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理学夫子极讲究修身，如程、朱夫子的言行丝毫不苟，作读书人之模范，其有益于世道人心之处也不在少。然谓程、朱之学即可能尽儒家之道则相去尚远。且以其解释经义证之，儒道以《大学》为宗，程子系之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朱子以此篇冠《大学》之首，意若谓《大学》一书，已经程子品题不错，世人可因程子之言来读《大学》，于表彰大学之中，顺带表彰程子，其用意未必不善。但将程子之言一加思索，则《大学》不但未得程子品题之利益，反被程子诬枉不少。
请看，程子称孔子为“孔氏”。以礼言，极为不妥。古人皆以“子”为尊称，其称“氏”者，则在寻常轻微之列，“孔氏”二字与“姓孔的”三字相当。此岂程子口中所应出？
《大学》本内圣外王全体大用之学，仅谓“初学入德之门”，未免过于轻视。《论语》、《孟子》与《大学》，原自一贯，苟能实行体验自知其息息相通，能识《大学》为切要者，亦必能识《论》、《孟》为切要。稍有歧视，则两者失之。谓《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而以《论》、《孟》次之，是不啻谓论、孟尚不足为初学入德之门，其书即令存之亦无足贵矣。如此抑扬，岂不失当。不惟显其不识《论》、《孟》，并适以反证其不识《大学》。至谓“学者”，“庶乎不差”，其语病尤大。“不差”是“仅可”、“未善”之辞；“庶乎”是将然、或然而未敢断定之辞。夫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境地固自无限，若是明师指教，实践《大学》之功，其造诣可臻于无上之域。今依程子之言，则学《大学》者，不过能得一“仅可”、“未善”之程度，而此程度尚在未敢断定之中。如此说来，此《大学》有何用处？由此可见，程子于《大学》究竟是否真正重视，令人生疑。程子以《大学》可传者，在以其有次第，及自己改篡大学则又将次第推翻。此与残害其书之生命，消灭其书存留之价值何异。《大学》一书经程子改篡后，面目全非。其精神之不存更不待言。第推程子之心理，既视《大学》原书不如己之改本，则亦未尝不视孔子及其门人为不如己也。
朱子专尊程子，故于“程子”之上加一“子”以示特别尊崇。而因有此“子程子”三字一衬，愈见“孔氏”二字无光彩、无分量。
朱子既如此尊崇程子，则其对于《大学》之所见，应当处处与程子相同，却不然，程子已改篡之《大学》，朱子又重新改篡一遍，且其相互抵触之处甚多。朱子开首注：“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此“大人之学”四字姑且不论其恰当与否，其与程子之“初学之门”实相去甚远，何一面引程之言装璜门面，一面又反其论点，究属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有意为之，是不仁也，无意为之是不智也。若有人发难问此，谅朱子亦不好自圆其说。
程、朱本皆是研究性理者，但其门路走错，未得明师传授真正大学心法，不知实践其功，将《大学》一书看作文章，故以文章之法加以改篡和注释，自己不以为非，积非成是，贻误至今。此《大学》之不幸，亦程、朱之不幸。迨后，朱子改本《大学》推行于世，世人只知有朱注《大学》，不知其为谬误之流传。即有知《大学》原本者，亦只知其为讲性理之文字，而不知其为圣门传授心法，与实地用功之课程，未于重视，是以大学之道失传。故而不能成就一个真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才。演至近代，学术愈陋，治术亦因之愈卑，民贫国弱，无法救济，遂降服于法制文明、物质竞争主义之下矣。
近数十年来，自命识时务者，主张变法，兴办学堂。虽有读经一科，然对于经义莫名其妙。如此办学仍不能造就真正人才。青年血气未定，根基不立，易染不良习气。若不亟谋改正，恐非国家之福。人皆以为我迂腐。迄今，则不惟大学之道不讲，并大学之书亦废而不读。近年来，一切模仿外国，惟恐不肖。结果未图国家富强反增国家内乱。不幸被我言中。
