因无论公私处事，第一在通达天理人情。其技艺人才亦有自成一家的。所以不能专以资格、出身用人。否则，真人才必被埋没。故取用人才需大注意也。
（二）讲信修睦
讲信，凡想立一法以行于世者，必先做出确定可靠的信用，使民众乐从不怠。从前商鞅变法，行用徙木的告令，以取民信。信用一孚，推行才能便利。试想商鞅行一部苛法，尚须先取民信，何况想造大同世界。所以孔子云。“兵食可去，信不可去。”又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请看近年来登上政治舞台的人，其未上台前，多说许多为国为民的漂亮话，可惜说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说的是爱国爱民，做的是祸国殃民。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杀盗邪淫。言行不一，信用扫地。无论说得如何好听，结果终归失败。所以施政的要领，第一须讲信用。
讲信须彻底。若光凭一点小惠，用一点假仁，如王莽谦恭下士，始而诵功德者固多，终而骂臭名者更众。所以，讲信须彻底。必要从大慈大悲仁念里发出来的信，加以大智大勇的实行，方能彻底。
然，信字并不易做。如尾生抱桥而死，则是一种愚信。宋襄待渡而击，是一种愚仁。有施政者，自以为是信，行之于民，反为大害。此类事极多。
所以，信字要讲，讲明信之所以然，要如何信法，才能使民众奉行，有利无弊，享太平之幸福。
再讲修睦。今社会现象所以扰乱，就因各业双方不睦之故。父子不睦，则父子相夷。兄弟不睦，则兄弟相争。夫妇不睦，则夫妇反目。朋友上下、家国天下不睦，则朋友上下、家国天下都因此纷纷乱乱，毫无秩序矣。现今之劳资不睦、军民不睦等，皆因不平则鸣而起，造成混乱的局面。要想世界太平，必须修睦。如何修法？
将所有不平等障碍，以和平方法化解之。使大众和和气气、快乐万千，才是睦的究竟。
化解不睦的办法，重在一个修字。修睦之修字，是物旧重修的意思。并不是以硬功夫，暴力手段来扫除的。况且要想和睦，必须双方同意，硬打如何能修。古之先哲对于求睦的办法下一修字，就含有德政在内，德政就是实行孝弟之政。前说贤者即是躬行孝弟之人。如果选得贤者在位，就是君相师儒合一。所行德风德草，上行下效。自然人人向化，个个孝弟，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岂不是大同极乐世界。
有人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区区八个字就算是办大同的政治，未免说之轻易。其实，此八个字确是大同政治的纲领，历千古而不变。无论政体如何变化，社会如何改革，离开此八个字，决不能成事。
要知道，选字里含有可变化的条例，与字里含有可活用的方法。讲信的讲字，修睦的修字，都要看贤者的学问如何，时势如何、民情如何、随机变化。大同政治的纲领原则，是由“大道之行也”里面生出来的。大道不行，满盘都是假的。大道果行，遇何事应出何种条件，到何时应定何种方针。譬如医生诊病，开方用药，必须对症而施。呆方治病是庸医的办法，刻舟求剑是古来的笑话。大同事业，安能如此。
不过此等纲领原则，惟贤者方能应用。因为贤者是躬行孝弟之人，对于自己本身，先下过格致诚正的功夫。说不贪财真不贪财。说不好色真不好色。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能办家国天下的大事也。
八、大同指南
国家政治作用，古先圣先贤言之详矣。如大学修齐治平之说，即治国平天下之大纲领。虽世界日进文明，而衣食住行之人道常经，则古今如出一辙。不过时至今日，风尚不同，治道亦不得不因时而变通。今将大同人道主义略述如下：
（甲）三人必要
一要人之生活，二要人之名利，三要人之道德。
社会上只有把这三等人，安置好了，天下太平矣。人之生活，人之名利，人之道德，乃人之常情耳。生活若无着落则万恶丛生。故为政者，第一要为人谋生活，使之各有职业。生活问题解决以后，再谋保全人之名利。人有名利可求，即有发奋心、自强心。有了名利后，自然乐意为善。第三再勉人以道德，三者缺一不可。若如此实行，三者合为一体，天下安得不太平。
一、人之生活
为人民谋生活者，非如欧洲列强侵略他人土地，行我殖民政策之谓也。亦非如慈善家放赈施济之谓也。必也“惠而不费”，“心事皆善”，方能有利无弊。故必须解决现今失业游民之工作生活问题，故必须设想国利民富，两受其益的解决办法。如开荒、修铁路、办工厂等等，此即《中庸》“子庶民”之遗意，只在当其任者善用而指导耳。