此时，信仰旧文化者，归咎于新派之冒失；而主张新文化者则归咎于人民程度太低。并谓论常礼教未能排除尽净，为改造之一大障碍。旧人物虽看出新派不能救国救民，而自己因未得大学真传，对旧的办法并无把握。于是，消极退让或袖手旁观，其有良心者空自感叹；醉心利禄者捡些新名词表示谙练，以周旋于新派之中或可找一条做官发财之捷径。而新人物多不读旧书，更不知有大学心法修齐治平一贯之道。故对于旧文化可以救国救民之说不予相信，而自己之主张其恶果已然暴露，也不愿认过。不得不凭藉潮流，巧为文饰。遇有机会，索性哄闹一番，以图侥幸。于是，错上加错。致使国无净土，民不聊生。推其原因，皆因儒道失传，文化晦塞。而误解经义，改篡经文之理学夫子当有难以推卸的责任。
───《归元自在》
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故所制定之礼制，多有不近人情之处。如对女子之“七出”之条，以“无子”、“恶疾”为罪状。此岂是女子所甘愿？此条必是一般腐儒，因本身不能行道，更不能行于妻子，好事者为抑阴扶阳而捏造之条款，故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说。试看历史上有文无行之伪儒，如蔡伯喈之流，咬言文嚼字，名震一时，考其素行，反不如其妻赵五娘有节尽孝。其时，重男轻女颠倒是非，酿成社会种种黑暗。需知天道好还，物极必反。近年来，所以有男女平权、平等之运动，虽事实上不尽合乎中，然亦阴阳互相为用之定恒也。
───《元经解释》
前清科甲时代，以朱注为正宗。读书人作文，越乎朱注之外，不能得功名。又称周、程、张、朱为儒门四大功臣入祀孔庙。其实相隔太远。我非品评古人，不过大道要昌明于世，以大道之公平说法，不得不将前后古今之学术加以正当权衡。 我家乃世代理学。吾初次讲道，家兄亦以为与朱注不合。不过我之所知，乃由明心见性经验阅历而得，非捕风捉影之谈。初办学社时，诸弟子要我讲《大学》、《中庸》，我将二书略为翻阅，见二书开首均冠以“子程子曰”，足见朱子尊师之意。以观下文，程子则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而朱子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二人之说先后矛盾。朱子宗程子。其实，明是相成，而实相反。师生不能一贯。
孔门弟子忠厚莫如曾子，聪明莫如子贡，孔子传曾子，只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一声唯而得道。何谓一贯？师生一气。传子贡则不然，先试之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旋觉悟曰“非欤。”孔子曰：“非也，吾道一以贯之。”学道不得一贯，不能成道。不尊师重道不能得一贯，尤宜自贵自信。
───《天津说法草案》
论来说法不易，故佛云：不可说，不可说……道更不好说。说得出者皆是比体。讲经谈法都是一样。佛以前也有人讲经说法，佛以后也有人讲经说法，何以至今独尊释迦佛？释迦佛能讲能行也。我常说行不到者我不说。而今道门千万，究竟何为真道？茫然不知。佛门弟子多在讲经念佛。但仅讲念而已。经者，前人之糟粕。佛者，已非真佛。佛之真旨本不可说于不可说之中而说之，集为经品，今人又翻译之，则成糟粕中之糟粕。讲经念佛者明是尊佛，实是欺佛。皆误会佛之真旨。如云念经吃素方可成佛。而后世出个济颠，大开五荤。“酒肉穿肠过，佛在当中坐。”乃是打破形式吃素之流弊也。说佛是规矩自守，又出生达摩祖师教人打拳舞棍，即今少林之祖师也。由此可知，佛并非静坐孤修吃素念经而已。济颠、达摩是为打破学佛者之执着形相也。近人学佛说佛高超，空诸一切，不知佛是真空不空。学佛人自落顽空，不尽人事，学成懒惰，非佛误人，实背佛而行以致自误也。