至于放赈施济等事，只可行于凶年，饥寒危难之时。不然，愚民不知自爱，反依之不劳而食。惰其四肢，爱之适足以害之。故为民谋生活，总要为其指一条劳动生活之路方可。
二、人之名利
人既能安居乐业，再以名利奖励之。对于特别技能及工艺，给予奖励。如此，对国家社会自身均有好处。谁不愿奋发兴起，共趋乐利之坦途。此乃《中庸》“来百工”之遗意，倘因时利导而变通之。坐收事半功倍之效，决非难事也。
三、人之道德
古人有云：“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衣食既足，倘无道德以范围其心性，则放僻邪侈之心最易发生。非入于恶化，即流于腐化。况名利之心用于建功立业，则此心最为可取。倘如太过，溺于名缰利锁之中，此心又最危险。欲于无形中预防此弊，舍道德训练，别无第二法门。故必人人皆学道德，明道德，行道德，不致为名利心所陷害。人民程度如此，则真贞以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不期而成。
（乙）三权必要
一、士农工商各有自由权
二、国家为政有公理权
三、中外人民有平等权
权之本义，原系有形之物，即秤锤也。凡欲知物之轻重，非有权在衡推移而使之平不可。若失此权，则物之轻重不得而知。且秤有长短之分，权有大小之别。各秤各有其权，倘大秤行使小秤之权，小秤行使大秤之权，以此衡物，则或轻或重，混乱而不可捉摸。在人事上假借秤之权来用，即无形之权也。凡天下事欲处理得当，各得其平，非有此无形之权不可。世界人类，职业不同，贵贱各异，而天赋人权，各有不同。亦犹秤有长短之分，权有大小之别也。各处各事，各人自主，即各人有各人无形之权，决不容彼此相混。倘自失其权，或侵夺他人之权，何异举无数大秤小秤之权而乱用之乎。今世之权限不明，争夺相尚。人事焉得不乱。必须士农工商，各得自由，各尽各职，各不相犯，方能相安无事，使内乱平，而国本立。
（一）先说士农工商自由权
人欲自由必要有权。权为自由之生产地，又为自由之保障物，非有势力之谓也。
士之职权甚广。首须立志求学，发奋自雄。尤须量其才力，顺其天性之所长，务期成一有用之器，然后方能自由。（若不守本分，放旷浪荡，不自量力，受人愚弄，往往有牺牲性命者，何自由可谈。）
农之职权在勤耕，深耕易耨，竭力稼穑，犹贵节俭持家，量入为出，博得丰衣足食，始能自由。（倘惰农自安，田野荒芜，必至饥寒交迫，流为饿莩，何能自由。）
工之职权在制造，运智竭力，出品务求精美，犹必敬其事而忠于人。（若器不求精，事不求美。只图骗人钱财，若要价太高，不能持平，终不为人用，亦无自由。）
商之职权在贸易。懋迁有无以利用。生财兴利以裕国。再能货真价实，保全信义，即可自由。（商者，心口相商也。不要有损良心，若专以利为重，不顾损人利己，或垄断居奇，或逞奸饰诈，纵能获利一时，而悖出悖入，终必贻祸后日，结果不能自由。）
由以上可见，士农工商职权虽殊，权衡则一。职权有忠道意，所谓凡事反求诸己也。权衡有恕道意，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职权谋个人之自由，权衡保公共之自由，士农工商各界，均是相辅而成，缺一不可，必须互相依赖，互相保障，方能互相自由，并可增加个人自由。
（二）国家为政有公理权
国家者，人民公共大团体也。政府者，团体中办事之机关也。而为政所赅虽广，究不外士农工商之事。故政者，正也，所以正其不正也。所以纠正四界中不尽职权，不用权衡，既不能自享自由，又妨碍他人之自由者也。公理者，即上合天道，下洽人情，大公至正，至公无私，又为全国人民所公认之法律也。士农工商各界人民均不能遗此法律而失己身之自由。或者政府可实行其职权，用法律科以相当之罪罚。但政府办事之人，必为人民之表率。凡事正人先正己，不可循情偏私，失了权衡，使人民不自由。此国家为政，不得不有公理权也。
（三）中外人民有平等权
人道主义不仅宜于中国，全球万国皆宜行也。（下略）
（丙）三德必要
男子要有君子德
女子要有淑女德
人民要有亲爱德
德者，得也。得其上天所降之衷也。即是天地之元气，人身之贞良心也。故人要守住良心，方得修德而得道。故曰：”苟无至德，至道不凝。“何为至道？人道是也。三才之中人为贵，天地万物皆是为人而生，故人道为至道。