儒道本讲日用论常，孟子而后，无人彻底明白。程、朱夫子注解经书为后儒教中之泰斗，奉朱注为正解，乃于《诗经》多解为淫奔之词，可见儒经之浅显者尚讲不得，何况贞道。后世人云颜、曾、思、孟、周、程、朱、张为儒门中八大金刚，究竟是否真尊孔孟？尚值得探讨。
自来我不辟人。不过说法中无隐讳，拿来比较。方知解圣人之经是解其皮毛之皮毛。
子贡云：“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至圣当年周游列国，仆仆风尘，楚狂、荷蒉、晨门、丈人、长沮、桀溺，一般抱道自信之人不知至圣之学问，即七十二贤人中又有几人知孔子？如子路于夫子行为常有不悦之处。如佛 召，子欲往，子路不悦；子见南子，子路不悦。诚然，子路是出于爱师之心。不悦圣人之所为者不仅子路一人。孔子不辩，只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足见圣人之心固难测其博厚高明，即圣人之行，亲见者尚且不知，何况后人。故曰，儒为席上珍。其垂训经文非真明白贞道者断讲不明，例如《诗经》，孔子明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朱子为儒门中之表表者尚讲不明，犹解为淫奔之诗。可见圣人之道太大，真不容易讲得。且讲得儒，还要实行到了才成儒。
且说一故事：一日，二程夫子同赴宴，座有女乐。小程一见转身离去，大程尚谈笑自若。及归，小程引以为谏。大程曰：“我是目中有妓而心中无妓；汝是目中无妓，而心中有妓。”小程始悟，自愧弗如。弟兄同处同居尚不相知，何况后人，去圣弥远。
对圣人之经，在表者不过讲其文章；在里者不过讲其理趣，终离不了文字相。
忆吾少时，不愿读书，志在学仙，而吾师要吾学道。吾师云：“学道办事不要读书，因数千年来读圣人之书不明一字，不行一句，殃及国家，故有今日之乱。圣人之道重在躬行实践。形上形下，道器攸分。形下之器实行易，可以赡天下人之身家；形上之道实行难，可以全天下之性命。……”吾何以提此？见得圣人之经难讲，圣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空谈理想，我所重者亦在躬行实践。
今之著作家，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登台演说，口若悬河……我有何能，我是言行合一，说到做到。古人云：道，犹路也。天地人神共由之路。能说要能行也。
朱子补“格物致知”一章，说致知之学，在即物而穷其理。是以道作技艺观也。欧洲物质文明倒是由此而来，请问，道是何物：如此格法能否格得透彻？万教圣人尚不能穷，凭区区人心之灵以穷之，安能知至。莫怪乎杞人忧天也。程、朱讲穷理之学讲成物理去了，虽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从物质上去想可已。本来，形下之器不穷不精，形上之道纯是传授，非思想所能及。即丹经小法尚云：“任尔聪明过颜闵，不遇明师莫强猜。”何况真贞大道。
吾师曾云：儒教不用兵车，万国九洲都要溶化在内。凡入中国境内者，不问何教何种族，一尊儒教，便能统一。因儒家有教无类，能成大同世界。耶、回二教新旧不容，竞争不休，一教如此，何论国家。且看元人入主中原，恐不能统一，闻国人尊孔子，遂舍其本来，尊重孔子。其赞美孔子云：“先圣非孔子无以明，后圣非孔子无以法。”其尊孔如此。满清入关亦是如此。
然我之讲儒，非专指孔子。凡万教中之能说能行者皆是儒。
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者非君子儒所讲形上之道，乃小人儒所讲形下之器。今之声光电化一切技艺等学，皆从穷理而来，外国人穷究不已，器艺日精。然中国形上之道不可用穷究之穷来格物。则要如穷置之穷，无所用之之穷，格去不仁义之物，格去无廉无耻之物，真性方能显得出来。真性一现，率性而行即是道，凡事皆由性分中发，谓之人能弘道。
昔日佛游四门，见生老病苦而修道。入雪山三年，骨瘦如柴，不知何为道。忽于菩提树下一觉顿开，方知一切有为皆是幻，然三千大千世界俱在眼前，似幻非幻，似梦非梦。若至圣梦见周公，后人以为是真梦，不知此梦非凡梦，乃是虚玄觉。一到虚玄，真性发露即“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全知全能之圣人也，神人也。……
天地间有真即有假。即如“道”是天下之至尊，亦有“理”与人对待。讲道就怕入理障，一入理障即假了。表面观之，道学不如理学庄重。理学者作起事来如铜墙铁壁，直而无礼，水泼不进。说他好，就是行不得。说他不好，就是驳不动。故大道不明不行之时，理学即是道学。如程、朱夫子，人皆以为是孔孟嫡派，偏偏眼光与圣人不同，圣人说是青的，他说是黄的。此何以故？圣人是上洽天道下达人情，完完全全得大道之贞。而理学夫子全凭理想，以为圣人必是威严特立异乎常人。不知以此测圣人，去圣弥远。当年子路之不悦，也是堕入理障之故。无怪一般佛子说儒教在气数之中，未离六欲。不知理学与道学相隔天渊。圣人之道，不独佛门人不知，儒门中人亦不知，不是过了就是不及。圣人删诗是仁智，程、朱解诗是聪明人智。一个与道合贞；一个理想文章，与道相背。宋儒只知圣人之事而不知圣人之心，只知其理而不知其道。
吾说至此，何敢轻视宋儒，不过证明圣人与贤人，其不同之处而已。理学宋儒亦有功于专制国家，其政治庄重，吾不及也。
───《道一》
凡事谨小慎微，规规自守，如理学中之善人，若不明真道德，往往拘文牵义，强不知以为知，矫枉过正以为正，其流毒社会人群实深而且隐。例如程、朱夫子，理学中之佼佼者，其规矩准绳，实在难能可贵。然因不通无为，如升堂而未入室，我见未除，遂酿成洛蜀党争，朱、陆异同。难免曲阿其所好。又如陈仲子之廉，孟子评其为齐国之巨擘，而讥其为蚓而后充其操。亦正以其不通无为，不明大道，斤斤于执小以害大，矜名而遗实。此种人不可入尧舜之道仍与乡愿无所别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非不闻也，闻而不得其贞也。仅知其有为之外表，而不知其无为之包藏，闻与不闻无异也。其实，圣人之文原以载道，性与天道即藏于文中。若能心领神会如佛家六祖所谓口念心行即是转经。否则格格不入，口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此等学问乃书痴书愚之章句学，非性与天道之实学。其读书作文是一事，处世为人又是一事。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实地作事，处处糊涂。秦汉以后之书生误国大率如此。试举一例：某日，程子等数儒生聚会宴饮，正高兴时，人报司马温公死。苏轼当即提出共往吊唁，程子乃引《论语》中“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一语，反而用之，以为“哭，则不歌”，今“歌则不哭”，不赞成苏轼之提议。按当时情况，或许苏、程于温公交情各有厚薄，有愿往有不愿往者，遂拾圣人之言以为搪塞，并未思圣人之真意。由此可见其平日学问与事实，心口与言行多不相应符合，无怪理学辈出，不能救宋室之衰亡。王安石误用周礼也是此因。
───《无为心法》
国家之兴衰视文化之善恶，文化善，则国兴；文化恶，则国衰。此万古不磨之定义。今世界各国将因果报应、维系世道人心之文化完全取消，崇尚诲淫诲盗伤风败俗之文化，天下焉得不乱。如昨晚我看一戏，本是好戏，却演成风流调情。何以如此？皆因国家无有大知识学问之人为政，故文化衰落如此。
论文化实属不易，漫说近世之人不懂，即宋之程、朱，为理学中之表表，配享圣庙者，亦只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又如明之方孝儒，自以为尽忠建文，至死不变即是忠，而不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果永乐为国家人民，而方自己亦以国家人民为忠，焉能受（九族之外又加一族）十族之诛，死者八百余口。既不知消患未形，尽忠国家人民，徒尽心于懦弱无能之人，于国可谓不忠，于家则为不孝，不忠不孝即是国家之败类，各教中之罪人。后人犹称之为忠，真是“中庸不可能也”。如此之人可效仿乎？
───《戊寅法语》