（一）男子要有君子德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男子既秉乾元之气以生，当有刚正之志气，清白自矢。一切妖淫狐媚之邪行，均不得染。男女交际一循乎礼。即使在暗室之中，亦如在青天白日之下，有如此人格，乃为君子之德也。
（二）女子要有淑女德
重男轻女并非人道，今则妇女解放，务要自爱自重，对于男子，宜举止大方，不可滥用爱情，当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否则，一时失足，终身遗憾，悔之晚矣。
（三）人民要有亲爱德
人类居天地之中，以天地为衣胞，称为同胞。同是一元而来也，同是一道所化也，本应相亲相爱，释迦之博爱为怀，至圣之爱众亲仁，孟子之亲亲仁民，耶稣之爱人如己，均是要人类相与亲爱也。为政之人，将三德完备，以身作则，表率于上，人民效法于下，仁让风成，雍雍穆穆，熙熙
，即是大同世界。真正人道主义即大同指南也。
九、自由新义
西人有言：不自由，毋宁死。骤然听来，此话未免太过，细思其意，实有至理。
盖天地人为三才，即如有形之天地虽大，还是块然一物，惟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实足以参赞天地，支配万物，本来快乐无边，逍遥自在。
然，西人又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假汝之名以行。言下感慨万千。何也？盖真正自由与放僻邪侈，无所不为有别。若以放纵为自由，则陷于罪恶丛中，自由美名糟蹋尽矣。故真正爱好自由者以为：第一，将自由放于法律之中，不可自由于法律之外；第二，个人自由当以尊重他人自由为前提。此两种说法虽有见地，仍有失偏颇，今吾将自由新义简述如下：
第一，欲得真正自由要讲礼让，不要全靠法律。
盖法律犹是惹是非之具，易起争端。若讲礼让，一朝礼让成风，天下人真可自由自在。比如乘车时，遇有蛮横多占席位者，与其讲法律恐未必奏效。如以礼相待，说几句客气话，也许就能解决问题。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故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如此处世岂不更好。此自由之第一新义也。
第二，欲得真正自由，要反求诸己，不以他人为界
凡事欲考其善与不善，于己取之而已矣。比如，欲打人者，需想人欲打我如何？欲骗人者，要想人来骗我如何？有谚语云：”牢里坐是英雄汉，河里淹死会水人。其结果如同自杀。或有侥幸一时偶占上风者，殊不知螳螂扑蝉，黄雀在后。断无任何一人自由横行之事，惟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例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于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诸如此者，完全以自己为法则，为仪型，则可远怨，自由推行。此之谓忠恕之道，又谓之
矩之道。即常言，将心比心之义。不他责而自责，不求人而求己。则大之断无争夺城池，杀人灭种之祸。小之为无争权夺利尔诈我虞之忧。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昔子贡问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自由之第二新义也。
至此，或以为并无新义，无非是中国之旧学说而己，要知所谓新旧，并无标准。西方之学说只知限制人之行为，而不知感化人之心性。皆系肤浅之见，枝节之谈。而礼让忠恕之道，实乃天下之达道。一人可由，人人可由。一方可由，万方可由。一时可由，万世可由。故曰：“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今全球鼎沸，社会黑暗已极。举先圣先贤，扶植人类自由幸福之大经大本，如埋没在万丈深坑，全然没人知道，没人提起，没人信奉，以致中华民国及全世界人类之命运愈趋愈下。我们今日重新研究起来，实行起来，正如明珠出海、宝藏兴山、光明大地、使争夺相杀之黑暗世界转为文明大同，造成光天化日之自由极乐世界。故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